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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转换中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 周志雄
新历史主义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张清华先生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早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就曾专设“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论”一章。这是中国学者结合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探讨中国文学思潮的一次成功尝试，而新近出版的《境外谈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以下简称《境外谈文》）则是作者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讲授“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结晶。这意味着对于新历史主义问题的跨语境解读：跑到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故乡”，去谈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历史主义文本。
跨语境解读首先要解决话语沟通问题。作者选择的沟通途径是彼此都能认同的叙事学理论和方法。西方叙事学对叙事本体的研究给了我们诸多的启发，西方的叙事学致力于分析文本叙事背后的深层的模式、结构、原则，如同罗钢先生所言：“正如语言学家们从复杂多变的语句中总结出了一套语法规律，叙事家们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故事中抽象出一套故事的规则，从而把变化多端的故事简化为容易把握的基本结构。”源于西方的叙事学研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兴盛，叙事学试图将文学研究引向科学研究的道路，走向纯技术的形式分析。叙事学研究的思路对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重印象、主观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之外，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境外谈文》是一部通过叙事视角展开文化研究的有文学史价值的力作。它不是一部纯粹的叙事学分析著作，而是将“对历史的叙事”从当代文学文本之中剥离出来，分析叙事所呈现的文化之根与美学内涵，定位其文学史价值。为了凸现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叙事的文化内涵，《境外谈文》以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为参照，认为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是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是一种更接近“历史的深处与经验的神髓”的“历史的诗学”。
总体上，将中国文学的历史叙事大体概括为古典小说的“民间历史主义”、当代革命小说的“红色历史主义”、寻根文学的“启蒙历史主义”、先锋作家的“新历史主义”，在此思路之下，文学与历史的纠结具体化为不同文化范型的历史叙事之间的内在缠绕，这不是进行简单的归类组合，而是以回望的姿态来描叙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文化逻辑，揭示历史叙事自身的复杂性和传承的特征。
张清华认为，在中国历史叙事传统参照之下，中国当代政治化的红色叙事实际上偏离了传统历史叙事的美学精神，在“人民”的概念中抽空了个体的生命感和生命经验。经过深入的分析，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一种革命叙事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很暴力地改造了传统叙事，但又自觉和不自觉地承接了来自传统叙事、西方文学叙事、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叙事的诸多因素，是一个各种叙事因素还没有来得及融合的‘夹生’的混合体……”
这就打破了一般所认为的革命叙事就是政治化叙事的简单看法，而比较客观的认识到革命叙事的复杂性。作者对《红旗谱》的解释也让我们耳目一新：“梁斌的一生其实也就只是写了这一个题材，是对同一记忆的不断加工和美化，产生了这部被称为‘史诗’的作品。……小说中的江涛，无疑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小说对这一人物的‘美化’，当然有着明确的潜意识动机。另一条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线索，则同样有‘把家族矛盾斗争装饰为阶级斗争’的嫌疑。”这个彻底地剥开梁斌写作“底牌”的看法，似乎只有追问存活于个人记忆中的历史事件如何转化为叙事文本的研究者才会得出来。张清华对叙事文本的分析所追问的问题是：叙述者为什么这么叙述，叙述所呈现的失误与成功要素是什么，而这种追问是在文本效果、创作发生学、文化追踪三者的合力点之间展开的，这样叙事的视角与文化学分析的方法得到了统一，也就是形式和内容得到了统一，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令人信服的。
张清华对寻根小说的看法是：“寻根小说叙事中，已经包含了许多接近于‘新历史主义思想’的因素，诸如对正统历史模型的瓦解，对文化的边缘化、民间化与反主流的解释，还有结构主义的历史认知方法，由民俗学的认识视角所导致的类似于‘文化系统中的共时性文本’的特点。但在价值论的层面上，……它是这个年代里启蒙主义思想实践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作者虽然总体上对寻根小说历史叙事作出了文化定位，但作者所做的工作显然不仅是要给寻根小说定性，而是由寻根小说历史观的文化源头人手，揭示寻根小说历史叙事的丰富性和“过渡”性。这种追本溯源式的梳理和深入切进研究对象的透析，将历史叙事研究带人大的文学史脉络之中，带有对已渐渐沉淀的文学现象重新厘定意味，因而能见他人所未见。
正是这种历史的纵深感，张清华的论述就不是简单地引述西方的文论而后以中国的写作例子去证明它，也不是在当代文本中去寻找“历史”的意义阐释，而是仔细甄别在中国当代的历史叙事中不同文化范型的历史叙事的复杂性和各自的文化逻辑与文学成就。这种客观的辨析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张清华是一个不偏不倚的多元论者。而事实上，张清华不是将方法论上的操作仅仅看作是一种重新修史的途径，他其实是一个有着自己鲜明情感立场的批评家。在《境外谈文》中，他的学理分析与情感立场实现了客观与主观的有机融合。他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基本上是从具体的阅读感觉出发，进而作出个人的经验式阐释。作者在本书的后记中说：“我很难说对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有多少深入的研究，但我确信在中国人的经验和学理中早即富含着类似的因素。……任何的‘方法’在本质上都不应当仅仅从方法的层面上去理解，他的真髓其实都是一种理想和情怀，不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那都是舍本求末。”这种对方法的理解和运用无疑是在理论实证和生命情怀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既借用理论又警惕理论，既借重感悟又超越感悟，学术研究在此既获得了研究的科学性价值，也获得了情感和灵性。这具体体现在本书轻灵、简练、收放自如的研究文字之中，那是流动的、闪着思想火花的、带有学术原创性的文字。
张清华是一个很有生命感的研究者，这种生命感来自于他的诗人气质，他属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大学校园里写诗的一代人，发表过数百篇诗歌作品和大量的诗论。这种良好的创作素质使他习惯于从一个写作者对人生的领悟出发来解读文本，在他的评论中总是能见出他对生命的真切疼痛感和对文学的个人理解。如同他曾说过的：“我用不无虚妄的理想和热情持续着这工作，同时还奢望着自己的文字能够成为这样的东西：它包含了我高迈的情怀，它是写作者的知音，它联系着历史知识的谱系，它发现和解释着人的生存，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美文，它是我进入世界、感知人生的别一入口，是我进行着自己的文化想象的起点……这里有发现的欢悦和共鸣的眼泪，有良知的奋起和生命的沉醉……”对张清华来说，文学批评是如同创作一样是他心灵的皈依之地，是他思索人生与人性之谜的思维凭借点，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批评就是感悟式批评，相反他很少写作那些跟踪批评的作品论，实际上他更倾向于对作家的整体把握，而他对文化逻辑和文化境遇问题的思考，使他又很少将作家论仅仅局限在对作家的作品分析上，而是将作家作品放到整个文化大背景之中，用“历史叙事”的眼光指出他们的独特性，他诗性与理性兼备的研究文字总是能够穿越语言的丛林而直逼要害之处。他对余华、苏童、格非、莫言、王安忆、王朔、张炜、刘玉堂等作家及其相关作品的分析就是明证。
近年来，文学研究自身的问题已遭到了很多诟病，特别是当代文学研究，对那些仍然不断创作的作家做定论下判断常常是一项很危险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种危险性既来自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印象性、个人性和不准确性，也来自于理论运用的尴尬。前者导致当代文学研究的速朽，后者源于西方理论话语对本土文学批评话语的淹没。我想张清华的研究给当代文学研究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在文学史的爬梳中他显然已成为一个出色的批评家。他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运用方式无疑会给我们很多启迪，在对当代作家的个案研究中，他宏阔的思维视野和从不盲目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