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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判断，赫尔利发现毛泽东和周恩来谋划着背着他去华盛顿，还得知莫克莱尔和包瑞德的建议，以及他们正致力于其他行动，他认为这也是想避开他，因为这些事他才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的确，延安的领袖确实想通过美国其他驻华官员来绕过赫尔利，并且想通过宣扬国民党准备跟日本人讲和来争取美国对他们的援助。他们不敢告诉他蒋介石可能要投降，因为他们知道他不会相信。而且，他们还曾经让朱德直接向多诺万申请2000万美元的贷款，虽然后来也没成功。这些钱打算用于〃加强伪军中破坏分子的行动〃。这些钱严格限制用途，并要求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偿还。
这些令人惊异的提议说明了共产党在争取赢得美国支持和国际合法地位方面做了多少努力。显然，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应该避开蒋介石和赫尔利，以便直接把他们的情况呈现给他们认为〃友善〃、〃进步〃的美国。显然他们相信可以唤起总统的理解，因此他们对直接与他接触非常感兴趣。如果他们真的成功了，结果会如何，这就是一个有趣的猜测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华盛顿之行或许会使延安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更疏远，同时使共产党不像起义者而更像一个在战事中独立的参与者。
设想如果任何一个共产党的建议被采纳了，历史是否会发生改变，的确是件有趣的事情。过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或许日本投降后的三年内战会缩短或完全避免。很多人认为，共产党的合作对战败日本是很关键的。至少在1944年或1945年的一部分时间中，如果有人相信这一判断，他就不会自动成为在思想上亲共产党的人。那些看重军事力量的人希望美国能给延安以帮助，这样国民党就会被推翻，这些人相信这样的改变是有利于中国的。也有人认为，让僵硬的共产主义取代现政权是没有必要的，也许因为没有多少人相信延安的中国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他们来说，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代表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农民运动的胜利，而并不是意识形态上坚定不移的人。这一理论因此预测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胜利不一定会令共产党因为美国支持国民党而反抗美国。这些种种不同的政策，对美国领事官员和其他支持共产党的人的困扰可能要比对早期认定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美国人的困扰要小一些。
1945年9月，在阿诺德·达迪安离开延安之前，他通过翻译黄华与毛泽东进行了交谈。毛泽东问达迪安对延安的印象怎么样，又表示了他很关心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未来的关系。他不明白既然中国人民支持他的革命，为什么美国的公共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如此消极。达迪安对此解释说，美国长期有反共产主义的传统，并且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联的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又问道：〃那为什么美国又总坚持认为我们是土地改革者呢？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达迪安把这些谈话都报告了重庆的迪奇上校，他建议就不要把这一段放在报告里了。
共产党人试图绕过赫尔利（7）
当然后来秘密出访华盛顿始终没有实现。但赫尔利认为，就是这种对他权威的破坏导致了共产党后来的不肯让步，也是美国人的背叛使毛泽东和周恩来宁愿去寻求与华盛顿的直接接触也不接受他努力争取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妥协。关于去华盛顿的秘密使命的话遭到否定。魏德迈知道了更多关于〃迪克西使团〃的超越常规的行动，美国战略情报局在12月29日提拔了他，让他掌握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机密、有关游击队以及美国人在中国的行动情况。
美国战略情报局没有受触动，这也许是因为多诺万及时到了重庆，平息了赫尔利的怒火。他还受到魏德迈的热情欢迎，并邀请他参加一个有英国人和中美合作所（SACO）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在会议上，魏德迈说他再也不能忍受盟国在中国的特务机关的混乱状态。他说他收到情报，说英国的军情六处（MI…6）派了几千人到中国，他们的使命不是对敌人进行侦察，而是对中国政府进行侦察。魏德迈批评了迈尔斯和戴笠，并说他打算让华盛顿废除1943年签署的中美合作所（SACO）协议。
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战略情报局占了优势，因为魏德迈责成赫普纳的部队训练20个中国游击突击队，这一任务一直是迈尔斯垂涎的。但是，迈尔斯和戴笠继续宣扬美国战略情报局给予共产党供给，并和共产党合作。
如果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武装和供应真的能到延安的部队会如何呢？赫尔利、魏德迈和陈纳德在战后的演说中都对1945年春天的共产党有赞誉之词。甚至第二十轰炸机大队的指挥官柯蒂斯·雷迈（CurtisLeMay）都和毛泽东交换了礼物，后来还回忆道，〃我们双方的关系如丝一般光滑柔顺〃。美国战略情报局因为与延安进行了更为紧密的接触，可能会比在中国的其他部门有更公允的判断，因为多诺万的人曾被要求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还用到〃迪克西使团〃的话，我们和莫斯科双方的姿态会不会有所改变呢？一些历史学家曾得出结论，认为罗斯福之所以愿意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向斯大林的政治要求妥协，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认为我们需要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与大批日本人作战。如果美国战略情报局真的深入到那一地区就会发现，其实敌军的力量已经枯竭了。也许这样的信息就意味着更少强调俄国在亚洲的帮助，也许会改变冷战期间的力量平衡。
第七章在延安的情报收集
作战情报处是按照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在1945年7月13日设立的，它主要是作为一个战时处理和协调美国国内和国外的新闻及情报交流的机构。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1）
〃迪克西使团〃的大多数人都与战略情报局（OSS）、作战情报处（OWI）或军事情报局（G…2）有联系。每个人主要都是向他的上级机构负责，这些组织内部都有很多竞争，因此扩张本部门势力范围的要求常常优先于克敌制胜的要求。
作战情报处是按照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在1945年7月13日设立的，它主要是作为一个战时处理和协调美国国内和国外的新闻及情报交流的机构。这一机构由艾尔默·戴维斯（ElmerDavis）领导，属于紧急情况管理部门的一个分支。美国国内的作战情报处通过国内的分支机构，宣传各类与战事有关的官方新闻，并通过适当的教育计划鼓舞士气。海外的机构主要是通过收音机、传单和报纸在敌占区展开心理战术。主管重庆作战情报处的麦克拉肯·费舍尔曾经在延安逗留过三个星期。有吉辛治是一个来自隶属于夏威夷檀香山的作战情报处的新闻工作者，也在〃迪克西使团〃服务了一年。前面曾经提到，他和约翰·埃默森曾经一起审讯过日本战俘。有吉辛治也向伊顿汇报过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况，并向他提供了对红军力量的评估、党内人员的精神状态和其他一些与即将到来的内战有关的事。
有吉辛治几次从延安去重庆见魏德迈将军，将军告诉他美国打算让新近训练好的、装备精良的国民政府军队进入共产党统治的地区以保卫〃自由的中国〃。有吉辛治预言共产党会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取胜，这令魏德迈很不高兴，并让他向赫尔利重复他的预言。在大使馆，大使穿着长袜、衬衣和内衣接见了这位前记者。他还想系上他的蝴蝶领结，在告诉有吉辛治他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时还一直在系他的领结。他已经把〃曾在他背后捅过刀子〃的职业外交官调走，他说，〃而且他们还知道如何捅得更深，并卷了刃〃。他说毛泽东直接向他报告，并且他知道在延安的美国人中谁效忠谁。
麦克拉肯·费舍尔发现他的工作经常要与赫尔利打交道，感到很沮丧。他经常需要依靠戴维斯、谢伟思和卢登得到要发布的信息。这种政府部门和记者之间轻松的关系，部分是因为史迪威对他的信任。其助长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魏德迈的精力都被其他事情牵制了。
史迪威告诉费舍尔，他和谢伟思负责心理战术的任何事宜，因此费舍尔在1944年8月底到延安，去调查那些说共产党优待日本战俘的流言。到那时为止，只有共产党人可以抓住活的日本兵。因为不是国民政府的人杀了他们，就是他们自杀。费舍尔见冈野进时，冈野进告诉了日本共产党的战后建国计划。费舍尔把这些信息告诉了谢伟思，因为他向来对政治事务感兴趣。
费舍尔还调查了〃日本人民解放组织〃。他知道共产党抓住了一些日本陆军通信人员，了解了有关日本通讯的状况，甚至还给日本的卫戍部队打了电话，在电话里与他们交谈过。这次旅行中，费舍尔给共产党带了一些新闻纪录影片和照片。离开延安之前，费舍尔开始在宣传上组织美国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行动，包括美国监测延安的短波通讯和通过共产党的渠道为美国做宣传。
魏德迈相信来自军事情报局G…2的情报会对赢得战争有帮助。约瑟夫·迪奇上校在战区总部领导G…2。托马斯·万·纳塔（ThomasVanNatta）上校是战区指挥部的一个军官，他向罗伯特·莫克莱尔将军报告工作。万·纳特认为G…2的任务是双重的：那就是他们可能应该做的和他们为宣传和训练的目的所做的。
严格地说，〃迪克西〃是G…2的行动之一，因此它的指挥官向迪奇呈送他们的报告。除了进行正式的汇报之外，彼得金还和迪奇有非正式的通信，因为迪奇非常关心〃迪克西使团〃。彼得金的信一般会有和他的报告一样的信息，也会有他自己作为指挥官对一些重要事情的评论：比如记录谁喝多了，谁不服管教或谁不完成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