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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拔刀队”，号召武士踊跃参战，并且捏造一些为侵略战争“忠勇”献身的宣传材料，以刺激武士的“爱国”心。在成欢战斗中，编造一个至死军号不离嘴的号兵白神原次郎，战后人们才发现这是假的。在平壤战斗中编造了第一个冲进玄武门的英雄原田重吉，而真正冲进玄武门的是松秋太郎，因为讲了真话，被警察监禁起来，终身不得说明当时战争的真实情况。〔19〕 一位诗人兼小说家国木田独在其小说《酒中日记》里，对甲午战后日本社会状况的描写更具有典型性。他写道，甲午战后，“军人万岁”的喊声到处都可听见，“如果没有了军人，简直天都不会亮啦”。在中上层社会中，凡是家有女孩的父母，不论他们是华族、富豪、官吏或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要找一个军人作女婿”。〔20〕
旅顺——东洋屠刀下的白骨之城（图）
清朝军队 从1894年11月21日日军进占旅顺市区到24日，整整4天，光天化日之下，日军如同一架上足了发条的杀人机器，一只红了眼的歇斯底里的吃人野兽，在旅顺肆虐着、吞噬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生灵……
旅顺，变成了一座没有生命的死亡之城、白骨之城，一座人类的屠宰场。整个旅顺城侥幸逃过这场灾难的中国人只有36人，他们每人都戴着一顶尖尖的大白帽，上面用日语写着“此人不可杀戮”的标记。这是日本人特意留下用以掩埋尸体的中国人！
参加掩埋尸体的幸存者鲍绍武老人回忆说：“日本兵冲进屋内见人就杀，全家被杀了好几口人……更惨的是一家炕上，母亲身旁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怀中吃奶就被捅死。”〔21〕水师营王宏照老人控诉说：“一天鬼子用刺刀逼我们抬着四具尸体往旅顺送，看见旅顺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倒在柜台，有的被开膛，肠子流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的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道都铺满了。”参加过抬尸的高延举老人就掩埋尸体的人数说：“记不清楚了，好像除36人以外，又从城边子上（城外）抓了几次，有一、二百人，也戴上黑字的白布条。每天都抬尸，冬天没有多大气味，就是零头碎脚的，惨得很。日本鬼子也不给饱饭吃，足足抬了一个多月才完。”死尸都抬到花沟张家窑，两万多尸体，堆成尸山，浇上油来焚烧，烧了十几天才烧完，这就是今天大家所凭吊的旅顺“万忠墓”。
詹姆士·艾伦是英国籍海员，大屠杀期间被困旅顺，他亲眼目睹了这场灭绝人寰的惨剧，在他的回忆录《旅顺落难记》中写道：“我立的地方极高，望那池塘约离我一丈五尺，只见那池塘岸边，立满了日本兵，赶着一群逃难人逼向池塘里去，弄得逃难人群挤满了一池。只见在水里攒头搅动，忽沉忽没，那日本人远的放洋枪打，近的拿洋枪上的刀来刺。那水里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做一团。池塘里的水搅得通红一片。只见日本兵在岸上欢笑狂喊，快活地了不得，似乎把残杀当作乐的事。那池塘里活的人，还在死尸上扒来扒去，满身的血污……内中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浮出水面，向着日本兵凄惨的哀求。将近岸边，那日本兵就用枪刺来搠，竟当胸搠了个对穿。第二下就搠这小孩子，只见洋枪刺一搠，小孩子就搠在那枪头上，只见他竖起枪来，摇了几摇，当作玩耍的东西，这个孩子约只两岁，那女人伏在地上，尚未搠死，用了将断的气力，要想起来看这孩子的意思，刚要起来，翻身便倒。日本人就照屠戮别人的法子，也把这女人斩成几段。那兵后面，又来了一群日本兵赶逃难人，来这池塘里。我不忍再看，回头逃走……一路走来，无非是死尸垫地。经过一处，看见十来个日本兵，捉了许多逃难人，把辫子打了一个结，他们便慢慢的当作枪靶子打。有时斩下一只手，有时割下一只耳，有时剁下一只脚，有时砍下一个头，好像惨杀一个，他便快活一分。我所见的无论男女老少，竟没有饶过一个”。将中国平民反绑跪地，即将斩首
在一个钱铺里，日本强盗抢完财物后，便把所有男女老幼全部杀死。艾伦说：“但见地板上铺满一地的死尸，当中男也有，女也有，小孩子也有，有的缩做一堆，死在那里，也有直挺挺死的，有没头的，也有开膛破肚的，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也有手脚都斩去的，也有斩作两段的，……那柜台上的木栅尖上，挂上了无数人头。……再看那柜台边上，还有一个大钉，钉着一个几个月的孩子，那地板上的血，足有三寸多厚，死尸重重叠叠地堆了起来。那零零落落的手、脚、头，到处都是。”
除艾伦之外，还有一些西方新闻记者如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英国《伦敦时报》记者柯文、《黑白画报》记者兼画师威利阿士等，也是旅顺大屠杀的目击者。11月24日，克里曼自旅顺发回国内一篇通讯，题目是《日军残杀记》：“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没有抗拒日军，日本人所谓有人从窗口向日军射击之言，全是谎话。日本人并不想抓俘虏。我见到一人跪于日兵之前，叩头求命，这个日本兵用枪刺一下将他的头钉在了地上，然后手起一刀将他的头砍了下来。有一人缩身于墙角，日兵一阵排枪将其击毙。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将他斩成了两段……”
“战后第三天，天正黎明，我被枪弹之声惊醒，日兵又施屠戮。我出外见一军官带领一队日兵追击着三个人，其中一人手抱一个没穿衣服的婴儿，因急于逃命，将婴儿跌落。一刻钟后，我见这个婴儿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婴儿之父，失足跌倒，一个日本兵手执枪刺将之抓住。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想救他，但日本兵却将刀向这个人颈上猛插了三四下，然后扬长而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我见一老人立于道上，双手被缚于背后，又有三人均系背绑，已被用枪射死在旁。见我们过来，日兵一脚将老人踢倒在地，看见这个老人倒地呻吟，这个日本兵又一把扯下老人的衣服，看他胸口流血，就又向他开枪射击。老人痛极凄嚎，形体瑟缩，日兵非但不垂其怜，而且向老人脸上吐唾沫，还肆意嘲笑他……”被日军残暴的斩掉头颅
日本士兵和随军记者的日记也记载了日军旅顺大屠杀的暴行。龟井兹明在11月21日亲见“路旁及涸河中，‘敌兵’尸体和刀枪衣物无数”，23日看到“东新街、中新街、西新街约二千户室无一人，路上尸体如山，血流成河，民房内家具残破，纸张、鞋等散乱狼藉，尸体鲜血淋漓”，有的被砍头，脑浆崩裂，有的腹腰被切断，肠胃裸露，惨不忍睹〔22〕。日军的暴行，使清军被杀害2000人左右，旅顺约1。8万市民惨遭杀戮。不仅如此，日军还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上继续进行着烧杀抢掠。
日军在旅顺的这种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遭到了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国际公法专家、英国人胡兰德博士，一位自始就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倍加赞赏之人，看到旅顺惨案的报道后，对日本军人的行为表示“痛惜”，认为这玷污了日本国家的“名声”。“日本军队之行为，实在是超出了战争常度之外。” 就连日本的盟友——美国的报纸也尖刻地指出“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今脱文明之假面露野蛮之本体矣。”〔23〕
面对如此的铁证，日本政府却采取了掩饰和回避责任的态度。作为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明白，这种世界性的谴责舆论所酿起的风暴，有可能毁掉日本军事胜利所带来的成果，毁掉日本政府20年维新所积攒来的“声誉”。他急忙和伊藤博文商讨对策。“承认有过大屠杀，危险太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两人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于是，一份《陆奥声明》在《纽约世界》报上刊载了出来。与此同时，各国驻日公使也收到了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的辩解书”：外国记者关于旅顺口事件的报道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实际上，旅顺口陷落时，中国士兵看到公开抵抗是无用了，便抛弃他们的军服，穿上平民衣服，化装成这个地方的和平居民的样子。……因此，在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被证实是变了装的中国士兵。”这样，一场义愤填膺的谴责运动也就不了了之。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战刀
对日本军人来讲，像旅顺口一样灭绝人性的屠城，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此前，有大连湾血案；此后，则有“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有731细菌战部队，有无锡大屠杀、芜湖大屠杀，有扬州屠城、死亡工程和数不清的惨案，而将这种灭绝人性的屠杀发展到顶点的就是南京大屠杀。陆奥宗光的辩解也仅仅是日本狡辩的开始，而南京大屠杀的否定以及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才是日本谎言的巅峰。日本政府的一些官员至今还在大肆宣称，说“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出了贡献”，认为“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南京大屠杀纯属捏造”；“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一直要污损日本的形象”等等。但是事实不容篡改，历史不容篡改。
马关缔约，日本贪婪欲念的大满足（图）
被近签订《马关条约》 结束战争的老套形式——谈判又不得不提上了日程。对清政府来说，战争再也打不下去了。随着战场上的失败越来越多，清朝当权者的求和倾向也越来越重。于是，清政府决定按照日本政府的暗示，与日本进行和谈。在日本方面，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固然加强了它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但是随着侵略的深入，问题也随之袭来。一是经过几个月的战争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已不允许再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二是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