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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迪奇在重庆的办公室有特殊的情况。G…2有个华裔军官是广东人，他不说普通话。而所有的中国翻译都说英语和普通话，但普通话和广东话大不一样。有一个军官美国博士阿尔弗雷德·伯顿被派到G…2，因为他能流利地说日语和广东话，可以当联系人。这样在美国和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就要通过两个翻译。伯顿本属于第一批〃迪克西使团〃的，但魏德迈说他的语言才能在重庆用得着，他就被留下了。他想办法在1944年八九月份去了延安，待了大概一个月，观察到了使团的情况，并和一些日本俘虏进行了交流，通常见他们都是一拨一拨的。
中国战区G…2的成功主要因为成功地整理和评估了关于战斗序列的情报或作战情报。托马斯·万·纳塔认为那些〃中敌人诡计〃的人令他的工作难做，因为他们不是根据事实，而是估计敌人将会做什么来做出判断。在一次袭击之前，总有一些日本逃兵会越过战线扔下武器。G…2军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审问他们，确定他们是哪个部队的逃兵。通常这些是他们能得到的惟一有价值的情报。G…2认为新的部队要比有经验的部队更为危险，因为他们的行动难以预料，但一个称职的作战情报官员一般都应在袭击前两小时向战友发出预警。事实上，那种分析送上门来的信息的能力极端重要，因为如果一名G…2成员不加分析地接受每一条信息，那么他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无用的资料中。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2）
军事情报机构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往往作战情报部都会收到来自G…2的不正确的情报，比如说日本人在某地，但当地的人知道他们并不在那儿。据纳塔说，经过几次这样的错误之后，作战情报部的人对大部分来自迪奇办公室的情报都不加理会了。作战情报部与〃迪克西使团〃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们认为使团只不过是一个被派出去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小分队。1945年秋天，G…2完成对日本军队战斗序列的研究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作战部署研究也形成了。其判断的根据是共产党在日本控制的地区建立的运作机构提供的。
除了与作战情报部的交流外，G…2还在重庆经常地接受来自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作战情报部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说法有众多不相吻合的地方，迪奇的人通常都把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扔进废纸篓。通常那些被扔掉的信息都是在重庆的人想像之中的，让人觉得很荒谬，他们所观察到的与美国战略情报局送来的情报相去甚远。有时候，战场指挥员甚至把士气操作（MoraleOperation，简称MO）部门散布的谣言当做合法的情报，传回美国战略情报局作为行动的依据。
情报的重复引发了重庆总部每一个人都担心的问题。通常，迪奇会对来自同一地方与共产党有接触、但彼此没有接触的不同的人递交的同一种情报加以评论。他也发现共产党的士气和战略也毫无例外地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战略情报局也对此印象很深，其赤利工作组（ChiliTeam美国战略情报局1945年秋派到共产党控制区考察的工作组，代号为〃Chili〃）报告说，当他们行进在山区或在草地上休息时，听到士兵们在唱歌，唱的是关于农民如何和八路军共同作战。美国人至少有三次看到八路军和农民一起在田里劳动，而不像国民党那样去抢农民的粮食，共产党尽可能在自己开垦的大片农田上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粮食。赤利工作组没有在哪儿看到陈列着红星或镰刀斧头，相反所有的宣传标语都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的主要道路周围。
重复工作也关系到迪奇。1945年2月10日，他交给魏德迈一份备忘录，提出应该只有一个机构去G…2索取关于日本人及其占领区设施的情报。他还说，只能有一个机构把物资和信息交给中国人。他抱怨G…2、美国大使馆武官和英国大使馆武官都争着第一个去给中国人传递来自华盛顿的每周战斗命令。
迪奇认为武官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重复劳动。他写道，比如除了他，武官处有三个空军武官和两个陆军武官都在从中国人那里收集情报。另外，迪奇还知道武官处想在昆明开设一个分支机构，并正在购买一所价值2600万元（国民党货币）的房子，这真是不必要的浪费，因为昆明已经有很多美国情报机构了。
情报收集工作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在威廉·J。多诺万少将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和海军中将米尔顿·E。迈尔斯的驻中国海军情报处之间。驻中国海军情报处是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创立、1942年初开始运作的。这年12月，迈尔斯和蒋介石秘密警察机构的头目戴笠将军创立了一个中美合作所（SACO）。戴笠是司令，迈尔斯是副司令，他们都有对具体行动的否决权。中美合作所的权力独立于战区司令部，它的补给来自海军而不是租借法案。中美合作所最初每月有150吨供给，但在1945年初，飞机每月运来几百吨军事物资，主要都是小型武器军火、半自动武器和烈性炸药。这些〃恐怖工具〃经常都运到戴笠的〃盖世太保〃（〃Gestapo〃，译者注：纳粹秘密警察）那里，被用于镇压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迈尔斯的官方头衔是隶属于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美国海军观察员。他的任务是收集情报以及〃骚扰〃日本人。海军陆战队上校詹姆斯·麦克休（JamesMcHugh）充任海军武官，助理海军武官是陆军中尉赫伯特·希契。驻中国海军情报处同样向美国太平洋舰队提供气象分析和船讯资料。另一方面它还是中美合作所的一部分，负责训练和武装游击队战士以及支持游击军事行动。
驻中国海军情报处独立于魏德迈，因此他视之为肉中刺。一个相对低级别的组织，却有独一无二的机会在中国发起政治和军事行动。与那些〃中国通〃的建议相反，驻中国海军情报处不支持政治现代化，而支持国民党内部最反动的反共派别。他们受到海军上将金和海军部的坚定支持，不仅因为他们的政治计划，还因为这种做法可以给海军一个在陆军控制的中国战区施加影响的机会。驻中国海军情报处提供秘密警察，训练镇压暴动的士兵，并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争论中支持蒋介石。在战时中国高度不稳定的政治军事形势下，中美合作所的政治倾向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影响到当时的政策，也影响到对中国这两个相互争斗的政党的未来预期。中美合作所对中国事务的直接卷入，及其想成为秘密警察计划的主导并致力于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破坏，使它在中美关系中有了与其本应有的作用极不相称的巨大影响力。
戴笠将军的暗杀本领使他变成蒋介石的安全主管，蒋介石在需要钉梢、调查、逮捕或暗杀谁的时候就会给戴笠打电话。迈尔斯因为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助理陆军武官肖欣驹（HsiaoHsin…ju）少校是好朋友；因此和戴笠拉上了关系。这个人对华盛顿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中国专家说，中国人对从前的不平等条约的耻辱感还是那么强烈，以致派美国人到中国使中国人联想到过去的国耻，会感到难以忍受的耻辱。迈尔斯是肖欣驹的密友，可以接受这种看法，但肖欣驹少校相信，驻中国海军情报处的其他成员是无知的新来的人，不懂中国的语言和文字。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3）
迈尔斯于1942年七八月份访问了印度后，开始筹建一个破坏训练中心，称这为〃快乐谷〃，它坐落在重庆城外12英里的地方。美国人在那里用中国的方式生活着并和戴笠的人在工作中平等相处、密切合作。多诺万将军在1942年9月任命迈尔斯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头目时，海军情报处的地位似乎加强了。多诺万这样做是为了使他自己能得到与迈尔斯的政治联系，但迈尔斯却认为多诺万此举是为了限制他和戴笠的特殊关系而心生怨恨。
戴笠坚决反对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行动的继续扩大。他认为这一组织是对国民党的威胁。他和迈尔斯都认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执行任何任务时都应当寻求中美合作所的许可。1943年秋天，美国战略情报局散布〃黑色宣传〃的士气操作处（MObranch）想要派一组官员去重庆时，戴笠没有同意。直到士气操作处远东分部的主管提醒戴笠，他拥有多诺万将军的全力支持，包括他准备向美国总统建议应当重新考虑给予中国的援助，这样戴笠才同意其在中国的行动。
迈尔斯从不认为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员，也不认为他应该为保卫这个机构及其运作负什么责任。中美合作所在1943年4月15日由总统罗斯福签字同意组建，确定了它的运作由海军负责，戴笠还是独立于美国战略情报局和战区司令部，1943年末迈尔斯就不做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中国的主要负责人了。在高思的建议下，他的职位由海军观察员变为驻中国海军情报处指挥官。高思不想让迈尔斯有外交地位，史迪威由于对戴笠的各种关系担忧，因此不想在他的总部里有任何迈尔斯的代表。
迈尔斯的新职位并没有使他和史迪威的关系有所改变，但在这时一系列他所控制的海军行动纳入了陈纳德的指挥。1944年六七月，驻中国海军情报处申请增加12名高级海军军官，准备去搜集并评估属于中国南海岸和岛屿的情报，并计划用中国的港口来做舰队基地。中国人被告知这些官员会成为迈尔斯的部下，因为他的计划越来越重要了，同时也是为了建立和运作两栖的、河湖和港口游击队的袭击，这是蒋委员长最近答应的。
驻中国海军情报处的权力主要来源于它善于在不同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派系中制造矛盾。史迪威的召回和共产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