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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月中，林海音也看到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对美国老年人与妇女的生活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对美国妇女的一般情况，林海音写道：
家庭设备和食品处理，一天天地进步，缩短了做家务事所需的时间，同时由于孩子教育费、家人健康保持费和各种物价的增高（这些都是为提高美国人民生活水准所必需的），使得美国家庭里的夫妇，得双双出外工作赚钱。另一方面，美国社会需要较高教育水准的趋势，日益显著，因此美国女孩子，在十几岁时，就得对她今后将为家庭及社会皆应有所贡献而做准备了。说得具体点儿，她除了做贤妻良母外，还得学习一样本事，以备来日服务社会。林海音：《英子的乡恋？唯有寂寞才自由》，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77页。
对美国老年人的生活，林海音身临其境，感触颇多，看着美国老人的晚景，竟让她生出了对纽约著名的百老汇路的另一种理解，令人感慨：
美国的家庭生活，我们早已知道，是两代的家庭，只有父母和未成年的子女。老一代的祖父母，有他们自己的天地，所以虽有儿孙，并不绕膝。两老如果都活着，还可以彼此携扶，如果是剩了鳏夫或寡妇，形单影只，住在公寓里，如果不出去，可能一整天都没机会说一句话。就是出去了，又跟谁谈呢？所以只好搭了车子到百老汇路来坐上老半天，看看街景，晒晒太阳，和邻座的老人谈谈。
我每次从居处出来，到马路对面去搭一O四号的公共汽车时，总要经过安全岛的一排露椅，在等车的时候，还可以望着他们。黄昏归来，又眼见他们拖着臃肿的身子迈着蹒跚的步子，自露椅上离去。第二天他们又来了，又走了，生命从黄昏的百老汇路上一天天地减去。我是东方人，多愁善感，让我像美国人那样，对他们的老人视若无睹，是不可能的。我每次看见他们，总使我想得很多。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条“百老汇”路的名字，是我们中国哪位高明的人士给翻译的？这位先生当年翻译它的时候，不过谐原文的声音，没想到在意义上，这条“百老汇集之路”，却正是名符其实。
与美国人的具体接触让林海音看到了普通美国人身上的许多值得称许学习的优秀品质，比如，她在《“红人之友”莎丽》一文中写下了如下一段：
我们吃水果的时候，莎丽说可以把果皮扔出去，小松鼠就会来吃，我就把剥下来的香蕉皮等果皮扔了出去。等到吃完收拾时，我们把剩纸剩盒空罐等等垃圾都收进篮子里，莎丽忽然问我：“你吃的香蕉皮呢？”我说：“你不是说扔出去喂小松鼠吗？”她说：“对不起，忘记告诉你，小松鼠不吃香蕉皮的。”于是她就站起来在这枯叶堆的山坡地找我扔出去的香蕉皮，找到了也放进篮子里。这件小事给我很深的印象，美国到处有野餐的地方，都备有垃圾箱。野餐过后，大家就把垃圾包好，扔进垃圾箱。在这没有垃圾箱的森林里，也没有别人看见，又是在已经满地枯叶的地方，莎丽还是把一块香蕉皮找到放进篮子里，可见公德心是一种“随手关门”样的生活习惯。
莎丽的做派在国门开放的今天，出国对中国人来说已变得很方便的21世纪，已是为很多国人熟悉和效仿的行为，但四十年前林海音写它的时候，我们的国人读来恐怕应是很新鲜的。可见，林海音观察美国的方式仍还是一种社会历史学派的，与她的古道热肠分不开。
林海音访美国，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了解在美的中国作家的情况，她为此访问了很多华人作家，回台后写下了一篇很详细的报告《中国作家在美国》。她接触的作家中较为国内读者所熟知的有：陈香梅、余光中、林语堂、夏志清、沉樱、於梨华、聂华苓、赵元任夫妇以及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等。而其他不下二十位的中国作家中国留学人员都被林海音一一收入笔下。林海音与一般留学人员接触，也谈文学。比如，林海音访问新奥尔良时，就曾受到过当地留学生的接待，林海音参加他们的聚会时，大家的话题便是文学。林海音写道：“我去时正值他们的聚会期，约我参加。我跟大家谈谈台湾文坛情形，他们对于郭良蕙的《心锁》很有兴趣，不断发问，但我更愿意听他们的意见，大家谈得很高兴。当时同学会副会长是宋祖荫君，他的太太刘田女士，密苏里大学新闻系硕士，每有家乡来客，她不但负责接待，还常常写回海外通讯。祖荫是工程师，偶亦客串写稿，大概受太太的影响。他们已有三个孩子，所以刘田不能出外工作。普通海外留学生最缺乏的就是台湾读物，他们来美前，不一定是文艺的爱好者，但来美后，无论报纸、杂志、武侠小说就都是解渴充饥的东西。”了解这一情况的林海音，又忧虑起如何使海外留学生读到台湾读物的问题。她身体力行，每与何凡有新书出版，即使邮费高昂，也要寄赠海外朋友。这对扩大台湾文学在海外的影响，不无助益。林海音的这次出访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对台湾作家了解美国，对美国社会知晓台湾都是有助益的。
第七章 访问美国与两岸交流
第二节 两岸交流
林海音晚年与大陆文艺界的交往，其实自她的《城南旧事》被吴贻弓导演拍成电影就开始了，那时吴导演无法直接与林海音取得联系，而是找到了林海音在大陆的亲属了解当年的一些情况，电影拍成后，风靡海内外，并且多次获奖，使海内外观众知道了林海音这个名字。林海音与大陆作家较早的一次直接接触，是1988年参加在汉城举办的第五十二届国际笔会年会的时候，林海音与冯牧所率中国笔会代表团成员金坚范、萧乾等所做的交流。大会开幕前，金坚范在电梯里遇见林海音、潘人木、罗兰、琦君四个台湾女作家，便开始交流，并被邀请到林海音的房间聊天。那时，电影《城南旧事》已经轰动大陆，林海音的许多作品也被介绍到大陆，金坚范谈到了林海音作品的稿费问题，答应帮她索要。回国后，金坚范通过中国作协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为林海音向各出版社索要稿费，由于在韩国时没有留下林海音的地址，金坚范找到了林海音在美国的女婿庄因，通过他拿到了林海音的委托授权书，要到了稿费。1990年林海音回国请客时，也请了金坚范，并在宴会上风趣地说：“他是我的讨债公司。”笔会中间，韩国作家许世旭找到中国作家代表团，说韩国媒体要组织萧乾与林海音的对谈，于是便有了两岸作家在韩国媒体的亮相。
林海音晚年曾三次回到大陆，每次都回到了她度过童年与青年时光的北京。她第一次回北京是在1990年5月，是随台湾出版界负责人访问团到大陆，与她同行的有长子祖焯，短短的四五天时间中，林海音既会见了众多亲友又访问了故居，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还由萧乾、文洁若及张光正陪同，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当时的馆长杨犁、副馆长舒乙接待了林海音一行。第一次参观文学馆，接待者特地让她看了馆藏的台湾图书，林海音一边看一边说：“太少了，太少了！”当场就许下一个愿：回去之后，立刻寄赠一套她主办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出版物来，还要号召其他出版社也寄书。并且说到做到，回去之后，立刻寄了四大箱书来，共二百零二册，是“纯文学”的全部出版物。而且，在林海音的号召下，台湾民间的几个文学出版社，像“尔雅”、“九歌”、“大地”、“洪范”等，也纷纷给现代文学馆寄赠了各自的出版物，而这些出版物都是由林海音转寄给文学馆的，大笔的寄费全由林海音出，这样的自找麻烦、自掏腰包的事，除了林海音恐怕没有别人会做。舒乙：《受人尊敬和讨人喜欢的林海音》，转引自林海音《静静的听》，（台北）尔雅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113、114页。这次参观文学馆，林海音还把自己带来的《城南旧事》、《家在书坊边》、《林海音童话集》，以及夏祖焯所著《最后的一只红头乌鸦！》送给了文学馆。
林海音第二次来北京是专程为出席“萧乾生平和文学道路六十年展览”的开幕式。中国现代文学馆便趁这次机会请林海音为“林海音赠书文库”剪彩，这个文库是现代文学馆为林海音所赠的二百零二册书所取的名字。林海音愉快地接受了女馆员的献花，并与现代文学馆的工作人员合影。就在这次赠书仪式上，现代文学馆和林海音达成了一项新协议：出一套《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由冰心、萧乾、林海音等担任顾问。林海音快人快语地说：“我这个顾问可是又顾又问噢！”她果然认真地又顾又问起来：频频地由台北打长途电话来北京，发传真来，写信来，捎口信来，决不怕麻烦。在她的又顾又问下，由舒乙担任的编委会经反复酝酿，确定下此套《代表作大系》的第一个分集的头十位作家：白先勇、余光中、林文月、林海音、徐钟珮、彭歌、张秀亚、琦君、黄春明、郑清文。舒乙说：“他们十位里，大概有五六位是大陆读者相当陌生的，有五位是女作家。林先生和我们都认为这个名单的拟就和确定很重要，必须做得郑重其事，必须有权威性代表性，所以，挑选很费周折。在这方面，林先生的把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她最了解情况。事实证明，这套书的出版问世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反映甚佳。林先生还特意把我们为十部书写的十篇导读性的长序推荐给台湾《中华日报》副刊连载，她写了‘序’的‘总序’，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其所占篇幅之大，所刊时间之长，在台湾报刊上均属首次，很引人注目。想想看：这是大陆学者评论台湾作家，登给台湾作家和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