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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焕文不善于经商，在日本事业进展不大，而带去的钱却花得差不多了，他决定全家返回台湾。1921年他们全家回到台湾的老家头份，不久，林海音的大妹妹秀英出生了，林焕文将这母女三人安顿在头份，便离开台湾到北京去了。
丈夫走后，林黄爱珍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头份和板桥居住。在头份时，林黄爱珍是要和妯娌们轮流烧饭的，妯娌们是客家女性，大脚，干活有力气，而爱珍则是闽南人，缠过足，个子又小，乡间的大灶台她要站在一个矮凳子上才够得着，但她从不说苦，与妯娌们相处融洽。她的耐苦性格，日后帮她度过了丧夫的艰难岁月。
林焕文到北京后，在日本人的报纸《京津新闻》找到工作。1923年春林焕文将林黄爱珍与五岁的林海音接到了北京。后来，林焕文考入北京邮政总局，担任日本课课长，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一家人在北京安居下来。不久，林海音最小的叔叔林炳文前来北京投奔大哥林焕文，也进入北京邮政总局工作，林家兄弟二人开始了异乡生活。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第三节 北京城南的童年生活
初到北京的林家还保留着许多台湾和日本的生活习惯，林黄爱珍喜欢做台湾菜，全家还经常吃日本锅子寿喜烧，家里有从日本带来的手摇留声机，放一些日本唱片、也放一些京戏、地方戏和相声，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家庭。家里语言也复杂，爸爸林焕文说客家话、闽南话、日本话和带着客家音的北京话，妈妈林黄爱珍说闽南话和带着闽南音的北京话，而林海音则很快学会了一口漂亮的北京话，经常纠正爸爸妈妈的不标准发音，她的代表作《城南旧事》对此曾有有趣的描述。
林家初来北京先在前门外珠市口的谦安客栈落脚，后来先后在椿树上二条、新帘子胡同、虎坊桥、西交民巷、梁家园住过，这些地方基本属于大琉璃厂的范围，当了作家的林海音曾有一篇《家住书坊边》的散文专门追忆这段生活。在这篇散文中，林海音这样描述她生活的环境：
琉璃厂西头俗称厂西门，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有一座铁制的牌楼，上面镶着“琉璃厂西门”几个大字，就设立在琉璃厂西头上。在铁牌楼下路北，有一家羊肉床子和一家制造毛笔的作坊，我对它们的印象特深，因为我每天早上路过羊肉床子到师大附小上学去时，门口正在大宰活羊，血淋淋的一头羊，白羊毛上染满了红血，已经断了气躺在街面的土地上，走过时不免心惊绕道而行；但下午放学回来时，却是香喷喷的烧羊肉已经煮好了。我喜欢在下午吃一套芝麻酱烧饼夹烧羊肉，再就着喝一瓶玉泉山的汽水，清晨那头被宰割的羔羊，早就忘在一边儿了，至于毛笔作坊，是在一家大门进去右手屋子里。以为我是去买毛笔吗？才不是，我是去买被截下来寸长的废笔管，很便宜，都是做小女生的买卖。手抱着一打包笔管，回家来一节节穿进一长条结实的绳线上成了一条竹跳绳。竹跳绳打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增加跳绳的情趣。不过竹管被用力地甩在地上，日久会裂断，就得再补些穿上去。
放学回家，过了厂西门再向前走一小段，就到了雷万春堂阿胶鹿茸店所在地的鹿犄角胡同了；迎面的玻璃橱窗里，摆着一队极大的鹿犄角，是这家卖鹿茸阿胶的标本展示。店里常年坐着一两位穿长袍的老者，我看这对鹿犄角和老者有二十多年了。看见鹿犄角向左转（北平话应当说“往南拐”），先看见井窝子（拙著《城南旧事》写我童年故事的主要背景），就到了我最早在北京的住家椿树上二条了。林海音：《家住书坊边》，（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35页。
这便是构成《城南旧事》的环境记忆，在这个环境中林海音一如其他同龄的女孩一样健康地成长着。像当时所有年轻的家庭一样林家也在不断地添丁增口，林家很快有了七个孩子，孩子多了便需要帮手，在林海音的弟弟燕生出生后，《城南旧事》中的重要人物宋妈便来到了林家做奶妈。林海音：《家住书坊边？我的京味儿回忆录》，（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28页。宋妈给了林海音下层生活的经验，这对她日后的写作影响深远，没有宋妈便不可能有《城南旧事》。林海音在《我的京味儿回忆录》这样回忆与宋妈一起的生活：
每天在我放学后撂下书包，就跟宋妈带着弟弟妹妹到大街上看热闹，或者在我放学回来时，宋妈和弟、妹已经站在门口儿“卖呆儿”等着我了。
宋妈在门口儿，都是拿了小板凳，并不是人家描写北平大姑娘站在门口儿“卖呆儿”的那种样子。小板凳不止一个，因为弟弟、妹妹也要坐，宋妈教弟弟妹妹念歌谣，看见我回来，他们就会冲着我念：“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先搭棚，后结彩，羊肉包子朝上摆。接姑娘，请女婿，小外孙也要去。人家姑娘都来到，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驴，打着伞，光着屁股，挽个髻。”
宋妈其实不姓宋，林海音是为了写小说才给她换了个姓，林海音和家里人一直叫她“奶妈”，因为她是林海音弟弟的奶妈。《城南旧事》写宋妈后来回乡下去了，生活中林家的奶妈自初来林家到林家离开北京去台湾的二十几年中，虽没有全部住在林家，可与林家一直没有断了联络。在林海音的父亲去世以后，宋妈便到了天津林家一个朋友家做工，但她一直有一两口大箱子放在林家，在林海音离开北京的前一年宋妈还在林海音的身边，那时林海音生第三个孩子咪咪，便写信叫宋妈从乡下来帮忙。林海音：《家住书坊边？宋妈没有来》，（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98页。林海音与宋妈关系之亲密可见一斑。
宋妈对林海音的影响我们从《城南旧事》中可以看出，但对她潜移默化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她的父母。林海音说，在她家搬到椿树上二条后，开始了她作为一个北京小姑娘的生活。至于为什么是搬到这儿以后，可能因为移民家庭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才能融入当地的生活。在这里林海音开始穿打了皮头儿的布鞋，开始穿袜子，开始喝豆汁儿，开始吃涮羊肉，也开始上师大附小一年级，接受全盘的中国新教育了。她的父亲对她的管教很严格，上学不许迟到，不许坐洋车。“清晨起来，母亲给我扎紧了狗尾巴一般的小黄辫子，斜背着黄色布制上面有‘书包’二字的书包，走出家门。胡同有小黑狗紧追我两步，老怕它咬我脚后跟。走出椿树上二条，穿过横胡同，走一段鹿犄角胡同，到了西琉璃厂，首先看见的就是羊肉床子大宰活羊血淋淋的倒在门口，心惊肉跳地闪避着走过去，到了厂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对师大的附小了。在晨曦中我感觉快乐、温暖，但是第一次父亲放我自己走去学校，我是多么害怕。我知道必须努力地走下去，这是父亲给我的人生第一个教育，事事要学着‘自个儿’。”林海音：《家住书坊边？我的京味儿回忆录》，（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28页。
父亲的严格、新式的教育，给了林海音最初的启蒙，为她以后形成独立、坚定的性格打下了最早的印记。但形成她性格中乐观、豁达、随和一面的则与她童年生活的世俗、快乐、无拘束有关，她的父亲受过新式教育、母亲为人随和，在她的成长中并没有给她太多限制。和所有小女孩一样，林海音的童年是在游戏中长大，老九霞的鞋盒里装着她心爱的用一根洋火棍、几块小碎花布做成的“小脚儿娘”，引得她吃饭都没有心思；用彩色丝线缠粽子是端午节的有趣手工；用白果、核桃、布袋、玻璃球玩“挝子儿”新鲜有趣；跳绳、踢毽子更是她的拿手好戏；养蚕、剪纸则是培养耐心与艺术趣味的活计，这些丰富多彩的游戏与活动构成了林海音童年生活最有趣味的部分，以至于在她六十岁的时候，她为《汉声》杂志写《我的童玩》一文时，仍然津津有味、绘声绘色。游戏的快乐、父母的宽容、家境的小康使林海音的童年有了幸福的条件，而给她印象深刻的旧北京市井风貌则给她的童年烙上了平民化的色彩。在她老年所写的《在胡同里长大》的回忆性散文里，林海音形象生动地描绘着老北京胡同里卖半空儿花生的、卖萝卜赛梨的、卖炸豆腐开锅的叫卖声，卖晚香玉的妇女、“唱话匣子的”、“换取灯儿的”也在她童年的视线内，这些老北京下层百姓就生活在童年的林海音的周围环境中，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令成人后的她不断写出关于老北京市井风貌的回忆文章。她1961年写的《虎坊桥》一文描述的老乞丐令人印象深刻，看枪毙人的“出红差”场景也形象逼真。这些童年记忆丰富着作为作家的林海音的记忆库，使她日后的作品多了些平俗易接近的气息。当然，写作的平民趣味也标明着作家的性情志趣，林海音不是一个市井作家，但却是一个对市井生活有着浓厚兴趣的作家，这使得她的作品有人间烟火气，理解人、也理解社会，这不能不说是童年见闻所留下的印记。
林海音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她喜爱阅读新式的儿童读物：
我们的缝纫教室也是学校图书室，我喜欢看书架上的杂志《小朋友》和《儿童世界》。《小朋友》是中华书局出的，《儿童世界》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小朋友》的创办人有一位是黎锦辉先生，他对中国的音乐教育太有贡献，我们是中国新文化开始后第一代接受西洋式的新教育，音乐、体育、美术，都是新的，我们小学生，几乎人人都学的是黎先生编剧作曲的歌剧，像“麻雀与小孩”（太有名啦！）、“小小画家”、“葡萄仙子”、“可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