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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海去》写英子与一个偷儿的故事，偷儿在别人看来是贼，但对英子来说“你们又常常说，哪个是疯子，哪个是傻子，哪个是骗子，哪个是贼子，我分也分不清”，偷儿是不是坏人英子分不清楚，只是“他的厚嘴唇使我想起了会看相的李伯伯说过的话：‘嘴唇厚厚敦敦的，是个老实人相。’”她看着偷儿厚厚敦敦的嘴唇就与他交往起来了，她只知道偷儿有母亲有弟弟，他要供养母亲还要供弟弟上学，他的弟弟很优秀，是班里的优等生，偷儿很为弟弟骄傲，希望他以后能漂洋过海留学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不能再走他的路。偷儿很寂寞，只能在他的窝赃点和英子聊聊天，他把英子当成了知己，说了些和弟弟都没有讲过的话。英子看他也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来看，并没有好人坏人之别，偷儿和英子的一段对话颇能引发我们对人性深层的思考：
“我那瞎眼老娘是为了我没出息哭瞎的，她现在就知道我把家当花光了，改邪归正做小买卖，她不知道我别的。我那一心啃书本的弟弟，更拿我当个好哥哥。可不是，我供弟弟念书，一心要供到让他漂洋过海去念书，我不是个好人吗？小英子，你说我是好人？坏人？嗯？”
好人，坏人，这是我最没有办法分清楚的事，怎么他也来问我呢？我摇摇头。
“不是好人？”他瞪起眼，指着他自己的鼻子。
我还是摇摇头。
“不是坏人？”他笑了，眼泪从眼屎后面流出来。
“我不懂什么好人、坏人，人太多了，很难分。”我抬头看看天，忽然想起来了：“你分得清海跟天吗？我们有一课书，我念给你听。”
我就背起《我们看海去》那课书，我一句一句慢慢地念，他斜着头仔细地听。我念一句，他点头“嗯”一声。念完了我说：
“金红的太阳是从蓝色的大海升上来的吗？可是它也从蓝色的天空升上来呀？我分不出海跟天，我分不出好人跟坏人。”
“对，”他点点头很赞成我，“小妹妹，你的头脑好，将来总有一天你分得清这些。将来，等我那兄弟要坐大轮船去外国念书的时候，咱们给他送行去，就可以看见大海了，看它跟天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我高兴得又念起来。
“对，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蓝色的大海上，扬着白色的帆……还有什么太阳来着？”
“金红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
我一句句教他念，他也很喜欢这课书了，他说：
“小妹妹，我一定忘不了你，我的心事跟别人没说过，就连我兄弟算上。”
什么是他的心事呢？刚才他所说的话，都叫做心事吗？但是我并不完全懂，也懒得问。只是他的弟弟不知要好久才会坐轮船到外国去？不管怎么样，我们总算订了约会，订了“我们看海去”的约会。
即使像偷儿这样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的人，心中也有温润的天地，在这片温润的天地中偷儿做着社会意义上的“好人”，然而他借以做“好人”的职业依赖却是建立在损害别人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角度看，他是个坏人。他并不是甘愿做这样的坏人的，他是希望做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好人的，但他的社会处境无法使他摆脱自己的卑鄙营生，他苟且着、卑鄙地活着也痛苦着、分裂着，他与英子的这段对话充分地显示了他在人性深处的这种痛苦与分裂，而小英子则朦胧地感觉到了他人性中的温润，理解了偷儿，一个孩子就这样与一个社会的异类达成了友谊。偷儿最后还是被警察捉住了，到了他该去的地方，但英子仍然不以为他是一个坏人，她看到的是偷儿心中温润的一面，《我们看海去》的标题表达的正是建立在温润人性中的友谊，一个孩子对温润人性的理解。
《兰姨娘》写一个大家庭中的姨太太兰姨娘从家中跑出，投奔到英子家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兰姨娘本是反抗封建家庭的挤压才跑出的，但她来到英子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小英子看出了爸爸对兰姨娘的心思，而可怜的妈妈则挺着大肚子在厨房忙活着，小英子为了自己家庭的和睦与母亲的幸福，将寄居家中的兰姨娘介绍给了德先叔，兰姨娘最终跟着德先叔走了，而小英子看着失落的爸爸心中也颇歉然。兰姨娘并不是像子君那样的有知识的新女性，她只是旧女性中的较有自我意识的一个，她为何从家中出走，小说并未交代，但却写了她从家中出走后所面临的尴尬，因为她没有经济独立的条件，出走后她仍然得考虑依附于他人的生存之道。她首先的考虑对象是英子的爸爸，而英子的爸爸从一开始就有了这种念头，但这种考虑却引发了英子与妈妈的不安，聪明的小英子及时地终止了兰姨娘的插足苗头，结束了父母的危机，一个离家出走的妇女在另一个家庭的小插曲便以喜剧的方式结束了。这个小片段写的充满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有温情也有浪漫，而以英子的角度观察大人之间微妙的感情，尤其有一种童真而含蓄的美。比较鲁迅笔下的子君，兰姨娘则要光鲜得多了，她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有姿色的女性，而子君则是一个心灵朴素的女学生，兰姨娘与德先叔的结合，一半是有一种对新文化向往的新鲜感，一半是为了自身的生计与出路，而子君则是为了追求一种纯洁的爱情，《伤逝》充满了道德自责的阴郁，而《兰姨娘》则充满了世俗生活的温情。林海音是一个追求世俗生活温情的女作家，并不是一个追求道德批判的审思者，表现在她的作品中，便是对世俗温情的温婉叙述，小英子对可能夺去爸爸爱的兰姨娘并没有刻骨的仇恨，对爸爸也抱着一种同情之心，表述的是人与人感情的一种常态，这种描写人间温爱之情的写作，对台湾的女性写作是有所贡献的，很多台湾作家都是这一路的写作方式。
《驴打滚儿》写英子家的奶妈宋妈的悲戚身世，宋妈嫁了一个不成器的丈夫，赌钱抽大烟，为了一个月四块钱，两副银首饰，四季衣裳，一床新铺盖，就撇下刚生下不久的丫头子和四岁的儿子小栓子，到了英子家做奶妈。而她不成器的丈夫转头就将丫头子送了人，小栓子也在村头池塘玩时，溺水而死。四年过去，宋妈才从丈夫嘴中知道这个消息，为了找丫头子，宋妈找遍了京城的大车店，连丫头子的影子也没见着，最后，宋妈还是跟着被英子称为“黄板牙”的丈夫回家生孩子去了。宋妈是个很富有母性与爱心的农村妇女，她来到英子家，就把英子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几个孩子，尤其与英子的弟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她又何尝不惦念自己的孩子呢？她失去孩子后的痛苦与焦虑被小英子叙说得那样打动人心，她的悲苦怎不令人同情？好在她有英子这个小小的同谋者，可以叙说自己的痛苦，可以帮自己找寻被送走的丫头子，而这篇《驴打滚儿》叙写的情节背景都是女性化的，英子与宋妈在这里就构成了一种同谋者的关系，比如，英子描述宋妈的丈夫这样写道：“驴子吃上干草了，鼻子一抽一抽的，大黄牙齿露着。怪不得，奶妈的丈夫像谁来着，原来是它！宋妈为什么嫁给黄板儿牙，这蠢驴！”只有一个女性的同谋者才能如此地看待一个不争气的丈夫，小小的英子的这种视角，说明她已经从一个女人的视角看待异性，而宋妈这样的女人群中称职的女性在英子看来：“黄板儿牙”是无论如何也配不上她的，小英子其实已经是一个小女人了，在英子这个小小的同谋者的描述下，宋妈的形象被凸显得可亲可敬，能干勤勉又令人同情。
最后的一个段落《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写英子失去爸爸，一下子长大的故事，父女感情的深厚令人感动。这一个段落虽然写的是一个悲情故事，但并不充满悲伤与哀怨，而是叙说父亲的教导、女儿的成长，描述的是一段人间的真情，爸爸久卧病床，已经在教导英子事事要独立，而小英子也表现得足够镇定与顽强，“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我对老高说：
“‘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地镇定，这样地安静。
“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文章结尾的这一段叙说将悲情推向了高潮，小英子面对突然的变故，所表现的镇定令人心酸，比照林海音自己的经历，英子的这段父女故事是有着她自己的影子的，这里是她童年的成长故事，叙述得朴实真诚，特别打动人心。而爸爸的逝去则结束了一家人幸福和乐的生活，给英子的童年故事蒙上了一层肃杀的气氛，整个故事结束于悲剧，加上前面的几个故事的叙述基调，整个《城南旧事》笼罩着一种淡淡的忧伤。这里没有对生活的抱怨与愤慨，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写来，有的只是一种对人生悲苦在童年阶段的初步理解与认同。《城南旧事》的成功不在于对人生苦难的深度揭示，而在于对悲剧人生的氛围营造，无论是秀贞的故事、偷儿的故事、还是宋妈的故事，都透露着这样的悲剧气息，只有兰姨娘的故事在反抗中有着几许喜剧气氛。林海音不是一个控诉人生的愤激派，她是一个乐和的生活者，从英子的塑造来看，她从童年阶段即以一种成熟的心态面对生活的变故与苦难，她这种小大人式的面对突来的变故的成熟心态，一直延续到了她的成人时期，她对一切都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努力去做起来，而表现在她的写作中，则是对人生的积极成熟的接受与认同，而不是对生活的抱怨与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