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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创办之初，异常艰苦，因为缺乏经费，处于时办时停的状态，1948年10月25日出版创刊号，11月13日才出第二号。《国语日报》只好寄生于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国语会以人力帮助报社出报，而报社则以注音报纸帮助国语会推行国语。1949年初，国语运动提倡者吴稚晖到台湾，报社汇报情况，吴稚晖提出应将报纸作为一种社会事业来办。于是报社请吴稚晖领衔，由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在台委员陈颂平、汪怡、胡适、傅斯年、齐铁恨、王玉川、何容等共同出名，邀请热心国语运动的台湾省籍人士黄纯青、杜聪明、游弥坚、洪炎秋等，以及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方师铎、李剑南、祈致贤、王寿康、梁容若等人，于1949年3月13日正式成立国语日报董事会，推傅斯年为董事长，洪炎秋为社长。次年，傅斯年因台湾大学事务太忙，辞去董事长和董事的职务，推游弥坚继任。之后几年，董事会又陆续增聘罗家伦、田培林、黄启瑞、黄得时、夏承楹等为董事。夏祖丽、应凤凰、张至璋：《何凡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1月版，第196、197页。
林海音主编《周末》版，也很艰难，因为《周末》版没有稿费，每周都要靠同人等撰稿来帮助维持，然而更多的时候则要她和何凡写。林海音后来在《窗》的前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那时候我在《国语日报》主编《周末》周刊，因为稿子难拉，我们两人经常要执笔凑数。我们写作的兴趣很高，每天晚上孩子安睡后，我们就各据一桌，各抒所怀。灵感来自白天所闻，所见，所感。何凡勤读西书报刊，搜集资料不少，自然不会弃而不用，何况我们两人从十几岁起就喜欢舞弄文墨，可以说积习难除了。”他们写作的范围很广，涉及生活、艺术、翻译的外国作品以及新知识、新观念等诸多方面。林海音一共编了五年，两百五十多期，直到1954年10月。
日子清苦而忙碌，但林海音却过得有滋有味，她在1951年3月22日写了一篇《平凡之家》，描述自己对生活情趣的追求：
我们的生活情趣重于快乐的追求，有人说我们该是没有理由快乐的家庭，丈夫是一个自甘淡泊的人，因之我们的生活就来得紧张些，但是我们在紧张中却不肯牺牲“忙里偷闲”的享受，张潮《论闲与友》里说：“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非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然则快乐的心情，却要自己去体味。有人看我们在孩子们熟睡后，竟敢反锁街门跑去看一场电影，替我们捏一把汗，说是台湾小偷闹得很凶，可是我们仍不愿放弃儿辈上床后的这一段悠闲的时间，夜读、夜写、夜谈、夜游，都是乐趣无穷的。有时候夜读疲倦，披衣而起，让孩子们在梦中守家，我们俩到附近的夜市去吃一碗担仔面，回来后如果高兴的话，也许摊开稿纸，把瞬间所引起的情感，记在上面。
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出乐趣来，大概是所有热爱生活的人的共同特点。刚到台湾时，多数人的日子都很艰苦，女作家琦君住在公家大楼地下室中的一间公共洗澡间改造成的宿舍，墙上布满了水龙头，地上常年返潮，水龙头终年滴水，她以文学家的乐观和豁达，戏称它为“水晶宫”，正是在“水晶宫”里，她写出了《一身飘零》。相对而言，林海音则住的条件好多了，只是比起在北平的时候，要差得多。好在写作的乐趣、一家人和乐的生活让林海音对物质的要求不那么在意，她的兴趣很快投注在写作上。这个时期，她对家乡台湾的研究兴趣甚浓，写了不少台湾风土人情方面的文章，如写于1950年的《新竹白粉》《爱玉冰》《滚水的天然瓦斯》《虱目鱼的成长》《珊瑚》《说猴》《台北温泉漫写》《鲈鳗和流氓》等等都是对台湾自然风物的描写。林海音另一个主要的写作资源是她的家庭生活，写于1951年的《三只丑小鸭》《平凡之家》《教子无方》，写于1954年的《今天是星期天》，写于1955年的《鸭的喜剧》《分期付款》《书桌》等描写家庭生活的散文，塑造了一个勤劳、智慧、宽容、有幽默感的主妇形象，流溢着作者对生活的满足与热爱，充满幸福感。这满足与幸福更多的是丈夫与孩子带给她的亲情满足，而非物质的富足。当然，这些文章中也有文学家的夸大在内，何凡就曾在《冬青树？序》中“揭露”说：“集中有些小故事固系取材自舍下，但是并不完全是本户的生活报告，而是把一件小事加以渲染、夸大、添枝增叶，而使其故事化，所以文中的‘我’不全是她，文中的‘他’也不全是我。尤其是关于开丈夫玩笑的部分，读者不可轻信！”何凡、林海音：《双城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何凡部分第30页。故事未必全真，情绪与情感却是真实的。这说明林海音是幸运的，在很多人抛妻别子地来到台湾时，他们一家人却在一起，虽有抛离第二故乡的痛苦，却无小家的别恨。
家庭是美满的，但对注重友情的林海音来说，仍然是有缺憾的。她在《友情》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刚回到台湾时，幸运的是家人大部分团聚，甚至还多了许多亲戚长辈。不过寂寞的是友谊突然减少，偶然有剩余的时间，觉得无所寄托，认识的人虽多，可以走动的朋友却极少，值得饮“千杯酒”的知己更少。所以我那时常对人说：回到台湾，理论上是还乡了，实际上却等于出了远门儿，因为只有到一个新地方才感觉到没有朋友的寂寞，“出门靠朋友”，没有朋友便有流亡身世，无所依靠之感。何凡、林海音：《窗》，（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5月版，第184页。
很快，勤于笔耕的林海音又有了新的友谊：
不止是为了兴趣，也为了贴补生活所需，投稿生涯必得开展出去。中央日报迁台出版，“中副”当时的主编是茹因先生，我第一次投去的，好像是一篇题名《叫子壶》的稿子，后来听说这是他们收到第一篇外稿呢。接着该报又开辟了“妇女与家庭”周刊。这时向“妇周”投稿的女作者多起来了，我由版面上认识了许多当今还不断写作并拥有大量读者的女作家，如：谢冰莹、张秀亚、徐钟珮、刘咸思、琦君、郭良蕙、王琰如、艾雯、孟瑶、张漱菡、刘枋、钟梅音……最早见面的倒是主编武月卿。林海音：《剪影话文坛》，（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版，第16页。
除了写作而得来的友谊，林海音还参加了一些文艺活动，以扩大交往面。林海音在台湾最早参加的文艺团体活动，是台湾青年文化协会。1951年，林海音参加了该会主办的“夏季乡土史讲座”，八十名学员，只有林海音一个女性，讲座的十位讲师，大都是台大教授和文献会员编纂，林海音从中得到了很多台湾乡土史方面的知识。
但林海音的友谊主要还来自与女作家的交往，她们不仅是文字上的朋友，还是生活上的朋友，1953年12月，林海音生幺女祖葳，女作家们来祝贺，由此发起“庆生会”，经常聚会，连林海音都认为是奇迹，她在《没有组织的组织》这样描述经过：
一个没有组织的组织，到今年，整整持续了三十年，并无衰落意。民国四十二年十二月，我生了一个小女婴，满月时邀聚一桌女文友，算是请满月酒吧。吃过饭，王文漪兴致勃勃地建议说，我们为什么不像今天这样，每月聚聚餐，轮到是谁生日的月份，就当寿星不出钱。大家同意她的建议，又多邀了几位女文友，就随便叫它“庆生会”，由第二个月办起来到今天，三十个年头儿，三百五十四个月了。庆生会从无休息过，也从没有正式组织过，可算是个奇迹了。同①，第66页。
“庆生会”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参加者有林海音、琦君、钟梅音、陈纪滢夫人、张漱菡、王琰如、张雪茵、黄贶思、刘枋、刘咸思、黄媛珊等，后来发展到三十多人。
与女作家的交往也促进了林海音的写作，她的作品源源不断。据夏祖丽在《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中介绍，1949年，林海音写了近百篇文章刊登在报上，平均每三四天就有一篇刊出。从1949年到1952年底的四年间，她一共发表了近三百篇文章，用的笔名包括英、音、阿英、阿音、小林、海音等。这段期间的作品以小品文及散文为主，绝大部分是介绍台湾的乡土风物，像上面介绍的《爱玉冰》等文，文章虽短，却亲切有趣，很多从大陆来台的外省读者喜欢看。还有一部分则是家庭生活方面的，这类文章主要收集在《冬青树》中，该书1955年由陈纪滢主持的重光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林海音的第一本书，搜集了她自1950年到1955年间写的散文及小说三十二篇，署名林海音，塑造了一种新形态的贤妻良母形象，何凡为该书作了序，书出版后，也有不少评论，“林海音”三个字开始在台湾读者中有了一定的位置。使林海音在台湾文坛产生影响的，则是她生命中的一次机遇，这次机遇便是她到《联合报》主编《联合副刊》。据夏祖丽介绍，林海音是1953年11月受聘担任“联副”主编的，12月她生幺女祖葳，第二年1月孩子一满月她就到《联合报》上班了。关于林海音在“联副”的情况本书将有专章论述，这里就不再详列。
第三章 台北生活
第三节 林家客厅
林海音在《联合报》工作了十年，1963年离开，这十年中，她不仅出版了长篇小说《晓云》、小说集《城南旧事》，还提携了一大批文坛新人，结交了大批朋友，成了文坛的重要人物。她在台湾文坛的重要地位，是因为她的作为而赢来的，她的工作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