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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经急不可待，我与她性交之后，用事先带来的两瓶果子汁中下过毒的一瓶装作与她干杯劝她喝下，看着她开始痛苦后就逃走了。那时我想将她伪装成自杀，便将我的那瓶果子汁带走了。
我想看看她断气，但正如警察说的那样，我没有时间了。在逃跑时我也深感恐惧和不安，生怕她还没有断气就被发现，觉得自己也逃不脱厄运。
我将她杀害，是因为害怕杀害久住先生的事会被她泄露，同时她逼着要与我结婚，成了我与前川先生女儿婚事的巨大障碍。我不用刀而使用毒药，是因为与久住先生时不同，对方醒着，生怕遭到反抗，同时我不想溅上血迹。我杀害久住先生时是在深夜，这次不同，我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转机几次回东京，所以无论多么小的血迹，我都不想沾上。
六、有坂冬子想要扔弃披露宴的草稿，不是为了保护我，而是出自她的自尊，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将我这样的人认作结婚对象的愚蠢。
七、毒药是我借口灭虫从朋友的化工厂里弄来的。
八、在新东京旅馆指示司机代办订房手续，是以备万一证明我的空白时间的终点而用的。使用“竹本操”的名义，是为了使司机和旅馆双方都不会怀疑到我。
让司机在11点钟以后代办订房手续的目的，正如警察先生的推测，是为了将缺号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掩饰编号的不连贯，还有两个更大的理由。
其一，夜班领班在7点半左右起床，在总服务台那里待到上午10点半。倘若司机以我的名义订房，万一被他发现，我费尽心机制造的现场不在证明就会功亏一篑。我是要万无一失。
我自己去领取住宿登记卡，是因为我需要一种很自然的演技，领取三张返还两张是为了不让总服务台的人产生怀疑，何况我也不想让充当工具的司机产生怀疑。领取住宿登记卡的时间是7点不到，估计夜班领班还没有到总服务台来。万一被他看到，倘若是那个时间，对伪造现场不在证明也不是致命的。
其二，这是最大的理由，就是因为不能保证057923的客人在8点（能赶上JAL701航班的时间）以后到达。听说那天碰巧有人在8点56分办理订房手续（指平木一夫，平贺注），但这始终只是偶然。
我没有想到警方会查到我。警察先生第二次来我这里追查皇家宾馆和去新东京旅馆办理订房手续这段时间的间隔时，我双眼发黑，感到剧烈的不安和恐怖。在披露宴上虽然不断地接受着财政界名人们的漂亮的祝辞，但心里却非常惊慌，仿佛觉得审判官正在向我走来。
九、现在我已全都说了，我仿佛卸下了这五个多月来的心理重荷。现在，我为自己真的干了一件不人道的事深感后悔。我祈祷被害人安息，并只想虔诚服罪。
桥本国男
以上笔录经犯罪嫌疑人过目确认无误之后，由犯罪嫌疑人署名并按了指纹。
警视厅刑事部搜查一课
司法巡查 平贺高明
（完）
解说——横井司
《高层的死角》于1969年（昭和44年）8月由日本讲谈社出版发行，是森村诚一在推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方面的代表作，荣获日本第15届江户川乱步奖。在应征作为新人登龙门而驰誉文坛之际，即使只是勇于向密室和现场这两大主题挑战，就足见当时作者的雄心。那种清新的文风立即赢得众多读者的支持，推动了日本推理文坛的发展。
读者中也许会有人注意到，牵动本书后半部情节的密室构思，是在松本清张《点与线》（1957年至1958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还继承了东京和九州的刑警合作侦破的《点与线》的结构。但是，就品位而言，两者相比之下显然是本书上乘，从中能够看出当时日本处于高度增长期的状况。同时，与同案犯众多的《点与线》相反，本书的凶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这一意义而言，作品更忠实地体现了本格思想的体系，也不难窥见作者敢于向传统挑战并超越的意欲。
前半部的密室设置颇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作为当时的日本极其有限的西洋式且日常性空间，人们尽管注意到旅馆的客房里也不过如此，但本书突破了许多在构思密室时只对房间本身讲究技巧的盲点。这一思路至今仍不失其新鲜。
在以密室杀人为主线条的推理小说中，最吸引读者兴趣的，就数构成密室的方法。自从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文艺批评家。——译者注）在《莫格街凶杀案》（1841年）中以密室为主线条以来，许多作家都绞尽脑汁地想揭开这种神秘。以后直至本作品中也提到过的约翰·迪克森·卡尔，他在著书《三口棺材》（1935年）中通过侦探科迪奥·菲尔博士，将密室的构成方法进行分类。当时菲尔对批评密室故事的读者如此说道：“一个人从上了锁的房间里逃走——为什么？他显然是为了让我们（注：指推理小说的读者）快乐，才无视自然法则，当然就有着无视人类普遍性行为法则的资格。”
都筑道夫将这些话解释成：菲尔是在说，与“人类普遍性行为法则”即必然性相比，更应该陶醉于“无视自然法则”的方法即可能性。都筑道夫在长篇散文《黄色的房屋被怎样改装了？》（1970年至1971年）中公然唱反调，宣称重要的不是可能性，而是必然性，即不仅仅是凶手如何设置密室，而且是凶手为什么必须设计成全封闭的作案场所，这应该是一个谜。
关于密室的必然性，本书也进行了充分的渲染。应该称为主人公的刑警平贺高明，在讨论第一以及第二起杀人事件的场面时，将为何必须要设计成密室的理由也作为疑点来进行揭示。将杀人现场设为密室的理由，是为了伪装成自杀，这是顺理成章的，但这起案件，凶器设有遗留在现场，凶手从一开始就毫不掩饰是杀人。那么，护城河旅馆的社长久住政之助为什么必须在密室里被杀？
其理由，在占满整个终章的凶手供词中已经作了解说，但在赞成前面都筑道夫那种观点的读者目光中，也许就会感到很不过瘾。但是，那样阅读就会忽略本书的小说性价值。读者也许不会不注意到，为了用犯罪小说的外延来捕捉本书的小说性价值，凶手的解说只能在供词中揭示。这是因为，供述书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凶手自己执笔的，警官只能对凶手没有说明的地方一边作着补充征求凶手的同意，一边进行汇总归纳。就是说，供述调查书，大多既要符合记录警官所了解的事实，又容易陷入为了说明而进行的说明之中。
说实话，在本作品中，作者没有对凶手进行渲染，但在阅读过程当中，读者一直可以体会到凶手的冷酷和傲慢。但倘若仔细回味一下就会发现，读者感觉到的全是平贺刑警的印象。自己钟爱的女性被杀，涉嫌对象隐藏在坚固的现场不在证明之中。这不过是平贺如此感觉到的。读者将感情移入平贺刑警的身上，从而产生了凶手的印象。
在以解谜为中心的、饶有兴趣的推理小说中，不对凶手的心理进行描写，这并不那么罕见。但是，这是否森村诚一的意图？以供述书代替凶手的告白，所以凶手的心情——真情不知不觉地从作品中被抹杀了。平贺刑警对凶手的愤怒的表白很明显，所以可以让人感到很奇妙。
平贺刑警在搜查过程中知道“所谓的现代化旅馆，就是一个巨大的‘人类处理工厂’”，还知道“在那里，甚至连提供服务这一人情味极浓的工作，都受批量生产的节奏支配，住客也简直像从自动售货机购买快速食品一样成为旅馆的客人。”既“现代社会也许丝毫都没有为人类留下滋生人情的余地”，又“仿佛觉得自己也渐渐地如同巨型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越来越缺乏情绪松弛的余地。”
作为“无法放松的巨大机械”的“现代社会”，可以说代表着本格推理小说的作品内涵。正如平贺刑警将嫌疑者的行动称为“像一架精密仪器那样周密”，又将犯罪行为称为“凶手那极其精密的‘杀人计划’”那样，犯罪计划也只能是“精确的巨型机械”。因此，凶手在实施犯罪计划时，依然不能逃脱“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的命运。所以，说不把自己推到前面来，还不如说是作品不允许表白自己。侦破案件的刑警们，犯罪的罪犯们，还有作案现场即旅馆的管理者们，他们在这部作品中全都是“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于是，被害者也不可能不是“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
关于久住政之助，作者只是在第一章里描写了他活着的身姿。在那里，尽管以旅馆为居室，与秘书商议工作，但对那位秘书，久住“眯着眼睛和蔼地望着冬子，就好像望着自己的孙女”，他提拔她“不是由于她那机敏的头脑，而是因为她那副冰肌玉骨、善气迎人的风姿。”这些描写都很引人入胜。就是说，久住将不是机械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带进了旅馆这一“人类处理工厂”里。正因为如此，所以久住才被这个秘书抄起双腿摔倒了。从这部“精密”的作品中，被那个“居民”扔了出去。
久住必须在最象征本格推理小说特点的、人为设计的密室里被杀。久住被“现代”这一“巨大机械”“处理”掉了。
解谜推理小说有时也会变得“刻板”（托马·纳尔斯杰克《能读的机械：推理小说》）。不难想象，《高层的死角》这部作品，在旅馆为舞台时，以密室和不在现场证明为主要线条，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是必然的。就是说，本格推理小说这一形式，其风格象征着当时的“现代”。
只是，作者森村诚一直面人性，将如此严密的作品进行着解剖。其特征，即使在《高层的死角》中平贺这个人物的身上也不难窥视，他既不能放弃刑警的职责，又无法克制作为个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