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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十七年而不“痒”，这不是由于麻木，而是因为城居生活时时有新的乐趣与盼望产生，不致厌倦而消沉。古人说：“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一个乐生的人，既不苦夏，更不悲秋，而是每一季节皆有佳兴的。夫妇生活亦当做如是观，新婚生孩子，孩子养育中与成长后，以及剩下老头儿老太太的时候，每一阶段有每一阶段的生活趣味，时时更换，故不虞陈腐，也不会枯竭。
自然，志同道合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是个文科学生，服务于新闻界，因为不时编编副刊，和文艺界人士也有些瓜葛。海音是读新闻学的，也写写文章。于是我们便成为“杆儿上”的同志。在工作上，生活上，有很深的依赖性。例如近年海音编副刊，我就负责写专栏，参赞编务；海音出版《冬青树》，我就包办了作序、校对。我的报社工作、学校课业以及复函访友等，也少不了她帮忙。分工合作，使我们感到轻而易举，而且必要时可以互相代替，不至于钉死在一件事上。
业余消遣我们尽量维持共同兴趣，如果各投所好，往远里想是不太妥当的。跳舞很危险，赌博、酗酒次之。为了根除“出城”之想，不能不防危而杜渐。
在我们这个小城里我是名义上的土皇帝，但是海音也可以“垂帘听政”。我们有一子三女，他们的功课还跟得上，无须太使“老人家”发愁。两周岁的阿葳是我们的客台纪念品，她本来应当是个男孩子，但是却偏偏“自作主张”地来了。既来之，则安之，现在她在家里享受了充分的治外法权，这是不争的事实。林海音、何凡：《双城集？何凡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31、32页。
夏祖丽在《何凡传》中这样描述父母的婚姻：多年来，善于持家的林海音几乎包办了家里家外大小事情，使何凡无后顾之忧，专心工作。何凡除了帮忙照顾孩子外，他既不会下厨房做饭，也不会上菜场买菜；清洗打扫也由妻子和女佣代劳；而银行领存款、邮局寄书信这类事也全由海音做。如果以现代“新好男人”的尺度来看，他是不合标准的。不过，他尊重海音的个性、兴趣及生活，给海音充分发展的空间，并以海音的成就为荣。在这几点上，何凡比他同时代甚至年轻一两代的男人都要开明大度。
因为与林海音的婚姻幸福，何凡对婚姻的看法也很乐观。他在《单不如双》（见《双城集？何凡集》第123页）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天生男与女，就是为他们成双作对过活。青年与中年固不可放弃家庭生活的乐趣，就是老年丧偶，也该顺应自然，找个老伴儿暖暖脚。不要因为报载一位老先生碰上一个爱财如命的女士，弄得官司牵连，因而认定年老人不该找麻烦。要知道世界上像这样的女人极少，不可以偏概全也。”
给了丈夫快乐婚姻的林海音，也给子女、亲友带来灿烂与光明。在女儿夏祖丽眼中，林海音与何凡为他们构筑的家是温暖的，夏祖丽曾有一篇《温馨的家》收入林海音的《家住书坊边》一书，她写道：“那时代，大家的生活都比较清苦，但在记忆中，我们兄妹似乎很少向父母要求什么。为什么？是父母的威严太大吗？不是，说实在，我几乎想不起来父母亲曾对我们说过什么训诫的话，也从没有过长篇大论的教导。前两年有次接受访问谈到童年所受的家庭教育时，我才突然醒悟，我的父母是典型的身教重于言教。我们原来是在他们的潜移默化下长大的，我想，温暖的家庭之爱，使我们从不觉得匮乏。当年在重庆南路三段那幢整洁明亮的日式木屋里，总是充满了温馨热闹的气氛，这种感受也影响到我们兄妹日后的生活态度。”
林海音的小女儿夏祖葳认为：“母亲非常幽默，前年我和大姐祖美陪爸妈去上海、北京探亲访友，到北京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去探望和爸有四十五年未见面的二伯父。二伯父、二伯母都已经是九十多岁了，而且他们十几岁成婚，结婚已经超过七十五年，大家就讨论说，这种情形非常难得，因为双方要很年轻就结婚而且都要活到九十岁以上才有可能。但是世人对结婚纪念的年份只定到结婚七十五年是钻石婚，再上去就没有了，所以二伯父母结婚已超过七十五年，还有什么名堂可以加在他们的身上呢？母亲忽发奇想，很兴奋地说：‘那就称他们为“恐龙婚”吧！’此语一出，众人大乐，因为这个名堂实在又贴切又幽默。”夏祖葳：《母亲的晨运》，收入林海音《奶奶的傻瓜相机》一书，（台北）民生报社1994年11月版，第266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林海音的幽默其实也透着文人的天真。
林海音的大女婿庄因在《五重情》（此文也收入林海音《家住书坊边》一书）中这样描述他对林海音的印象：“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爽’。1970年秋天，我向她的长女求婚。战略是一方面事先以闪电迅雷的方式请在台老父亲踵夏府提婚，一方面写了一封自认辞情并茂的十余页长信，毛遂自荐，以‘不按牌理出牌’的打法，直接寄给了我追求对象的父母。那样的情况，据我猜想，对他们便仿佛一夕醒来，但见兵临城下，却发现来将使臣，但求通婚议好，未有据土陷城之图一样，是惊喜交错的。而她的处变不惊反应，真是化异常为寻常。在我老父提亲去后，她立即拨了一通电话给她身在柏克莱的女儿：‘一个姓庄的前脚刚去，怎么又一个姓庄的后脚就来了？（前者所指是我一个姓庄的朋友，当年在柏克莱有近水楼台之变，先向林海音的女儿展开追求）而这次来的竟是提亲了，你是嫁也不嫁呢？’一向有乃母之风的女儿当机立断，一声‘嫁！’下，海那边的电话也就随着一声爽然的‘好！’而挂断了。事情就这么简单，对于女儿的终身大事，林海音淋漓痛快一句话就决定了。其实，那份‘爽’劲儿，正是她对人对事恳挚的浓烈所使然。这样海阔天空的胸怀，乃智、仁、勇的结合。我婚后在若干小事上都见到她这种反应。”“我对林海音先生的第二印象是‘真’。真与诚乃一体两面，意诚心正则真，绝非高谈阔论可以涵盖的。最能窥出一个人是否真心，便是在其人所作所为小事细节上寻取见证，因为真是诚的自然流露。”“1972年，她来美探视婚后两年的女儿、未曾谋面的女婿和即将足岁的外孙。岳母莅临酒蟹居那段日子，都歇宿在我的小书房里。我的书桌上一向是芜乱不堪的，而一夕之间竟被她归置得井然明目了。她还把我置放在案头准备结集的作品简报，自动地为我‘顺手’整理了出来，批了意见，连每篇字数都作了统计。1977年我首度返台，岳母全家亲往机场相接，又在家为我设宴，着令小女儿主厨，款待我在台北的大学同窗好友。而更在餐厅备酒置席，隆重地把我正式介绍给岳家在台亲戚三十余人。1979年我二度返台，岳母特意把我安置在距离夏府咫尺之遥的‘紫屋’宾馆，解除了我士林洞天山堂家居狭促的困扰，和每日来往市区酬应的不便。她在冰箱里放了啤酒和一些零食，桌上则备了剪刀、铅笔、原子笔、信纸信封、邮票和稿纸。柜台上有上好茶叶两种，盛放冰水的塑胶壶及暖水保温杯。而最令我感动的，是她陪我登上紫屋，全然不提前述的这些经心准备的东西，只是不厌详繁地说明了冷气机、澡房热水调节系统和瓦斯炉灶的使用方法，并且逐一做了示范。”“我对林海音先生的第三印象是她的‘勤’。勤不但是精强体健，能于应付的证明，也是对己对事一种强烈责任感的要求。进一步说，是‘自尊’的表现。我的岳母处理事情利索非常，立竿见影，速战速决而不拖延，甚至有时令人多少感到‘咄咄逼人’的气势。老子说：‘一曰勤，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先。’对二、三两项，我的岳母是有某种程度保留的。但是对‘勤’一字，真当之无愧。这大概也就是她在主编“联副”及纯文学月刊，主持纯文学出版社这些事业方面，如此出色成功的原因吧。说是应得的报偿，不算为过的。”“林海音先生给予我的第四印象是‘威’。我听见过有人说林海音‘霸气’的话。说话的人实际上是善意的，但我觉得他们所说只抓住了表面现象，而忽略了内涵。我的岳母是一个自信十足，洞察敏锐，能力高强，而不轻易听信依仗他人的人。这种人定然会站在盱衡大局发号施令的位子，必然生威，而他人也难免会显得生畏的。不过，有威者必有望，她对人对事严而不苛，情理并重，事必躬亲，以仁德忠厚对待，这样的威是令人服膺而不伤人的。”“林海音先生给我的第五印象是‘善’。她情感丰沛，爱心泽厚，胸襟浩阔，没有一点‘小心眼儿’。这种人雍容富泰，坦坦荡荡，正因为‘善’是集大成的总体现。”“五德既具，再加上她的美丽容颜，中气旺盛的朗放笑声及清脆流畅的口齿，因此林海音走到哪里，都会赢得心悦诚服的尊敬和爱戴，来自她的长辈、侪辈与晚辈。她的身材不高，却有吸引人的魅力。在一个盛大热闹的场合，人们也许看不见她，但一定会听见她动人的爽朗笑语，也一定会感觉到她的形象和存在，而完全不需要聚光灯的打照。因为，当人们放眼望去，就可以发现以她为圆心环绕四周的群众，已经形成了一个spot——聚点。林海音就像亮丽的太阳似的，发散着无尽的光和热。”
在儿子夏祖焯的眼中，林海音是一个永远在“付出”而不企望“取得”的人。1998年4月10日的《国语日报》曾刊登了夏祖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