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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外交部曾热切地期待和寻求美国的增援，因此，当美国大兵高呼“拉斐特，我们来了！”确实一度让法国人非常感动。但1917年由美国参战而结成的法美友谊只是昙花一现，很快，法美关系重新变得冷淡和敏感。法国人不仅质疑美国参战的理由和目的，而且质疑美军参战所发挥的真正作用。1920～1940年间，法美两国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战争债务。二战后，美国政府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则使法国旧债未还又欠新债，法国人的反美情绪因此更为高涨。他们认定自己“不欠美国人任何东西，甚至不承认是美国人从纳粹手中解救了法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型的新反美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即法国已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并正在遭受美国的侵略，因而，这一新反美主义是以对美国的怨恨为基调的。
罗杰认为，反美主义在1914年就已经是精英和知识分子们的事情了。起初站在前沿的大部分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从1920年开始，文学家、人道主义者、唯灵论者、诗人和思想家相继走上前台。尽管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但其反美言论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即他们都倾向于将分析的对象种族化。在这种分析中，扬基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曰“美国种族”的特点越发清晰起来，他们贪婪、粗暴、沙文主义和逞强好胜。法国人着魔似地揣摩“美国种族”的方方面面，他们剖析美国女人、美国少女、美式足球，甚至于美国人的下巴和牙齿等等，得出“美国佬的典型”就是“暴力、可憎”的。面对这样的敌手，法国文人们呼吁筑起“马奇诺防线”，法国人“转入防御”，以保卫法国，保卫欧洲，保卫人类，保卫精神。
法国知识分子在为维护法国的特性、追求“世俗伊甸园”似的法国梦而战。他们对美国人的极端天性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式社会关系中令人恐惧的暴虐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他们抨击美国的城市、建筑、街道、电影、技术、机器、选举、教育、宗教、慈善等等。在这些人看来，专制是美国生活方式的真实体现，因此，他们通常将美国与苏联和纳粹德国相类比。
《美利坚敌人》向读者暗示了这样一个判断，即法国人的反美主义源远流长，除极个别的十分短暂的时段外，法国的反美主义几乎贯穿了整个法美关系史。反美主义言论主要来源于法国知识分子，他们中除极少数的人例外，几乎都参与了塑造反美主义文化这项工程，而且，这些知识分子至今还在坚守着岗位，这意味着法国的反美主义仍然在征途之上。
但无论怎么说，法国的反美主义都有种“有悖常理”的味道。在法美两国共同取得一战胜利后，法国国内的反美情绪反而进一步加剧。而且正是在一战结束后，反美主义言论经过新一代作家和论战家的丰富，逐渐形成法国的反美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确实充满了浓重的情绪化色彩，身为法国人，罗杰并不避讳自己对法国反美主义的保留看法。在书的扉页上，他摘录了这样一段文字：华盛顿曾经如此阐述过这样一个卓越而正确的思想：“一个沉湎于对其他民族充满爱慕或仇恨情绪的民族，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奴隶，也就是这种爱慕或者仇恨的奴隶。”显然，罗杰认为法国人就处于这种困境之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作者对法国两个半世纪以来内容极其庞杂的反美言论作了细致的梳理和精当的分析，但在阐释重大历史事件时仍然尽可能提供详尽的细节。能做到这一点是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保证的。书中对冷战结束以来法国反美主义言论的论述稍显不足，特别是有意回避了法国知识界对9·11事件的反应。但瑕不掩瑜，对于关注法美分歧以及美欧关系的专业研究人员或者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人来说，《美利坚敌人》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佳作。
读巴赫金
■ 潘小松
一直以来恪守行业的规矩，对不熟悉的语种的东西哪怕是翻译的，也小心地不去评论。结果是：英语以外的著作家的东西读的越来越少，甚而至于干脆不去碰。有一天突然发现英语的世界其实并不那样宽广，别的语种的著作家写的东西很有可玩味之处，哪怕是翻译过来的东西。巴赫金的东西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读的，尽管《巴赫金文集》六卷在我的书柜里已经躺了几年了。钱中文教授在“论巴赫金的意义”时说“理论是可以常青的”，好书也可以是常新的。
巴赫金是“前苏联”思想家兼文学批评家，1929年因宣讲康德哲学被捕并流放到北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镇。“其后自然命途多舛，销声匿迹于文坛，有三十余年。”65岁“被人发现”，所创“对话”和“狂欢”理论在西方很轰动，赢得“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的荣誉。巴赫金1895年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自幼习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后来又学丹麦语和意大利语，广读文学哲学著作，热衷现代诗歌，尤其喜欢普希金和波得莱尔。“他是俄国最早接触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人。”1915年就学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1919年在涅维尔当中学老师，童年在当地刊物《艺术节》上发表文章《艺术与责任》；1920年在维捷布斯克教音乐史和音乐美学。1924年，按他本人给朋友的信中所说，“主要从事语言创作美学”。二十年代末搞“巴赫金小组”，其实不过谈谈托尔斯泰的文学之类。1929年不经审讯被判5年。1933年刑满。要不是高尔基夫人等的营救，服刑流放地还要糟糕。1934～1935年完成《长篇小说话语》。四十年代初“穷极潦倒”，完成《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等著作。1940年完成学位论文，话题是拉伯雷，得副博士学位。五十年代后期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柯日诺夫在资料室发现巴赫金的学位论文《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此前他读过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61年65岁的巴赫金同这位年轻人见面时让后者感到“一种在生活苦难面前凛然而立的学人风格”。“我可不是文艺学家，我是哲学家”是巴赫金的开场白。巴赫金的理论不是我阅读能力范围内的东西，我只对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论述感兴趣。
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小说艺术家，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他的小说“不服从我们从文学史方面习惯加给欧洲小说各种现象上的任何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远不止情节布局心理描写之类。“复调世界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在巴赫金看来是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思想就是个人立场。陀氏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个性看作是别人的个性、他人的个性”，不把作者自己的声音融合进去。“主人公具有相对的自由，并不损害整部作品严格的规定性。”巴赫金喜欢评论家格罗斯曼的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为诗学。在格罗斯曼眼里，陀氏的诗学特点是打破了小说材料的有机统一，“使叙述中水火不相容的因素服从于统一的哲理构思，服从于旋风般的事变”。此外，他本人的风格又明显地体现于作品中。巴赫金对格罗斯曼的评价并不满意。在他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完整统一，高出于在他以前的小说的那种个人情调、个人风格。”陀氏的小说是多风格小说或称无风格小说，假如以独白的观点来解释风格的统一的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考斯也是巴赫金援引的对象。考斯说陀氏就像招待形形色色的客人的房主人：“他善于驾驭这帮混杂相处的宾客。”陀氏对彼德堡广场的描写、对专制制度的揭露得到“老派现实主义”的赞赏。“笃信宗教的人们因看到这些小说中圣徒和罪人一起争夺上帝而精神倍受鼓舞”。考斯认为陀氏的作品充满力量和向往，这些东西又相互隔绝，因此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精神最纯粹最真实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歌颂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的“最铁面无私的歌手”：“对于我们这个诞生于资本主义水火之中的现代世界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是送葬曲，而是摇篮曲。”巴赫金认为考斯的阐释大抵是正确的，复调小说的确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他不是在精神世界里而是在社会客观现实中发现多元和矛盾。陀氏把不同阶段的东西当同一进程的东西，并戏剧性地加以比照。巴赫金十分强调陀氏小说的立体时空构造。《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洋洋洒洒写了360页，限于篇幅，我只能略述如上了。
文章写了快两千字了，还没说到巴赫金如何评价拉伯雷。巴赫金觉得拉伯雷在苏联最不受重视。然而，在欧洲文学创造的历程里，拉伯雷却“名列前茅”。别林斯基说拉伯雷是十六世纪的伏尔泰。“其小说是既往时代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巴赫金则认为拉伯雷是近代文学家中最民主的一个。老拉伯雷的身上“独特地洋溢着未来的气息”。拉伯雷让人敬而远之是因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