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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将〃迪克西使团〃看做是他们取得国际承认的第一步，承认他们控制了大面积地区，并有参与规划中国未来政治格局的权利。但使团建立后仅三个月，史迪威就被派任中缅印战区指挥官，战区被分裂，阿尔伯特·C。魏德迈任中国战区总指挥。当时，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战区利益似乎在减弱，因此〃迪克西使团〃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也随之改变了。但驻在延安的使团并没有因为事情的这些发展而明显改变他们的行动，因为他们正忙于各种任务和义务。
建立使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收集关于日军的情报。因此，延安的共产党人所捕获的日军战俘就尤其有价值了。美国人第一次见到日军战俘是在一个大厅里，战俘们以10人为一组，坐在桌子旁。他们大约有150人，都穿着共产党的制服。中国人并不把他们称为〃战俘〃，而是〃日本人民解放组织（JPLL…JapanesePeople'sLiberationLeague）〃成员或是〃日本工农学校（JapaneseWorkersandFarmersSchool）〃学员。包瑞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在整个延安地区只见过一两个不属于这些战俘的日本人。
雷·克劳姆莱在他的9月28日的报告中写道，他审问过67名战俘，包括两位著名的日本共产党员冈野进（OkanoSusumu）和泽田（Sawada）。他对这两个人提到过关于把日本共产党员作为特工送到中国东北和日本的计划。他们讨论过需要花多少时间来训练特工，一名特工需要多少时间抵达中国东北和日本，如何选择合适的地点，需要收集什么类型的情报，以及通讯的方式。克劳姆莱与泽田谈到过把特工（可能就是泽田本人）送到日本的可行性和与日本地下党建立直接通讯的可能性。
共产党改变了战俘政策，在将日本战俘转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很成功。1938年，朱德将军下令要善待日军战俘。他们在争取赢得战俘的同情心的过程中不能虐待或是杀害战俘。这与中国通常对待战俘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在1940年他们也为此赢得了回报。当时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NosakaSanzo），也就是冈野进逃到了延安，在其后的三年里他隐姓埋名于此。
由那些已经转变的日军战俘向被捕的日本士兵传输共产主义时，这一理论就比较容易被接受了。利用战俘来完成新战俘的转变这一策略开始奏效。在共产党控制的各个地区被捕后关押起来的日军士兵被送往延安。那些拒绝合作的牢固分子被留在〃休息室〃（resthouse）里，继续进行〃教育〃。美国人被告知有〃休息室〃的存在，但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在使团成立十个月后，接替卡斯伯格的美国医生朱利叶斯·伯米朗兹一次有机会审问一个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战俘。这个战俘在一家东京医院实习了18个月后应征入伍，做了一名军医。他于1937年离开日本，1939年被俘。伯米朗兹与他谈话时他正负责延安的日军战俘教化学校。他与伯米朗兹讨论了医学问题。伯米朗兹得知，日本人的肺结核患者的比例极高。日本军队不招收感染肺结核的人，但医学体检并不足以检测出来，而胸透只在少数情况下起作用。在延安，至少有10％的日军战俘是肺结核患者。
尽管不止一个美国人与日军战俘接触过，但约翰·K。埃默森（JohnK。Emmerson）是被训练得最有技巧与他们谈话的人。与谢伟思、戴维斯和卢登一样，埃默森是国务院派到史迪威手下的。他在北缅甸战区时与作战情报处的宣传队一起共事过一段时间，他考察了收集日本情报的方式，以及在缅甸、印度和中国利用日军战俘进行宣传的情况。他于1944年10月22日来到〃迪克西使团〃，与他同机抵达的还有约翰·戴维斯、《时代》周刊的白修德以及有吉辛治，有吉是作战情报处的美籍日本人，是埃默森安排他前往〃迪克西〃的。
埃默森和有吉到达延安后，骑着两匹毛发浓密的马，来到了〃日本工农学校〃。它坐落在一个山脚下，就在宝塔下，在山一侧的窑洞里。一路上，两个人都被马甩下来过，在回程时，他们先是丢掉了马，然后连他们自己也迷路了。
美军观察组的活动（2）
即使有这么多困难，埃默森和有吉还是对学校充满热情。他们报告说，被俘的日军士兵大部分是农民，据称他们是最难被教化的人，因为他们显然是建立一个新日本的最狂热的拥护者。这些男孩公开宣称他们国家的恶劣状况，说那里局势动荡，人民吃不饱饭。在这些年轻人看来，日本人一直致力于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认为美国人杀掉日本所有15～50岁的男子，想要以此将日本人斩草除根。
除了一名有很长党龄的平民外，所有的战俘学员都使用假的名字。战俘们很热心地带他们参观学校。大部分战俘都只受过非常少的教育，而且军衔很低。他们中85％是列兵，只有五个人是中学以上学历；除了有两个中尉外，再没有一个比这军衔更高的军官了。7％的战俘是从战场上被俘的，其他的都是被遗弃的或掉队的士兵。中国人在学校举办期间发现了一些〃间谍〃，他们是日军派来渗透和阻止反战运动的士兵。共产党人告诉美国人，在善待和教化战俘后，这些特工通常都会坦白他们的间谍身份，并努力为集体工作，尽管他们中有一个人被关押了两年。
这所学校声称，它的目的是为了〃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增强他们的体力、能力和团结精神，以停止战争〃。学校的课程包括〃政治常识〃，这是一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经济与政治的初级课程，使用的是毛泽东、冈野进和其他人的文章。有一天当冈野进正在授课的时候，一些美国人出乎意料地走了进去。冈野进看上去有些狼狈，他很快把话题从马列主义转到了〃民主原则〃。
埃默森对〃学生〃们进行了民意调查，发现如预计的一样，他们对日本侵华和日本对美作战进行了谴责。他们相信日本将要战败。大部分人都希望，如果日本战败而不是战胜的时候，他们可以回到日本。他们的结论就是，从在延安的其他日本人那里听到的，以及八路军不杀害或虐待战俘反而善待他们的事实来看，共产党的想法并不都是错的。在埃默森看来，他们的答案反映了他们在延安的心理变化。他们越来越意识到日本会战败，他认为他们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
埃默森通常都会带着有吉一起去见战俘。他们与战俘分别谈话，或是与一群战俘谈话。他们问战俘对战争的看法，他们为什么投降，是怎样投降的，他们如何看待日本的未来。这一行为也是战略情报处抗日战争心理战的一部分。心理战也包括用日文写传单，用美国飞机将它们投在日军封锁线内。中国共产党也写宣传单，并与美国人交换传单。尽管共产党的传单带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中共与美国双方都传递了类似的反战信息。
戴维斯和其他〃迪克西使团〃的日裔成员都对冈野进印象深刻。戴维斯发现这位共产国际的前日本代表是一位非常睿智而有吸引力的人，他能说非常好的英语。但另一方面，冈野进却并没打动包瑞德。包瑞德也认为冈野进对他的看法可能也是一样的。因为不论是在冈野进的住处还是在学校里，埃默森与冈野进在一起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埃默森可能最了解他。尽管冈野进对〃迪克西使团〃的其他成员说英语，但他与埃默森在一起时常常用日语交谈。
1944年时，冈野进52岁。他是一个和善、说话轻柔的人，有一双清澈、洞察一切的眼睛。他来中国时，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因此在延安时他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这名女子会说流利的日语。他们有一栋普普通通的新建造的石头房子，四周是大的菜园。他的研究图书馆建在房子后面一座陡峭山上的窑洞里，可以俯视下面的一个小山谷。他的〃日本研究小组〃就住在邻近图书馆的窑洞里。
冈野进给了埃默森大量材料，其中许多都是关于日本共产党的出版物和海报。在战后很久，埃默森才得知，冈野进从1936年起在纽约和洛杉矶生活了三年。他来到美国是因为共产党在日本是非法的，在那里不能出版它的宣传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他的同志在纽约城发现和获得了一整套日语打印设备。他们把在纽约印刷的东西送到洛杉矶，冈野进和其他人把印刷品装进信封，交到从洛杉矶出发的日本船上对共产党持同情态度的日本海员手里。当船抵达日本时，海员就在信封上盖上日本邮戳，将它们寄出去，以避免检查人员打开从国外寄来的信。当埃默森与冈野进交谈时，冈野进从来没提到他的这一背景。战后，冈野进回到了日本，领导日本共产党的抵抗运动，后来成了它的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他在日本政府里的一个顾问院（HouseofCounselors）工作，直到85岁。
冈野进的反战组织1940年5月第一次来到延安。它原来是1936年从日本逃往上海的辛治河沣栖（KojiWatusu）建立的反战组织的一个分支。冈野进在桂林创建了第一个日本人民反战组织，共有150名成员。组织总部很快就转移到了重庆。在不长的时间里，冈野进受到了欢迎，并被国民党中央政府表扬过。1944年1月，他建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和〃日本人民解放组织〃。尽管高思大使贬低他的行动，但他们还是感动了许多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