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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国国有企业那些面临下岗威胁的职工的命运。坦率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应当“上山下乡”，应当在深刻体验民众疾苦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理论。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渔名利于舞文弄墨，也会因此死得很难看，专制统治下的死亡模式是文字狱，二十一世纪的死亡模式则是被自己狂喷的墨水淹死。余秋雨先生在其自传《借我一生》发表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借我一生》写完，心愿已了。等把四卷本学术文集修订完，我再也没什么遗憾了。我将闭门搁笔，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如若余先生此次果不食言，“自绝”于文化界，《借我一生》便是其留赠文化界的“墓志”。对于文化界而言，余先生的“自绝”多少属于意外“死亡”。但是余先生所代表着的整个新时期思想文化界，苦心经营多年搭建成的多米诺骨牌，也因其玉碎而轰然倒塌。
加冕荆冠，用苦难当息壤遮蔽依附
《借我一生》是余先生的记忆文学，书中余先生用家族谱系学考察，力证自己的家族是一个殉道的家族。这余家的家族谱系却是一位神秘的杭州老人的密学，私授给余先生的。《借我一生》的叙事之核是一个传说“吴石岭里藏古书”：余先生的家乡上林湖一带，是著名的越窑产地，在南宋末年，有一越窑窑主姓余，因上林湖而被人们称为“余上林”，他因为说了真话“襄阳城已被蒙古军包围三年”，被奸臣贾似道杀害。元灭宋前夕，余上林的儿子媳妇又为了保存“天下斯文的最后一脉”——“宫廷图书馆最珍贵的版本”，熄火毁窑，将烧窑干炭悉数运进上林湖边吴石岭中的藏书窟，以消窟中潮气。书中说“怕自己和别人失口，窑主夫妻带着那一群封洞工人远走他乡，不知所终。越窑的历史，就此中断”。这个传说，余先生讲是一位杭州老人告诉他的。杭州老人说：余上林一定是你家远祖。他儿子远走他乡，但按照我对他的理解，多少年后还一定会拖家带口地回来。何况他妻子朱夫人的娘家，也在这一带。杭州老人问余先生：你妈妈姓什么？姓朱，余先生说。杭州老人笑了。
看到此处，读者也笑了。杭州老人硬是完成了将传说与现实牵线搭桥的艰巨任务。“吴石岭里藏古书”的传说相当于话本小说中的人话，是全书情节的母本、模子。南宋余上林父子为了讲真话为了保文化舍命毁家，书中叙述的余先生及其父亲的遭遇正与之对应。杭州老人拎着读者的眼皮对着读者的耳朵嚷，“吴石岭里藏古书”是作者要读者一定要看懂的隐喻，为斯文一脉为求真一途而殉道，是余氏家族代代相传的荆冠，是余氏一族天生文化苦旅的自觉与宿命。磨难与光荣是《借我一生》贯穿始终的主题，死拽住主人公走上祭坛，加冕荆冠，神圣起来。
历经千年轮回，这个神圣家族的现代起点依然是光荣的，余先生的祖母虽然无名，但姓毛。余先生书中交代，近来有历史学家考证，毛泽东主席的祖辈也是从浙东到湖南去的，与蒋介石先生的原配夫人，蒋经国先生的母亲毛福梅女士属于同宗，而“我的祖母显然出自浙东毛家”。余先生接着说“是否与谁同宗，也不细想了”，但还用得着细想吗？这已切切实实的连上宗了，比刘姥姥攀得巴实。在余先生人生炼狱的入口，正是《后传》的开篇。余先生祖母和外祖父的父亲，“都是十九世纪后期的勇敢闯荡者，由浙东农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人”。尤其是朱家，“朱家可算一个豪门，外公的父亲朱乾利先生由浙东一个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我曾经见过一本印制考究的纪念图集，沈钧儒先生题词评价他是商界泰斗”。但只到了余先生祖母和外公这一辈就败落了。余先生的祖父是上海一家著名的民族企业的高级职员，很早就过世了，留下七个孩子靠祖母养活。外公只知书画棋酒，虽然分家得了一些企业，却不会经商，到土改时只剩下十八坛黄酒。家世的富贵在笑贫不笑娼的今天是足以摆谱的。而其败落，正是天降大任，斯文一脉可以保全发扬了。在余上林及其子媳的传说中，就包含了这个契机。也正是这个传说将商人出身的铜臭，用舍身取义疏财救文洗刷殆净。传统的商贾之俗与文士之雅的二元对立，在这个传说里统一了。
这样，余家的故事又回到了吴石岭，回到了斯文一脉。文化的自觉或者说文化人的自觉开始行动了。余先生的母亲“是全村唯一有文化的人。因此无论白天、夜晚，她都要给全村乡亲读信、写信、记账、算账”，余母后又在村里办识字班，做了村里的会计，俨然一位文化祭司，掌握了全村的文化命脉。在余先生八岁时，其母将记工分算账写信读信的事务传给了他。从此“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热切的目光依然穿过腾腾烟雾落到小油灯前，灯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轻妇女，而是她的儿子。”其祖与上林湖共名，其裔也与吴石岭共责，吴石岭藏书的隐喻，很自然地给这位余姓天才少年，打上斯文一脉传承者的追光。文化苦旅起程了。
在所有对余先生其人其文的晶评中，称其为“文革’余孽”是最具杀伤力的。《借我一生｝对此作了回应，书中确确实实地给我们呈现了余先生一家在“文革”中的苦难。余先生的叔叔因为“吹捧《红楼梦》”被人揭发，被批斗游街，自杀而亡。余先生的父亲被打倒，关押，想过自杀。在沦为贱民的同时，全家八口人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二十六元，在极度饥饿的边缘挣扎，奄奄一息。所有的苦难在今天都是光荣。堆砌苦难，就是堆砌神圣。而余先生本人叙述自己的“文革”经历是：运动初期，“我所在的戏剧文学系三年级整个班级都与造反派彻底对立，被造反派们称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堡垒’。而我则是这个反动堡垒的代表者”；造反派掌权后，受到排挤，“我产生一种英雄气概……干脆仿效起明末遗民，把一身弱骨强撑成一身傲骨，把一脸茫然装扮成一脸冷然”；经人推荐，参加江青提出姚文元授意组织的“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作小组，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关于从自我出发》，未被采用；下乡劳动，在苏州吴江解放军农场围湖垦田，“以苦为乐，率性大干”，被选为副排长，“这是在农场接受改造的大学生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了”；分配留校，挖防空洞，反复推脱不得；加入《鲁迅传｝写作组，写作鲁迅在广州这一段，在“不向我讲清全部危险背景”的情况下，被推到《朝霞》编辑部，抵挡扬言踏平编辑部的当权的工总司；生了肝炎，写作一篇考证鲁迅佚文真伪的文章；“在极左风声又一次突紧之时，逃离上海”。书中叙述的事件，可以看出两条线：个人命运的被政治主宰不由自主，沉浮之中依然坚持文化道义，守护文化防线，开展学术工作。《借我一生》出版后，《南方周末》对余先生作了专访，对相关人也作了求证，余先生依然认为自己在“文革”中没有污点。相关人员的回忆则证实，余先生从1973年起被正式调入上海市写作组文艺组，写作并发表了《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读｛朝霞）一年》《胡适传（五四前后）》，修改定稿并发表了《走出‘彼得堡’》《封建礼教与贾政》；不止一次一处地在诸如“评法批儒”的大批判中作报告；批评上戏的台词教材低俗，上纲上线，导致许多人挨批；“文革”后属于“说清楚对象”，经过三年清查被定为“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一类。两方面的材料并不像双方的观点那么对立。余先生“通达人性”“带有艺术素质的记忆”，相关人员指证其“文革”表现有问题的记忆，都是真实的。任何真实的简单枚举是真实的，但不全面，不是全部事实，材料越全面越接近真实。那么结论呢？
也讲一个民间传说。萧诗美著的《毛泽东谋略》一书中，提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毛泽东会见资本家后，召见刘少奇和周恩来，问他们怎样才能让猫吃辣椒？刘少奇说：“这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它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毛泽东很不满意地摆了摆手，说：“决不能用暴力，每件事应该是自觉自愿的。”周恩来说：“我首先让猫饿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就会囫囵吞枣般地吞下去。”毛泽东也不同意，他讲不能用欺骗手段愚弄人。其实这很容易，他说，你可以把辣椒擦在猫的屁股上，当他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还能这样做而感到高兴不已。反对——依附——病隐，是余先生在“文革”中的轨迹。“文革”之初，余先生是反对“文革”的，但并没有一以贯之，深入下去坚持斗争如遇罗克、张志新，他那时还没有这样的认识高度，书中对此倒没有拔高。专制体制下朝不保夕的莫名惊恐驱遣着人们，余先生是做不得自己主的猫，苦难鞭打着人们，人们与苦难媾和，有的还成了嗜痂者。猫舔辣椒的主动性，也就是余先生在“文革”中种种“主旋律”文化工作的主动性。余先生父辈的灾难给他的压力，和成为异己分子被打倒的噩梦追逐着他，《朝霞》风波中作为保帅而丢的卒差点粉身碎骨，知道真相后，余先生这样想：“我在这一事件中极有可能成为牺牲品，这些人到时候连自己也保不住，对我当然弃之如草芥，谁也不会来帮助我。但我，恰恰又连带着至今还背负一系列罪名的爸爸，后果必然十分严重。已经挣扎了多年的全家，还怎么活？”政治的凶险突然跳到他眼前，这一次被抛出且差点摔死的经历对余先生的影响极大，果然他生病了，病得适宜，肝炎，“可能”是父亲传染的。肝炎传染性极强，需隔离治疗，余先生的身体让他对外隔离。而他要求到北京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