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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 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在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逃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皆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欢聚一堂。
泣别了白山黑水，
走遍了黄河长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年，逃往到何方？
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无处逃亡！
谁使我们流浪？
谁使我们国土沦丧？
谁使我们民族灭亡？
……
不错，“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国土沦丧？谁使我们民族灭亡？”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的伤害是无法计算的。日进犯哈尔滨，我人民集结
对沿街商埠的纵兵劫掠（2）…（图）
占领东北全境 1932年8月7日，日军在吉林海龙县四合堡村小西沟，趁地主张振魁娶小老婆之际也赶来“助威”：
“一个姓刘的小伙子正在上菜，刚到院中心，突然枪响，便应声倒地，接着，枪声大作，又有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人们惊慌失措到处奔跑……日本兵在岗顶上看得一清二楚，人们往哪里跑，他们就往哪里开枪射击。只听到人群里一声接一声地惨叫，只见跑着的人们一个接一个的中弹身亡……日军用掷弹筒向张家大院猛轰，老孟家12岁的姑娘被炮弹炸得尸体都找不全了；有一个姓胡的赶车老板，他媳妇抱着孩子没跑出大院，被炸死在磨盘旁边了。枪声停了之后，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进了张家大院……没跑出来的，有的在柴禾堆里，有的趴在炕沿底下，有的跑到仓库都没躲过杀身之祸……日军发现了藏在路旁小桥底下的人，就对他们扫了一阵机关枪，藏在小桥底下的10多人全给‘突突’死了……小西沟一片血海，悲惨之状，难于形容。整整3天，人们才把被日寇无辜杀害的亲人安葬完毕……”〔15〕
在这次惨案中，128名群众被惨杀。
最令人发指的莫过于发生在平顶山地区的大惨案：
1932年9月15日（旧历中秋节）晚，辽宁民众抗日自卫队要去攻打抚顺，在经平顶山时，烧了日军配给店，袭击采炭所，打死了几个日本人。9月16日，日本宪兵队就来到平顶山将其包围。随后就挨家挨户把人们叫出来，用刺刀逼着，用皮鞋踢着，把人赶到南面的洼地里去，说是给大家照相，不照相的就是通匪。后来的《抚顺市政协委员会关于平顶山惨案的调查报告》记录了当时的这场大屠杀：
汽车上，山坡上，有许多用黑布蒙着的东西，但不是照相机，而是机关枪。全镇上的人（老百姓和矿工）男女老幼都被集中到这块洼地来了。接着就开始了有计划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机枪由四面八方向人群扫射。有些人看情形不好，便想冲出去，但没跑几步就被机枪射倒。大屠杀持续了一小时，当停止扫射，鬼子兵攀上汽车准备回去时，他们见尸横遍地的人堆里仍有人在呻吟，于是又冲下车来用刺刀再检查一遍。幸存者洪振儒控诉日军暴行说：日本侵华女兵
“鬼子开枪了，一排排的人随着密密的枪声倒下了，鲜血洒满地。这里有男有女，有未满月的婴儿，也有70多岁的老太太，还有怀孕的媳妇。有的婴儿还衔着母亲的乳头，有的依在母亲身旁啼哭，而狠毒的鬼子竟一刀把他扎死了……还用刺刀扎着婴儿高高举起来再摔到地上……我家5口人……首先我9岁的小子被打死了，倒在我的身上，接着我的媳妇也被打死了，2个姑娘（3岁、5岁）也被鬼子用刺刀扎死了……”
幸存者杨占有也回忆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
“……子弹就从我的左胳膊穿过去，我倒下了……我眼看着我妻子、孩子、嫂子都被打死，他们的尸体压在我身上……天快黑了，鬼子都走了 这时满天都是雾，细雨连绵，我从尸体中挣扎起来，扶起我的两个姑娘。见我的妻子和姓顾的老婆的肚子都被剖开，七八个月的婴儿及大肠流在地上……血从我的脸上淌下，眼泪从眼眶中涌下。两个姑娘也在哭着，叫着‘妈呀！妈妈呀！’……当时有人不愿上山，就躲在自己的房子里，鬼子干脆就点起火，把房子烧光，没有出来的人也全部都烧死了……我一家原有24口人，这次惨案中就被杀死了18口，剩下了6个人。这血海深仇永生难忘。”
当时的伪抚顺县公署总务科长林喜岳想到平顶山看看情形未果，“但见到山沟里留下的水都是血沫子”。
日本兵在制造了平顶山大屠杀后，又来到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百姓130余名，又到东西两个千金堡屠杀了五六十名老百姓。〔16〕惨案第二天，日军就派人在平顶山用大钩子把尸首钩到山崖底下，浇上汽油焚尸，其中还有没死的，也被扔在死人堆里烧死。还怕掩盖不了罪证，“就在杀人场周围拉上了铁丝网，不准任何人接近，并用山炮崩下了半壁山崖掩埋罪证……布告全县，不准收留平顶山跑出来的人。留者即是通匪，全家处死”〔17〕。日本女兵战争机器
据抚顺市政协委员会调查，平顶山惨案中共有3000余名无辜平民死亡。屠杀后的平顶山，“瓦舍茅屋，净化残灰，圃园蔬禾，悉成焦土，人踪灭迹，鸟影绝空……闻者惊心，观者闭目”〔18〕。
1972年9月16日，在平顶山大惨案40周年之时抚顺市政府就地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里面陈列的均是建国后在约长80米、宽5米的平顶山惨案发生地出土的800多具遗骨。在这些遗骨中我们依然能看见当年他们在临死一霎那的恐惧和悲惨，有的尸骨上还能清晰地看到被刀或子弹穿透的痕迹，还有很多婴儿的幼小的身躯……这些就像是一份血泪斑斑的控诉书，尽管无声但却有力地诉说着1932年9月16日日本军队对平顶山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原日军59师中将藤田茂曾三次凭吊，他忏悔说：“侵略战争的苦是绝对不能忘掉的，现在我们站在这繁荣强大的国家，面对各位英灵烈士和全中国人民的惨重损失与巨大悲愤……惭愧之心情使我们肝肠俱裂。”〔19〕
1934年3月后，日军在土龙山地区的12个村屯进行了大洗劫。烧毁房屋1000余间，屠戮百姓1100余人，掠走粮食70余万斤，打死牲畜290余头。据当年的幸存者回忆：
“3月12日在北半截河子，日军一到后院就开始烧杀，屯里二十几户人家，除不在家的外，都被日军用刺刀、机枪杀害了。所有房屋、柴禾垛甚至垃圾堆都用火点着……在韩国文院套里边，附近屯逃难到他院套里的200多乡亲们全部被日军用机枪打死。日军用不到10个小时的时间，血洗了北半截河子一带的8个村屯，杀害无辜同胞440余人，烧毁大小房屋200余间，粮食20余万斤，牲畜一百七八十头……3月19日日军开始血洗九里六屯，他们手拿汽油火把，见房就点，连猪圈、狗窝、柴草垛都不放过。全屯顿时火光冲天。日本兵见人就杀，甚至被打伤还有一口气的人也要捅上一刀。躲在草垛里的人被活活烧死，钻进坑洞里的人也被揪出来，用刺刀捅死……老王家是三间大草房，80来名群众躲在里面，危急时刻，有个老头走出屋想向日军为大家说情，没等他开口，就被日军打死了。屋里的人也不敢出来，日军就把门窗封严，用机枪往屋里扫射，然后放火烧了这所房子。事后，房框里只见一大堆烧焦的人露着白碴，横躺竖卧，好不凄惨……日军对九里六屯的血洗，据当地老户提供的情况和县志记载，被杀群众600多人，全家灭绝的近一半，烧毁房屋700多间，死伤牲畜100多头，毁掉粮食20多万斤……”〔20〕川岛芳子
1935年，日军在辽宁新宾县的响水河子一带以“抓梁司令（梁世峰）消灭‘匪徒’安定秩序”为借口，抓了汉族、朝鲜族青壮年130余人，并杀害了其中的70余人，将其余50余人的手脖上用刀和黑炭做上记号。为缩小围剿范围，日军放火烧毁了响水河子、双粒子、大荒沟、房平沟等村屯的约2200多间房屋，血洗了响水河子、红庙子，残杀当地百姓3000余人。
1935年5月，日军对吉林舒兰县老黑沟进行了春季大扫荡。在短短10天之内就屠杀居民1017人，烧毁房屋千余间。
1936年5月，在通化金川县白家堡子日军又进行了一番屠杀。在伪满第八军管区少将参谋长赵玮的检举书中我们还能感受到屠杀发生时的惨状：
“……被绑上的男女老幼一串一串的被赶到大荒沟警察署东南山根底下，密集在一处，然后用机关枪扫射，展开无比残忍的大屠杀。枪声一起，人们东挣西撞，弹丸比雨点还密打在人们的身上……瞬息之间，活生生的368条生命就生息全无地倒卧在血泊里，堆成了尸山，做了恶鬼中山（日军中队长）的牺牲品……”〔20〕
1936年12月16日，日军包围了辽宁东沟县南岗头，逼问谁是抗日人员，达不到目的后便开始屠杀，该村除有10余人逃出外，有36户人家、230多口人被杀，200多间房屋被烧毁。
日军为了从根本上断绝人民群众对抗日联军的支援，他们不但疯狂地屠杀，而且在1933年开展了所谓的“匪民分离工作”，即建造“集团部落”和“归屯并户”，将群众集体迁移到平原地区，制造无人区，稍有反抗就杀死、烧光，他们希望通过这一手段对抗日力量实现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的目的。
“归屯并户”于1934年全面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