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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附近的狒狒群中。
肉类分配上的合作也进行得不错，有施有受，有取有舍。讨肉的猩猩捧着脸凑近肉，专注地盯着，或凑近吃肉者的脸。它还可能去摸肉，摸别的猩猩的下巴、嘴唇，或者张开手，手掌向上，伸到吃肉者的下巴下面。有时，抓着猎物的雄猩猩很快跑开，但也常常默许乞食者共同进食或让乞食者撕走一些。有时候又自己很快扯下几块肉递给乞食者。按照人类的标准，这是小小的利他主义姿态，但在动物之间却是很少见的行为——这对猿类来说，可以说是了不起的一步。
最后，黑猩猩还有原始的文化．来自欧洲、日本、美国的动物学家们对非洲丛林中自然生活状态下的猩猩群体进行了25年的研究，发现猿类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了大量的工具。它们用树枝和小树作防卫武器抵抗豹子，抛甩树枝、石头和大把大把的植物攻击狒狒、人类和其他黑猩猩．它们还用树枝挖掘白蚁冢，用扯去了叶子并从中撕开的树枝去“钓”白蚁，用枝条撬开盒子，也用嚼碎的树叶作“海绵”从树洞里汲水等等。
学习和嬉戏对获得使用工具的技能至关重要，如果2岁的小猩猩失去了摆弄树枝的机会，以后借助枝条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相应减弱。让受看管的小猩猩通过摆弄这些东西，它们掌握技能的熟练程度就能不断提高，2岁以下的猩猩一般只是简单地摸一摸，拿一拿，并不想去摆弄；长得大一点时，就更常用东西去敲打和搔弄别的猩猩．与此同时，使用工具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断改进，非洲的野生猩猩也是这样。6个星期的小猩猩就已从母亲怀抱中伸出手去玩树叶、树枝；大一点的不断用眼、唇、舌、鼻、手去试探环境，不时还采摘树叶，四下挥动，在这个成长阶段，它们慢慢养成了使用工具的习性。有时可以看到8个月的小猩猩把草茎列入它的玩具，却是用于特殊的目的——抽打石头或母亲。这种行为和“钓”白蚁的行为有着独特的联系，它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刺激白蚁，使白蚁爬上草茎，然后迅速吃掉或者舔而食之。通常它们在游戏时就撕掉草茎上宽大的叶片，咬掉两端，把草茎当作钩杆。
简·古多尔获得了猩猩传授这些模仿行为的直接证据。她注意到，当成年猩猩使用工具时，幼仔就在旁边观察，等大猩猩走后就拣起来使用。她曾两次观察到一只3岁的小猩猩专注地看着母亲用树叶擦屁股，然后，它也拾起树叶模仿起来，虽然它的屁股是干干净净的。
黑猩猩能够发明和传授技术。用树枝撬开食品盒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方法是贡贝河保护区的某一只或几只猩猩发明的，后来通过模仿显然就在群体中传开了，新到这个地区的一只雌猩猩躲在灌木丛中看别的猩猩开盒子，到她第4次来时，就走出树丛，拣起一根树枝，也开始撬起盒子来。
在非洲记录到的使用工具的行为仅限于一定数量的黑猩猩，但它们在那里的分布却甚为广泛，如果这种行为已经达到文化式的传播的，那就正好是我们所预期的模式。西班牙动物学家乔治·皮最近绘制的黑猩猩使用工具的分布图，可能已并不引人注目地放入了人类学教科书中关于原始文化的那一章，虽然有关工具使用的发明和传播的大多数证据都是间接的，但却表明，猿类已跨越了文化进化的门槛，因此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它们已进入了人类的领地。
这段黑猩猩生活的描写意在证实我关于人类状况的基本观点：根据一般的进化标准和心理学的主要标准，人类并非形单影只，我们还有个小兄弟属种，把人类和黑猩猩社会行为之间的共同点与近年来发现的遗传多样化中引人注目的解剖和生化发现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系列十分有力的证明，这已不能当作偶然的巧合来看待了。我现在相信，这些共同点至少部分地产生于相同的基因。如果这一见解还有点道理的话，就更迫地切需要保护黑猩猩，保护其他大猿以及旧大陆的猴子和较低等的灵长目，也就更需要在将来对它们进行更细微的研究。更彻底地了解这些动物，可以提供一幅清楚的图画，说明基因是如何逐步变化，最后达到人类所独有的进化水平的。
总的说来，这一论点可总结如下：把人类本性和所有其他生物这一庞大背景相比较，其一般特点似乎显得有限和独特，但更多的证据表明，正如一般进化论所预言的，人类行为中较普遍的形式跟哺乳动物是一样的，甚至更特别具有灵长类的特征。在社会生活的细节方面，黑猩猩与我们十分接近，而在智力特征的某些方两，它们甚至可以和人类相提并论。而在过去，这样的比较却被认为是完全不恰当的，这些事实与人类的社会行为是以遗传为基础的这个假设相一致，更确切地说，人类社会行为是由那些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物种所共有的基因以及那些人类所特有的基因共同形成的，这些事实反驳了长期统治着社会和科学学域的另一种假说：人类已完会摆脱了自己的基因的控制，达到了仅仅受到文化制约的程度。
让我们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遗传假说的核心直接来自于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人类天性的特征在人类进化时期具有适应性，因此，基因便在能发展那些特征的人口中散布开了。适应性的意思就是说，显示这种特征的人将其基因传与下一代的机会比不显示这种特征的人大。在这一最严格的意义上，个体之间的差别优势就叫遗传适应，遗传适应有三个基本要素：（1）个体生存力的增强；（2）个体生殖力的提高；（3）近亲生存力和生殖力的提高，这些近亲从共同的祖先那里分享了同样的基因。三种要素中任何一种的改良或者三种要素的任何组合，都会使基因具有更大的适应性，达尔文称这一过程为自然选择，它描述了一种紧密的因果循环，如果某种基因使个体倾向于某种特征——比如某种社会反应——随之这一特征又带来更高的适应性，那么，这种基因在下一代将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自然选择后持续许多代，那优势基因就会扩展到整个群体，这一特征也就变成了物种的特征，许多社会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人由此推断说，人类天性是由自然选择形成的。
然而，一个奇怪的事实增加了分析的困难：纯社会行为和受遗传制约的行为都能适合社会生物学理论，一种几乎纯文化的社会生物学是可能的。如果仅仅赋予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繁衍动力及文化能力，人类仍可以学习到许多社会行为方式，提高其生物适应性。但是，如同我将要说明的那样，这种文化模仿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且，通过某些方法，可以使这种模仿与结构更为严密的生物适应形式相区别，进行这种分析要求更仔细地运用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技术，我们的重点将放在社会行为与社会生物学理论相适应的紧密程度上，放在遗传制约的证据上。这种证据是在人类发展其社会行为的同时所显示的各种倾向的力量和自发性中看到的。
现在，让我用某种更有力、更有趣的方式把中心问题再表述一遍，如果人类天性的遗传成分不是起之于自然选择，那么基本的进化理论就有问题了，也就意味着进化论至少必须加以改变才能说明群体遗传变化中新的、然而迄今尚未想到的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生物学的一个辅助目标就是要了解人类天性进化是否与一般进化论相符，对敢于冒险的生物学家来说，如果这种努力失败，那也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人类社会行为的主要遗传进化是在人类文明之前约500万年产生的。那时，人类由稀疏和相对稳定的狩猎－采集者组成。另一方面，主要的文化进化是在大约1万年前农业和城市出观以来发生的，尽管某些遗传进化在后来历史性的巨变中还在续继发生，但那只形成了人类天性一个部分特点。不然的话，现存的狩猎－采集者们和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在遗传上就会大不一样了。然而，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在对狩猎－采集社会和更为持久的前文化游牧社会及农业社会所作的研究中，可以对人类社会生物学进行更为直接的检验。结果发现，人类学是比社会学或经济学更接近于社会生物学的社会科学。正是在人类学中，关于人类本性的遗传理论才能够得到最为直接的探讨。
一种科学理论的威力的大小，就在于它能否把少数公理性的概念转化为对可以观察的现象的详细预测，玻尔原子论正是这样使现代化学成为可能，而现代化学又改造了细胞生物学。此外，一种理论的有效性又在于这种理论与别的理论在说明现象的竞争中其预言的成功程度，例如：哥白尼的太阳系理论经过短时间的交锋战胜了托勒密的理论。最后，当一种理论把大量事实综合成易于记忆的、实用的解释体系。当新发现的事实符合其要求时，这种理论就能在科学家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声望。例如：地球是圆的就比地球是扁平的更为真实，对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事实，可以通过实验获得，或者通过对未受骚扰的自然现象进行富有启发性的观察获得，科学总是以这种近乎机遇的曲折方式向前发展。
对人类天性的遗传进化理论来说，如果要使它成为实实在在的科学的一部分，我们就应该从生态学和遗传学中选择某些最好的原理（这些原理本身就以人类天性的遗传进化论为基础），并使这些原理在细节上适合人类的社会组织。这种理论不仅必须能以比传统的解释方法更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许多已知事实，而且，还必须验证以前社会科学未曾想到的对各种新信息的需要，因此，被说明的行为应该是人类行为中最为普遍的但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