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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共产党正在要求充分享有对日本的受降权和随后的处置，因此毛泽东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赫尔利敦促委员长不要回绝他以显示他能在和平与战时一样可以领导好国家。赫尔利听说重庆政府将不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他给毛泽东发话，他愿意飞往延安并与毛泽东同坐一架飞机回来，并对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进行个人担保。毛泽东说他愿意来，但要让周恩来先行协商。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话，蒋介石明确表示，周恩来的地位不足以做出决断，委员长因此要求毛泽东自己来。而且，他觉得也到了解决双方分歧的时候。
那时伊万·伊顿上校指挥〃迪克西使团〃的所有来往通讯。在赫尔利前往延安前，他就告诉赫尔利，共产党认为被邀请去重庆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人民和美国政府需要他们。中国共产党认为，联合政府里的地位能让他们控制中国。还有伊万·伊顿上校觉得也可能达成暂时的过渡性安排，这样中国可以松散地在政府力量、中共力量和地方军阀之间按地区划分，并在中央行政管理下进行合作。
赫尔利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延安，只待了一天。各方都表达了私人的友谊。当他于8月28日飞回重庆时，毛泽东与他在一起。在整个8月的其他时间里，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一直在进行，到9月，谈判进行的方式要比过去更加友好。调解的赫尔利还坚决相信，双方最终会看到达成妥协的需要。他认为是自己的功劳让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他说，〃我们能够保持对两个政党领袖的尊敬和信心，这一点让人满意〃。
9月22日，赫尔利因为紧急原因而返回美国听取训令。他向国务院报告称，随着会议的进行，中国的两个政党似乎在和解，但关于内战的谣言正在减少。盼着赫尔利回来支持他，蒋介石请求杜鲁门（Truman）总统让大使回国。10月20日，杜鲁门总统说，他会这样做的，因为他相信赫尔利将军的判断和能力。
不过，赫尔利却不愿意回来。11月6日，他交给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Byrnes）一份详尽的辞职信。杜鲁门劝说赫尔利，但赫尔利在27日告诉报界，与他一起工作的外交部的人一直在暗中破坏美国的政策。总统认为他的话是对他政府的攻击而批准他辞职。尽管总统几乎马上就委派乔治·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而在1946年7月11日前，没有人代替赫尔利的职务，直到司徒雷登就任。
即使在他辞职后，赫尔利仍旧向人们解释是什么出了错误。他说他愿意出席任何公众听证会和在美国国会对美国在华政策作证。由于新闻界的关注，他广泛散布美国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将部分原因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归咎于〃迪克西使团〃和那些支持使团的人。观察组告诉他的事情都是他不愿意听的，而他认为可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解决的。他们预测了内战的爆发而他觉得内战可以避免，他们预见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将继续增长而他却认为不是如此。赫尔利对待人就像军队里军官对下属的态度。他最大的错误也许是不依靠他的顾问。不管如何，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既忽视了他的建议也忽视了持有独到见解的〃迪克西使团〃成员的建议。
就像上面提到的，〃迪克西使团〃最初是史迪威把中国所有军队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置于他领导下的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愿意与这个计划合作。1944年9月13日，中共在重庆的两位代表与史迪威见面，史迪威想提供武器给中共以促进他们的参与。〃迪克西使团〃就是为了更紧密的合作而建立的。
尽管那时不是每个人都注意到，随着史迪威的召回，〃迪克西使团〃的地位下降了，就像与鼓励使团建立的史迪威有个人关系一样。在史迪威召回的时候，他还觉得他就要指挥全中国的军队了，他正一直盘算着要访问延安。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被他形容为〃国际大活宝〃，甚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向他邀请后也没有这个打算。魏德迈曾经说过，赫尔利已经对他说不要去，因为赫尔利觉得司令将军的到来将使他的努力打折扣。魏德迈指出，赫尔利和自己的父亲有外形上的相似之处。
魏德迈还在回顾里说，这个俄克拉何马人在中国不是代表美国最好的人选。总的说来，虽然魏德迈与赫尔利关系亲密，但大使很少对这位战区指挥官推心置腹。两个人交谈时，赫尔利表现乐观，常常与魏德迈将军分享撮合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经验。赫尔利从不寻求魏德迈将军的帮助，而魏德迈将军对此觉得非常奇怪，因为赫尔利对中国或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而魏德迈将军自认为是马克思问题的专家。当他们在谈判期间待在毛的房子里时，魏德迈将军觉得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就马克思主义谈得很投机。
外交、分歧与赫尔利（8）
可能的原因是，夸夸其谈的政治野心家赫尔利不愿意与魏德迈将军分享公众的注意力，他嫉妒魏德迈将军。不过，魏德迈将军认为，他必须屈尊而迎合大使，例如，给大使使用战区指挥官的前面有美国国旗的凯迪拉克车，直到大使自己的轿车到达，因为大使喜欢坐豪华的车。
赫尔利在自己的辞职信里提到，美国在中国的目标和外交关系的进行之间有巨大的差异。他说，美国因为大西洋宪章和民主的原则而参加战争，结果却促进了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转变的原因在于那些职业外交家的责任，他们曾经建议中国共产党说，他（赫尔利）的任务是避免国民政府的崩溃，而这并不反映美国的政策。这些人告诉中国共产党，除非由他们来控制，否则他们应该拒绝让自己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联合。
戴维斯是四个隶属〃迪克西使团〃的外交人员里第一个让赫尔利生气的人。1944年12月19日，受到宋子文影响的赫尔利告诉戴维斯，要他调往莫斯科。戴维斯被安排调动，但三天后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赫尔利说，戴维斯在延安暗中对谈判搞破坏。戴维斯认为，赫尔利脑子发昏而引发的大混乱使他失去了冷静。在圣诞节的晚会上，赫尔利似乎极力弥合裂缝。但在1月9日，当戴维斯在前往重庆机场的路上向他和魏德迈问好时，赫尔利对戴维斯的一些话极为生气，结果另外一场争吵开始了。在交锋中，赫尔利说戴维斯是共产党。多年后，魏德迈对大使的真实想法表示怀疑。魏德迈自己觉得戴维斯、卢登、谢伟思和埃默森体现了〃史迪威精神〃，他们写的报告与其说是亲共不如说是反国民党，他们年轻，有奉献精神，也许对自己所见到的过于热情。戴维斯请求大使不要毁了他的职业生涯。而赫尔利叫嚷着，他要把他踢出国务院。
魏德迈阻止了戴维斯的被解职。但有些时候，外交官员对自己在敌后的见闻所表现的热情引发了与赫尔利的冲突，这导致的麻烦是不会消散的。例如，1945年2月，卢登乘飞机回重庆见魏德迈。凑巧的是，他和周恩来坐的是同一架飞机，周恩来是去看赫尔利的。莫里斯·德·帕斯（MorrisDe。Pass）是在包瑞德走后、彼得金到任前的〃迪克西使团〃指挥官，他也在飞机上。德·帕斯告诉卢登，他是多么崇拜赫尔利，并对卢登说，你会发现赫尔利是一位鼓舞人的领导。
在重庆，卢登与魏德迈单独交谈。他说了他同彼得金和其他使团成员在日本战线后方行走1200英里中的感受。他非常兴奋地描绘了日本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进行的一场战斗。战斗中，中共英勇战斗，抓获了许多日本俘虏。卢登说，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武器和装备，这样我们就能利用他们的努力了。后来，卢登就自己在延安和敌后的经历给赫尔利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报告会。迈尔斯上将也参加了汇报。
卢登的观察引起了魏德迈极大的兴趣，他在整个谈话过程里没有表露出反共情绪。但卢登敦促他亲自去延安看看中共正在干的事情时，这位指挥官也没有表现出敌意。当魏德迈听取汇报时，魏德迈的参谋长罗伯特·莫克莱尔将军也对卢登的评论感兴趣。尽管他想利用外交官们的专长，尤其是要他们帮助确定共产党领导人的特点和他们的武装力量的能量，但将军相信他比卢登或其他外交官更懂得战术。他没有以卢登所期待的热情来接受卢登的建议。
事实上，在他们开会的时候，魏德迈正准备返回华盛顿去讨论对华总政策。他让卢登也一起同行，并享有优先权，这样他可以随时接受咨询。卢登完全明白，一旦到达华盛顿，由于魏〃承受不了压力〃，魏德迈会放他和埃默森回国务院。
在魏德迈离开重庆前，卢登和谢伟思给卢登的观察记录写了一份总结。该总结言简意赅地说明，国民党对打败日本没有多大兴趣，却对维持自身的权力有更多的兴趣，政治上的分裂造成中国军事上的失败。美国最安全和最明智的行动途径是靠它们准备抗击敌人的决心，而不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各方团体和势力。
几天后，在赫尔利离开期间负责大使馆工作的乔治·艾奇逊（GeorgeAtcheson）决定给国务院一份比赫尔利在使馆时关于中国的更加真实的情况报告。他和大使馆人员一起发电报建议，请罗斯福总统告诉委员长，军事需要要求给共产党和其他抗日组织提供给养和合作。电报说，这样做是个好主意，不但可以赢得战争，而且可以让共产党站在我们这边，而不会在苏联参战时将他们推入苏联的怀抱。
当赫尔利获悉电报的内容时，他的脸都气青了。作为大使，他努力通过审查他们的东西而使得他的下属都听话。在阿瑟·林沃特（ArthurRingwalt）给他看这份言辞尖锐的已发电报后，他即在林沃特的电报上画了一把手枪，他说：〃我知道是谁起草了那份电报，是谢伟思！我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惩罚这个狗娘养的！〃
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