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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Benning；Georgia）执教。1943年9月，他被派到中国靠近桂林的一个地方，向中国的年轻军官传授战术，并教他们如何使用美国装备。彼得金通过三个翻译传授这些，因为没有一种中国方言能被中国所有的南方人听懂。当日军攻陷桂林后，他为自己在重庆的军事情报局（G…2）中找了一份工作，参与G…2计划和训练。当时包瑞德正在重庆组建延安观察组，他见到彼得金并请他担任〃迪克西使团〃的执行官。彼得金在使团工作到1945年7月，之后他回到美国并退役。
彼得金的继任者是伊万·D。伊顿（IvanD。Yeaton）上校，一位资深军官。伊顿上校在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后作为美国武官在莫斯科工作。当哈利·霍普金斯到莫斯科时，伊顿预言斯大林只能坚持90天。他于是建议美国不要全力对苏联进行援助。伊顿的错误预言导致他被召回华盛顿，在五角大楼任职，直到中缅印战区分裂，阿尔伯特·C。魏德迈（AlbertC。Wedemeyer）接替史迪威成为中国战区指挥官。魏德迈要求将伊顿调到他的总部，作为共产主义专家。伊顿6月份来到重庆，于7月接任〃迪克西使团〃团长，一直到次年4月被派往上海。他的执行官是美籍华人杨照辉（CliffordF。Young）上尉（后来升为少校），在他之后继任团长。与坚定的反共产主义的伊顿不同，杨上尉站在爱国立场上，对共产党人采取了客观态度，与其轻松相处。杨照辉于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任使团执行官，1946年4月至11月任使团团长。他离开后，詹姆斯·巴特勒（JamesButler）继任。巴特勒的继任者约翰·塞尔斯（JohnSells）上校最终结束了使团使命。
〃迪克西使团〃在其存在时期内，进行了有价值的工作。其职责和成员随时间改变而改变，尤其是在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指挥官后。一开始，使团奉命寻求与中国共产党人更进一步合作的途径。后来当与中共合作缺乏政治利益时，这一目标就让位于对中共的情报收集了。作为职责之一，使团收集天气信息，帮助援救坠落的美国飞机，并尽其所能地在前线的突破点上收集关于日本的军事政治得失的情报。使团成员还不时在中共军队的护送下，行进于日军封锁线后方，撰写关于军事和社会形势及医疗条件的报告。他们也分析中共面对国民党时微妙的政治地位。尽管战略情报局经常无法确定其适当的目标，它还是积极地影响着〃迪克西使团〃。
当国共之间内战升温时，〃迪克西使团〃帮助从国民党控制区运送共产党人到延安。使团也处理了陈纳德的情报官约翰·伯奇（JohnBirch）被杀后的余波。伯奇死后成为美国极右翼政治思想家的偶像。使团最终将从共产党处获取的信息传送到世界各地。到1947年2月，派至延安对国共进行调解的人员，及对使团成员的行为进行报道的个人，与〃迪克西使团〃打成一片。我们从包瑞德那里得知，他们不时表现得像礼貌的客人。有人给包瑞德捎带了一瓶威士忌，但这位造访者在指挥官还来不及品尝里面的东西时就不小心打碎了瓶子。这个飞行员抱歉地说下次飞行时他会再带一瓶来。包瑞德就像没听见似的尖刻地说：〃如果我有一支枪，我就毙了这个狗娘养的。〃
〃迪克西使团〃的住处在1944年至1946年成了很多新闻记者和造访延安的人的客栈。一些观察家来到延安，探寻毛的追随者们和国民党之间有无建立和睦关系的可能性。这类来访者中的特别人物包括了帕特里克·J。赫尔利（PatrickJ。Hurley），他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以及之后的美国驻华大使，都没能成功地使两方和解。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也在1946年为实现同一目标进行了毫无成果的努力。书写使团的历史时，人们首先会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与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访问，其次是马歇尔使命（MarshallMission）的失败联系起来。
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很多对延安有亲身经历的观察家建议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更近的联系，包括信息和物资的共享。这些人被传唤至国会，被指控对共产主义太软弱。这一事件标志着〃迪克西使命〃的终结。〃迪克西使团〃从成立之初就备受争议，在它解散后的许多年里仍然是被讨论的对象。
人们对〃迪克西使团〃的效率进行研究，但忽视了不同政治和军事特征对使团的日常行动及其与中共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事实上，不同领导人及其下属的不同个性塑造了使团的特征及其与中共的关系，正如华盛顿对重庆政权采取的逐步强硬的政策一样。领导人及其下属以不同方式回忆经历的事件。他们对使团对于抗战或日本投降后不确定的和平所具有的潜在或实质的重要影响，都持有不同观点。如果我们想完全理解〃迪克西使团〃作为二战时期的一个重要事件的重要意义所在，他们的回忆和观察都是至关重要的。
引言（3）
本书探讨了〃迪克西使团〃成立的原因，它为既定使命所做的努力，以及从使团的存在所引发的辩论中探寻其成就。对使团的评价有几个时代的观点：50年前的、战争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的。共产党人和美国人的观点都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国民党几乎一直反对这一使团，但他们可能是故事中惟一贯穿始终的线索。正如史蒂芬·M。哥尔德斯汀（StevenM。Goldstein）所认为的，在〃迪克西使团〃存在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对与美国和睦相处的愿望并不是中共误导华盛顿的一项策略，也不是其要求无条件地与罗斯福政权建立联系。它更是预见美苏会在全球范围内合作所做的真诚的反应。
在延安观察组建立的50年后，它仍然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其中一件事就是，近些年来，中国人以一种近乎怀旧的情绪来回忆使团，就像我所采访的大部分使团成员一样。在1978年和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邀请〃迪克西使团〃成员及其眷属回访中国，给予其红地毯的礼遇。1991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邀请我访问延安，参观〃迪克西使团〃驻地和飞机跑道、修复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博物馆和其他历史遗迹。在我看来，中国正努力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二战时期中美之间的合作精神上。在他们看来，〃迪克西使团〃显示了他们是愿意与美国官方团体和睦相处的。中国人对使团的重要性的评价与美国人截然相反，它与毛作为民族英雄的复活是同时的。
第二章延安生活 延安生活（1）
延安以其坐落在高耸的宝塔山顶的古塔而闻名。它山势险峻，与世隔绝。1941年7月，它的飞机场不过是平原上的一块空地。飞行员和乘客坐在前往延安的飞机上能俯看到宝塔和著名的延安窑洞。飞行员利用宝塔作为着陆参照物。窑洞是温暖的住所，许多店铺就设在窑洞中。
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这里的天气很理想。夏天炎热潮湿，冬天则大雪纷纷。春天融雪后，黄土地就变成了一滩烂泥。小镇平静地立于山脚下，它的沉静与中国南方城市的喧嚣形成了鲜明对比。延安的街道狭窄，因为缺乏木材，房屋通常都是土制的。当暴雨来袭，水流汹涌的河岸旁挤满了人。人们涉水去捞木柴。他们常常被湍急的水流冲开好几百码后才能爬回岸上。
延安有一个嘈杂而有趣的集市和几个书店，购物者能在书店里买到各种出版物，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的文章。共产党定期发行的用过时的印刷机印制的报纸。他们将这些印刷机放置在城外清凉山的万佛洞中。离此不远处有一家地毯厂，出产手织地毯，地毯厂有时也会接到特殊定单。一个艺术学院坐落在以前的天主教堂中，以其木版画闻名，1945年4月9日的《生活》杂志对其进行了描述。
尽管这样，延安还是一个落后的地方。数个世纪来，这里的人们一成不变地在此生活和劳作。任何一个开车进入小镇的陌生人都会引起大群人围观。人们会带着善意的好奇心把头探进汽车窗户。骡子和马仍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汽车和卡车都不常见。
〃迪克西使团〃居住区距离延安半英里。以美国人的标准，那里的生活很原始。人们住在他们称之为〃窑洞〃的地方，实际上就是15英尺长的地道，它挖开山侧的土，砌以石块。每个窑洞都是一间房，窑洞前部是一扇门和一扇窗。窗户的框架是木制的，白纸糊在窗框上以代替玻璃。地上铺的是用沙子填缝的灰砖。每扇门前都挂有一条门帘，强烈的北风刮起来时就放下来挡风。
每个窑洞里都有一张粗糙的桌子、一两把没刷过油漆的椅子、一个放搪瓷脸盆的架子和一个毛巾架，还有为每个居住者准备的用木板和锯木架支起来的架子床。照明用的是动物油脂做成的蜡烛和煤油灯。窑洞里没有自来水管，也没铺设室内管道。厕所设在很远的地方。人们在火盆里烧木炭取暖，但木炭燃烧时释放的一氧化碳气味让住在里面的人不舒服。卡斯伯格医生不断地警告观察组成员，不要在烧炭时关闭门窗。他不时地将包瑞德、谢伟思和戴维斯从烟雾中解救出来。
下雨时窑洞变得潮湿。观察组成员的鞋和其他皮革制品都起霉了。在干燥的天气里，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有时是从露天厕所里飞出来的。观察员们用烟雾剂除飞蛾、蚊蚋和蜈蚣。在最潮湿的夜里，如果将窑洞的门紧闭，一些昆虫就进不去。如果门没关，有时大老鼠也会跑进去。
每天早上，中国勤务兵就会把每个窑洞门口的大陶瓮里装满热水。观察员们再将水舀进他们的脸盆里。饮用水有时候被储存在缴获的日本清酒酒瓶里。八路军的勤务兵照料这些美国人，并为他们清扫屋子。美国人很注意避免使用西方人通常称呼亚洲人的贬义词，于是他们称这些勤务员为〃招待员〃，意思是〃招待客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