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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1937年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教育进行了变本加厉的毁坏，并且有意识的对中国的大学进行破坏。
1937年8月15日，日机炸毁泸江大学，8月23日，日机轰炸同济大学，所有设备和建筑都被炸毁。截止到10月15日，上海社会局调查表明，上海文化教育机关，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大中小学校以及体育场等，总计损失1094多万元。
1938年4月11日，星期天，湖南岳麓山尖厉的警报声把人们从宁静中震醒，27架日本军用飞机携带炸弹投入岳麓山湖南大学内，顿时湖南大学成为一片火海，湖南大学有珍藏典籍的传统，从书院的御书楼到藏书楼到图书馆，历经千年，绵延不断，藏书十分丰富，其中不乏有历朝经典、珍本、善本。1933年11月刚竣工的新图书馆，藏书量在国内图书馆中屈指可数，可是在日机的轰炸下，成了一片废墟。望着被炸的水泥骨架，望着数万册图书在烈火中被烧，化为灰烬。多少代人的心血被烧的一干二净，有的教师和学生禁不住失声痛哭。在湖南大学遭毁灭性轰炸的时候，岳麓山风景区的名胜古迹也遭到日机的严重破坏。后来，爱晚亭、云麓宫殿等先后被日机投放的炸弹所毁。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进行摧残，妄想毁掉中华文明。为了挽救中国的教育，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主张迁移学校。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邀请各团体及学术名流在庐山召开了国事问题会议。会上决定把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定名为临时大学，9月三校迁往长沙，南京失陷后再迁往昆明，学生们跋山涉水，从湖南西部经贵州直到昆明，一路上经受了意志的考验和体力的锻炼，而且观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解了当地风土人情，学到了很多东西。临时大学迁到昆明以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联合大学在昆明呆了整整8年时间。1938年到1940年，昆明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敌机直接轰炸联大有两次。一次是1940年10月13日，这天下午，联大大部分男生宿舍被毁，清华在西仓坡设的办事处也遭两枚炸弹轰击，屋顶遭到相当的破坏。1941年的轰炸比1940年10月的轰炸更严重。这次轰炸使图书馆、教室、宿舍都有损坏。为了解决宿舍问题，一些教室被改为宿舍，一位学生在描述当时情形写到：联大同学当时是“床床雨漏无干处”，就在此时，图书馆看书要打伞，寝室睡觉也要打伞，真别致！在轰炸中也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各种材料，联大师生由于空袭造成的人员伤亡，估计死10人左右，伤10人左右。轰炸也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联大师生几乎天天跑警报。一有警报，师生就往外跑，大多数是往郊外的土山或坟头上躲一躲。
尽管联大的条件艰苦，但是教学质量很高，联大师生8000人，后来绝大多数在祖国大陆，其中一流名人比比皆是，如杨振宁、李政道、宋平、彭佩云等等，联大也为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巨大损失（图）
杀害郁达夫 1937年，上海、太原失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创建了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山东解放区、陕甘宁边区……这些解放区的军民成为抗击日本法西斯军队的中流砥柱。日军从1938年底开始，集中60％以上的侵华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治安肃正”的法西斯活动，发动一系列疯狂的大“扫荡”，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一、日军疯狂进行大“扫荡” 八路军挺进敌后所创立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构成了华北敌后的广阔战场，成为日军“扫荡”的首要也是最酷烈的地区。“从1938年底到1940年止，日军在华北解放区发动的千人以上大规模扫荡达109次，使用兵力在50万以上，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1〕日军的扫荡在1941…1942年达到高峰，其间杀人无数，劣迹斑斑，惨案连连。对百团大战的报复“扫荡” 1940年百团大战后，敌人抽调各地兵力开始对根据地进行大肆“扫荡”，开始了大屠杀、大破坏。例如山西省襄垣县西营向人民在后来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罪行：“民国29年9月，日寇由南来至我乡西营村居有三天之久，在我乡所做的罪恶滔天。进村后见人就抓，不能走者就杀，远见野外难民也要用枪打死……特别是我村鲍怀中、刘铁匠在地里逃难，就被用枪打死，并将眼睛挖出。还有李根堂、李兆堂（60多岁的老汉）在家用饭，被日寇抓住将头割下拿走。另外，在本村北郊大沟地洞内用毒瓦斯毒死任和尚全家和邻居13人。把我村房子烧了1190余间，变成一片焦土。……抢拉牲口37头，杀了7头。将衣物等好的拿走，次的全部烧坏，共计衣服62870余件、农具37200余件，另外进行掘地搜寻找出人民的口粮2260余石，合31640斤，全被拉走、烧掉，共损失猪135头、鸡鸭等无数。使我难民回村无吃无穿无住，死者遗体在地，还有找不到整个遗体，全村老少个个痛哭。更残酷的全家被害，老少无留一人，闹得断苗绝根。”〔2〕 此外，据1945年9月第18集团军总政治部关于太行太岳部分损失统计：仅太行8个县，被惨杀1782人、伤185人；烧房62765间、窑洞4676孔；抢走及毁坏粮食3。2万余石；抢及杀牲畜1372头、猪羊2073只；毁农具4万件。太岳区5个县，惨杀4381人、伤258人；烧房165500余间、窑3310孔；抢及毁粮食166800余石；抢及杀牲畜2800余头、猪羊鸡9100余只；毁农具车辆15600余件〔3〕。 对晋冀豫的“四一二”大“扫荡” 日寇视日渐巩固强大的晋冀豫边区为眼中钉、肉中刺，准备了3个月的时间，抽调1万余兵力、150多辆汽车和坦克车，1000多骑兵，进行总扫荡。这次扫荡中的残暴屠杀，简直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据统计，“共计杀死及杀伤2749人（死2245人，伤195人，失踪256人）。被杀死的以女人、小孩、老头为多，大多数用刺刀刺死，还有活埋或烧死的，南张堡一间房子里就烧死了17口，一个猪圈内烧死了12口，许多是用机枪扫射死的。敌人用开会名义欺骗老百姓到枪口，一次用机枪扫射死了100多名。许多女子被敌人逮住奸淫后用刺刀刺死。许多婴孩被敌人从腰中挑断，有的用两手将腿劈开，有的用开水煮死。许多被俘的老百姓，却活活填到水井内，填后用手榴弹将井炸坏。阎一村，用人的尸体填满了5个水井。日军扫荡过后，从一个井中打捞出67个死尸，内有两三岁的小婴孩，还在他母亲怀里。在这次扫荡中被杀绝的有100多家……”〔4〕。 在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在敌人“奔袭”、“扫荡”中不幸被捕的抗日军民，许多都被押解到太原，关在“工程队”里，其中约有70％的人，都因饥饿、劳役及被抽血过多致染重病或死亡，还有一些人被日寇活埋和虐杀。1941年3月间，敌人在“工程队”后院活埋了130多人；6月份一个月，“工程队”中被敌人在深夜里酷刑打死，直到次晨宣布“疾病暴卒”的就在60人以上。1942年7月间，敌寇更把我们200名被俘的战士从“工程队”带走，由敌军当作“活肉靶子”，分成三批令其新兵“上操”“练习”，一个个用刺刀捅死。——根据比较可靠的材料估计，在抗战八年中，太原“工程队”内日军共计杀死我们的抗日军民数达12万人以上〔5〕。 此外，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5月新四军开赴华中敌后到1944年春，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大扫荡就达120余次；在华南，日军对东江、琼崖等根据地进行了十几次千余人大规模的扫荡，大行肆虐，解放区军民遭受严重损失。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 日军在扫荡太行、太岳根据地时曾下过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6〕 杀光：日军足迹在所到之处，进行杀人比赛。其屠杀规模大，千人以上的惨案比比皆是；杀人手段残忍、变态，刀刺、活埋、解剖、奸杀……甚至生食，敢比禽兽。 烧光：在大屠杀的同时，日军还对血洗后的村庄放火焚烧，赶尽杀绝，毁灭证据。各个村庄房屋尽毁，村民在劫后重建，日军又来烧毁，有一个名为驴儿叫村的竟然被先后烧过了22次。好多村庄就此完全毁灭。 抢光：日军在扫荡过程中对各种财物，能拿的都拿走，不能拿的也要破坏掉；对各村庄的牲畜抢掠宰杀；各种损失不计其数。日军的“三光”政策其残暴程度令人发指，也给边区造成重大损失。
几大惨案
河北省潘家峪原本美丽幽静。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日军就来这里“清乡”138次，并扬言要血洗潘家峪。1941年1月25日黎明时分，在日本驻丰润县城顾问佐佐木指挥下，五千多日军和伪军将潘家峪团团包围。天明后，就开始闯进村里搜人抓人，把人们赶进村里的大坑里。然后逼问村民谁是“八路”，机关在哪里，可是换来的只是人们的怒视和沉默。后来，佐佐木又以天气太冷为借口将人们赶入墙高院深的潘家大院里。
走在前头的乡亲发现院子里铺满了厚厚的松枝和柴草，柴草上还浇上了煤油。这是敌人布下的杀人场啊！有的人发现上了当，就呼喊反抗，但立即被部署于墙上房顶的日军扫射而死。片刻混乱过后，日军马上采取既定计划，开始了大屠杀。一面机枪疯狂扫射，一面点着泼了煤油的柴草。顿时，潘家大院血肉横飞，火光冲天。少数人与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