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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之后，他要休息。过了一会，他又要休息。三天以后，我们双方都决定不要对方了。他不要我因为他实在再也走不动；我不要他因为他太影响我的进度。后来，我还参加过一个登山俱乐部的登山活动。出发之前，他们无数次警告我，此次登山会非常辛苦、非常累。后来发现，他们每隔一小时就会休息一段时间、吃点东西，全部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六小时。我们在家里登山，一登最少十个小时。”
她最后说：“下次我再也不和你们中国人一块登山了。”看来，中国男人要想“追”上外国小姐，第一步还是先锻炼身体去吧。
指标四：时不时有人得诺贝尔奖
研究发现，一个国家通常建国二十年就能获得诺贝尔奖，可是我们建国都已经五十多年了，不但没有人获奖，连获奖的苗头都看不到。这一点，连巴基斯坦都不如。
得不到奖，中国的老百姓就想出三个高招来安慰自己。第一招，将几个获诺贝尔奖的黑头发黄皮肤的美国人大加宣传，弄得他们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在他们自己祖国。我本人实在看不出这些美国人获奖跟中国有什么关系。第二招，编造出某某中国人与诺奖擦肩而过的谎言聊以自慰。尽管诺奖的获得有时候确有某些先兆，但评选过程绝对保密。我不知道某某中国人与诺奖擦肩而过的结论从何而来。第三招最可爱。中国没有获名奖的成人可以吹嘘，就开始吹嘘进名校的孩子。一本《哈佛女孩》据说创下了中国图书真正市场销售的记录。进名校固然可贺，但它毕竟只是人生旅途的第一步。就像马拉松比赛，如果一个中国女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第一圈领先，她妈妈就开始写一本《第一圈女孩》的书吹嘘她是如何如何培养的，岂不是让整个世界贻笑大方？
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是英国的剑桥大学。我遇到过一位在剑桥读本科、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的英国姑娘詹妮佛。我告诉她《哈佛女孩》的故事，然后建议她写一本《剑桥女孩》，我来翻译成中文。这样我们两个都可以变成百万富翁。她回答说，你别开我的玩笑，有成千上万的人进过剑桥。
中国人没有得奖，一般人都以为是中国人没有这个能力，而我说是因为中国人还不想得。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问我：“你说体育可以为国争光，诺贝尔奖也可以为国争光？为什么中国人不想得？”
的确，两者都可以为国争光。但是，只要我们看看下面这两个简单的例子，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你能想象一个诺奖得主来中国能引起贝克汉姆那样的轰动吗？别说一个，你就是一下子将全世界所有诺奖得主弄过来也恐怕比不上一个贝克汉姆。一个中国电影配角明星在医院病危，外边的记者里三层外三层围着。中国哪位学者享受过如此“风光”？
现在预测中国人什么时候获诺贝尔奖，有点像一个男子在大街上发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就要预测他们的女儿上大学的概率有多高一样。首先，你怎么知道这个男的还能再碰上这位小姐。就算再见面了，这个女的是否愿意嫁给他？就算嫁给他了，他们两个是否都有生育能力？就算都有生育能力，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生女儿？
指标五：农村也有人愿意住
英国人说，所有英国人的梦都在乡下。我最喜欢的男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据说除了外出拍戏，其他时间就窝在英格兰的乡下。前不久我专门到法国农村进行采访，那可真是大开了眼界。
首先，光从外表你是绝对分不出哪个是农民、哪个是城里人。到了法国农村的第一感觉，我也希望永远呆在那里。当地的农民告诉我，由于英国物价远远高于法国，许多英国人都到法国农村来买房子。
我参观了一个农民的家，他有两个工作间，农闲的时候修理汽车，修好的 汽车出口 到非洲。
他家里竟然有一台坦克！
中国的农村为什么这么穷，农民为什么这么苦？究其根本原因有两条，第一，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逼迫农民低价出售农产品、高价购买工业产品。第二，采用户口制度让农民无处可逃。
换一句话说，今天，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农民的痛苦之上的。有人刻薄地说，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种族歧视国家里的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异。
光是剥削了也就算了，许多城市居民不但对农民没有感激，反倒对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歧视。我们刚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许多城市居民认为，他们就应该比农民享受更高的经济地位、更高的社会地位、更高的政治地位。
这倒也不奇怪，从古至今，主人剥削奴隶都觉得是应该的，除非这个主人是个假“主人”真“摩西”。奇怪的只是被剥削者也觉得应该。有一次我从国外回来立即回了趟农村老家。父亲问我：“外国到底比中国发达多少？”
“这不好讲，中国差异这么大。你说和哪里比？”“当然是和城市比。”父亲不假思索。很显然，在涉及国外时，父亲心目中的中国是不包括中国农村的。我想对他进行一番教育，告诉他中国城乡差异的真正原因。话到嘴边我又咽回去了。算了，何必呢？不是有调查发现农民要比城里人感到更幸福吗，为什么不让他们一直幸福下去呢？
我这里倒是愿意给中科院的学者们贡献一个指标：如果你要比较两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第一步，先将这两个国家最差的地方找到；第二步，再看这两个最差的地区谁更好一些，那就谁更发达。否则的话，朝鲜也可以算成是发达国家了，因为在我看来，平壤比我去过的绝大多数美国、欧洲城市看上去都现代。
指标六：超市里自己称菜
“嫁人要嫁刘国正！”
据说这是许多女 乒乓球 迷的心声。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嫁比赛成绩并不十分突出的刘国正呢？因为刘国正善打逆境球，多次上演惊心动魄的大逆转。
2005年的上海世乒赛四分之一决赛，双方分别是德国的波尔和中国的刘国正。前六局战成3比3平。第七局，波尔以13∶12领先，只差一分就可以将刘国正淘汰。世界冠军是波尔的毕生追求！他太想赢得这场比赛了。波尔大力扣杀，刘国正回球出界，全场沸腾了，波尔的教练兴奋得跳起来！
裁判正准备在记录本上记点什么。波尔迅速走向裁判，做了一个“球是擦边，并没有出界”的提示。于是，比赛继续。
刘国正又一次反败为胜。
赛后记者采访波尔，波尔平静地说：“公正和诚实让我别无选择。”
第一次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乘地铁，我上了车之后才意识到还没有检票。“也没有见到检票口啊？”我感到很纳闷。第二次乘地铁时特别注意，发现它的检票器孤零零地立在最前面的入口处。这种极易被忽视的检票设备我后来在奥地利、德国等地的地铁里也见过。
我转眼一想，这大概是某些欧洲国家的一种变相的福利吧。可是我很快地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我发现他们那里的超市竟然是让顾客自己称菜，称完菜自己贴上价格，再自己封口。中国的超市敢这么做吗？
前不久，我到美国开会，其间我们去一家自助餐厅就餐。把外套和随身携带的包放在椅子上之后准备去取食物，我对大家说，“你们先去，我在这里看着。”“看着？看什么？”美国朋友很惊讶地问我。“看大家的东西呀，包里大概都有钱。”“不需要看，我们这里许多人家外出门都不锁。”
世界著名杂志《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在全世界范围内做了一个“钱包实验”，将一个装有主人姓名、电话号码的钱包“遗失”在某公共场所，看看有多少人会将钱包交回来。挪威、丹麦的回交率100％，新西兰、新加坡、日本、韩国也表现不错。中国的回交率是30％。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样的奇观我们曾经也拥有过。
然而，做人要诚实，这一基本准则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打击，现在几乎变成了愚蠢的同义词了。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说真话的环境，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大悲哀。我们有些媒体充斥的是大话、空话、套话和假话，就是没有真话。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想说就说”，到那时“超级中国”就真的指日可待了。
呵呵，其实中国早就是发达国家了。
现在国家免去了农村中小学全部学杂费。农民们欢天喜地，一年一个小孩的教育费就省了1 000元了。去中国的农村看看，富得不得了，好多村都成了奔驰、 宝马 村。人人有万元，户户是百万。
我们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谁与争锋？三峡大坝人类最伟大工程，发电照亮全中国。这种工程在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顺利完成吗？我们用了仅仅20年改革开放就实现了西方国家几百年都未达到的富裕，多么了不起的成绩，现在人民富裕了，在澳洲、英国、加拿大，许多学校里面都是中国留学生，我们有钱，想到哪里上学就到哪里上。反过来，在中国有几个学校能够看到外国人？几乎看不到，因为外国人没有经济能力来中国留学。
中国是发达国家？没有中国人这样定位过自己。中国经历的，其他国家都经历过，和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情况非常相似，那时美国也是环境恶化，社会文化与价值混乱，一部分人对前途迷茫颓废，麻醉自己，要求性解放，试图推翻现有规则，反对政府，只想逃离城市，向往遥远的地方，这和那位MM十几年前去西藏潜意识是一样的。
后来这些嬉皮士们却成了西方社会的主力，美国现在的空前强大正是他们的功劳。《阿甘正传》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