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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十，长公主于未央宫前殿主持朝议，正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汉要中兴，国策就要修改，毋庸置疑。”
“正月十五，请百名大臣、大儒、商贾和富豪齐聚麒麟殿商议中兴大计。”
正月十一清晨，丞相李玮在直城门大道遭到刺杀。
七名刺客呼啸而上，亲卫措手不及，连倒数人，幸好右卫将军赵云和他同车上朝，否则丞相大人这条命就危险了。
赵云连诛三名刺客，护着李玮进入未央宫。
长公主闻讯大怒，责斥卫尉杨凤、京兆尹余鹏、司隶校尉张辽、长安令士孙平疏于京都戍卫，命令四人即刻查出主谋，严惩不怠。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四十八节
丞相李玮被刺，震动了长安。
长公主下令，调五百南军卫士保护李玮的府邸和家眷，并请城门校尉何林亲自负责李玮的安全。
这场刺杀让李玮成为朝廷全力保护的对象，同时也让朝野上下都知道了朝廷改制的决心。现在就算杀了李玮，长公主也要继续改制，绝不会半途而废了。
正月十三，在长公主的劝说和威逼下，大臣们同意修改国策。
丞相李玮随即提出了三个改制原则，隆礼重法，重本抑末，和谐稳定，国策的修改要在这三个原则上进行。
大臣们没有异议，一致同意。
太傅杨彪、太仆卿崔琰、少府卿许靖等人根据李玮的改制之策，也拟定了一个改制方案，但这个方案因为修改力度太小，遭到了丞相李玮等大臣的猛烈抨击。
正月十四，长公主下旨，命令丞相李玮即刻重订改制方案，以便第二天和百名门阀富豪、官僚士人共同商讨改制之策。
当天晚上，李玮拿出了第二个改制之策。
此刻距离第二天朝议只剩下四个时辰了，太傅杨彪等人根本没有时间再做商讨，只能勉强接受。
正月十五的麒麟殿议政是“国”和“民”在利益上的直接争夺。大臣们为了朝廷利益，必须和天子、长公主保持一致，这是最起码的原则。
正月十五，未央宫，麒麟殿。
长公主亲自主持议事。
丞相李玮、大司马徐荣、太傅杨彪、太尉张燕、御史大夫荀攸等二十名公卿大臣出席议事。
郑玄、王剪、许劭、胡昭、淳于嘉、刘和、杨奇、司马防、赵温、张喜等二十名鸿儒、大儒、老臣、名士出席议事。
徐陵、麴忠、卫固、崔林、王晨、韩铭、荀正等二十名“官商士”一体的大门阀、大商贾、大世族家主出席议事。
其它诸如皇亲国戚、州郡县官吏、各地高门大族和富豪、普通商贾、享有军功爵的士家代表大约五十多人出席了议事。
一百多人聚焦在麒麟殿上，共商中兴大计。
大司马徐荣详细解说了当前天下形势，朝廷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表述了改制的急迫性和必要性，阐述了朝廷的三个改制原则，希望通过这场辩议，拟定一套能迅速促进中兴大业发展的国策。
接着丞相李玮仔细讲解了朝廷的改制之策，学术、政事、民事、兵事等等无一不包，洋洋洒洒讲了一下午。但最后归根到底，重点就是盐铁官营和限田罚租。
李玮刚刚说完，晋阳大学堂祭酒王剪马上站了起来，对朝廷的盐铁官营之策予以驳斥。其中心论点就是与民夺利，认为盐铁官营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气，引诱百姓走向背义而趋利的道路。
李玮针锋相对，盐铁放开，导致国库空虚，军资不足。军队既无力戍边，又无力平叛，天下何时才能稳定？只有实行盐铁官营，酒榷专卖，均输平准，才能增加国库收入，迅速平定天下。盐、铁之利是国家财赋的命脉，绝不能完全放开。
争论就此开始，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义”和“利”，谁更重要？
门阀大儒们认为，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产生了“本”亏“末”盛，骄奢贪鄙，百姓贫困等一系列弊端，主张“抑末利而开仁义”，强调礼仪教化，“义”比“利”更重要。
朝廷认为现在国库亏空，天下分裂，社稷和百姓都挣扎在生死线上，奢谈这种没有“利”的“义”有什么意义？难道凭“义”能平定叛逆，稳定边疆？能让百姓吃饱穿暖？
社稷和财赋，应该是什么关系？
门阀大儒们认为，国富不如民富。朝廷如果盐铁官营，必然“利蓄而怨积”，朝廷应该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使盐铁经营良好运转获取最大利益，使社稷各阶层都能从中受益。
朝廷则强调社稷利益至上，认为朝廷应该占有社稷最大财富。如果民比国富，则民强国弱，不利于社稷稳定，而国富国强，则能威仪四海，天下莫不臣服。盐铁官营，可以让朝廷控制社稷命脉，确保社稷稳定。
“本”与“末”如何定位？
农耕为本，工商为末，朝廷实施盐铁官营，本质上就是崇末抑本，妨碍了农耕发展。
朝廷则认为，本末之间本来就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百姓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无末利，则本业无所业”，只有农商交易，才能“以利本末”。盐铁官营，并没有妨碍农、商并重的国策。
生产和消费的严重失衡是导致百姓穷苦的主要原因吗？
门阀大儒将古今生活进行对比，认为古人质朴节俭，衣食足用，而本朝的奢侈消费（尤其是丧葬）非常严重，生活上的消耗远远超过了生产上的消耗。结果国库亏空，百姓穷苦不堪，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中兴大业的发展。
朝廷则认为节俭虽然可以积累财富，但同时也会失去发展动力。财富不能转化为消费，谁还有创造财富的动力？消费对生产是有促进作用的，至于百姓消费多少，那要依据自己的贫富情况而定，不能把百姓的穷苦简单归结为消费过大。
官府营商，是否舍本逐末？
自战国以来，法家就有重本抑末之说，认为工商业不是“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官府经营工商业，其实就是“与商贾争市利”。
朝廷则认为，门阀大儒所提的“重本抑末”之说，是要抑官营工商业，为私人工商业争夺利益，这是对“重本抑末”说的曲解。
朝廷坚持认为官府应该控制工商业，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财赋收入，可以削弱富商大贾的实力，抑制他们兼并土地、掠夺百姓财富，非常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农夫穷苦，和盐铁是否有关系？谷价上涨，是否会导致朝廷对农夫们的两重剥削？
门阀大儒认为，农夫穷苦，是因为朝廷压制粮价导致的，和盐铁没有关系。目前盐铁、耕畜价格已经很低了。尤其在这种战事频繁，对盐铁牲畜需求很大的情况下，各地盐铁、耕畜能保持现在价格，已经是充分考虑到了谷价太低对农夫造成的损害。没有农夫耕地就没有粮食吃，没有粮食吃，谁还要盐铁？这种道理谁不懂？朝廷以谷价太低为借口实施改制，目的是想抢夺盐铁商贾的财富，而不是为了改善农夫的贫穷。
门阀大儒们还认为，朝廷控制谷价，把谷价定的很低，对农夫们残酷剥削，让农夫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朝廷还嫌财赋不够，要提高谷价，要盐铁官营，要对农夫们实施第二重更残酷的剥削。
农夫们田地有限，产出有限，田租赋税徭役又很重，谷价就算涨一倍，他们的收入也提高不了多少。农夫们的主要消费是吃饭穿衣，是最基本的生活消费。谷价涨了，盐铁农畜衣物自然也涨，这些东西的涨价幅度要远远大于谷价的上涨幅度，农夫们会更穷。农夫们无法靠田地养活自己，就要另谋生路，就要弃田，粮食产量就会下降，谷价会涨得更高，而其它东西也跟着水涨船高，如此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
盐铁官营最严重的弊端除了导致吏治腐败外，另外一个就是盐铁涨价，这是有历史教训的。按照朝廷的意思，盐铁先官营，谷价后涨。也就是说，盐铁的价格要先涨起来，这样谷价的涨幅肯定要小于盐铁价格的涨幅。如此一来，农夫们的财富就被更加快速地剥夺了，他们马上就要遭到朝廷的两重剥削了。
朝廷的两重剥削将会把农夫们逼上绝路。
朝廷认为门阀大儒们的这种说法是在威胁朝廷，是想拿自己囤积的盐铁和粮食挟持朝廷。朝廷既然官营了盐铁，难道还不能控制价格？退一步说，朝廷不涨粮价，只降盐铁价，行不行？再退一步，朝廷拿盐铁官营得到的财赋补贴农夫，行不行？
麒麟殿上的议政旷日持久，从正月十五一直延续到二月初，还没有任何结果，不过双方开始妥协的迹象正在逐渐显露。
盐铁的开采权基本上控制在朝廷和大门阀、大商贾手中，很多普通商贾富豪甚至连经营权都没有，所以这些人关心的是限田数额、商税和入粟拜爵。
李玮最近一段时间和他们频繁接触，做出了很多承诺，比如出让盐铁经营权，扩大限田数额，适当提高商税，酌情降低入粟拜爵的“门槛”，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满足他们的利益。
这些人的群体很大，尤其是市籍商贾，他们今日的地位和待遇相比过去，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他们最怕的就是政策反复，想当年孝武皇帝的告缗令让几万商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董卓的屠刀至今还历历在目。他们不同于大商贾，大商贾没有市籍，权势大，应对突变的能力强，而他们不行，只要朝廷要对付他们，那就是风卷残云，一扫而空，所以他们无条件地支持朝廷。至于普通富豪在这场改制中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们当然不会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跟在大门阀、大商贾后面摇旗呐喊，所以他们也支持朝廷。
朝廷有了这些人的支持，底气十足，可以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