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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的战争，杀得“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其间又平东瓯、南越，“通西南夷”，成就一番赫赫功业。
汉武帝的所作所为，主导的历史意义无疑是正面的；对此汉代人早就有公正的评价：“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获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武，武仪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最为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新论·识通》）。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汉武帝的赫赫功业也伴随着严重的后遗症，他“多欲”有为的政治风格，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棘手难题纷至沓来，积重难返，“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盗贼滋起”（《汉书·酷吏传》），使整个社会面临动荡甚至崩溃的深重危机。这一点，汉武帝本人晚年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开始作某些政策上的调整，下“轮台罪已诏”便是证据：“深陈既往之悔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希望藉此缓和社会矛盾，重新稳定统治秩序。可惜的是，留给汉武帝的时日不多，他日暮西山，已是有其心而无其力了。从根本上扭转滑向“亡秦之迹”政治趋势这一历史重任，不得不由他的继承者来承担了。常言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汉武帝却反其道而行之，是他捅下漏子，由别人来替他补救。
所以，当汉武帝“龙驭上宾”撒手人寰之后，汉朝的政治也随之进入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这种微妙，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和继承汉武帝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即怎样在“亡秦之迹”业已形成的背景下，通过战略选择与政策运作的杠杆，使汉朝统治这艘大船驶过急流险滩，重新进入平稳的河道，摆脱“亡秦之祸”的阴影。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汉武帝身后的国策大论战，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决定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新抉择。
当时围绕有关统治方略抉择问题形成了三个壁垒分明的阵营，他们争先恐后粉墨登场，尽情表演，都希望按照自己的理念制定新的国策，使政治的演变符合自己的基本利益。这三个阵营分别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循＇日派，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及以霍光为代表的务实派，他们的主张，恰好体现了三种截然对立的治国思路。
桑弘羊等人是汉武帝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在他们眼里，汉武帝生前的一切作为都合理正确，尽善尽美。凡是汉武帝定下的规矩一概不能变，凡是汉武帝施行的方针统统要照旧，所以，匈奴要继续打，盐铁官营要继续搞，严刑峻法要继续用，而汉武帝的贡献则要无保留地歌颂。至于社会上出几个盗贼，读书人有几分牢骚，全然属于作奸犯科，必须严厉镇压，以儆效尤。切忌姑息之政，无需仁义德化，只要印把子在手，刀把子在握，看谁多长几个脑袋，敢跳将出来捣乱。总之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谁都不准动汉武帝既定政策这块“奶酪”。
贤良文学的意见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对汉武帝的种种作为采取了全盘否定、一概抹杀的立场，认为反击匈奴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用军于外，政败于内”（《盐铁论·备胡》）；盐铁官营是急功近利，祸国殃民；厉行法治，君权集中，是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归根结底一个结论：汉武帝实施的政策一塌糊涂，灾难深重，“窃见其亡，不睹其成”（《盐铁论·结和》）。所以，新的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是变征伐为和亲，改盐铁官营为放任自流，废苛法禁民为仁义德化，“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盐铁论·世务》）。一切推倒重来，彻底改弦更张，摈弃霸道，唯行王道。
以霍光为代表的稳健务实派是朝廷大权的真正主宰者，他们既不满意桑弘羊等人的固执保守，也不看中贤良文学的偏激空谈，而是设法在两派之间走平衡，定取舍，择其所长，弃其所短，在此基础上理性地作出自己独到的选择。在霍光等人看来，汉武帝的一些做法的确有过火不妥的地方，有必要加以适当的调整，因为在国民生计业已十分凋敝，匈奴边患业已基本控制的情况下，再对匈奴大动干戈，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但是如果全盘否定汉武帝的功业，将汉朝统治贬得一钱不值，那么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也等于剥夺了汉朝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种动摇国本的事情如何能够做得？另外，像行之多年的盐铁官营等政策，虽然不乏种种弊端，但毕竟利大于弊，一旦废去，则国家经济收入又如何能得到保证？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岂不会陷入严重的混乱！至于酷吏政治固然残暴，可它多少起着稳定社会、控制局面的作用；仁义德化的确美妙，可是拿它做招牌可以，但真的用于政治操作，则未免捉襟见肘，一筹莫展了。连孟子都说“徒善不可以为治”，假如没有法制作保证，单靠所谓“德政”来安邦定国，长治久安，只能是—厢情愿，南辕北辙。思路整理清楚了，具体办法也就浮上了台面：这就是行中庸之道，走中间路线，一方面，动用权力资源，对汉武帝的某些政策作必要的调整，如在对匈奴和战问题上，根据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实际后果，结合西汉王朝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在屯军戍边，对匈奴小规模人侵进行必要还击的同时，稳妥持重，不再主动出击；又如在经济政策方面，改革盐铁官营的某些弊端，废除酒榷，化解舒缓来自社会的怨懑和压力。另一方面，又保持清醒头脑，避免矫枉过正，旗帜鲜明地从总体上肯定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坚持贯彻盐铁官营等基本政策，做到“霸王道杂用之”，确保汉朝统治的国本不致于被动摇，从而在稳定有序的前提下，巧妙度过汉武帝身后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应该说，霍光的做法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且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即贯彻“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书·昭帝纪》）方针的结果，是造就了“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的良好政治局面，使汉朝统治呈现出新的气象。
由此可见，汉武帝身后政策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国运的盛衰，而选择是否得当，关键在于做到情、理、法三层要素的有机统一。贤良文学偏执于“情”，纯就道德立论，固然应该予以“同情之理解”，但其昧于逻辑的理与实力的法，则不免乎“迂远而阔于事情”；桑弘羊等人迷信于“法”，虽有治国的愿望和行政的资源，然而其方案寡情悖理，已是明显不合时宜，如果按照他们的方针去施政，等于是纵容他们继续折腾，火上浇油，必然为害剧烈，于事无补。而霍光等人综合考虑情、理、法的关系，与时推迁，应物变化，合乎人情，顺乎常理，用乎法术，可谓是真正掌握了为政的奥妙，终于使汉武帝留下的“有亡秦之迹”政治为之一变，“而无亡秦之祸”，走上了一条能保证国家得以正常发展的康庄大道。这种政治上的大智慧，的确令后人叹为观止，神往不已！
从一滴水窥万象——莱布尼茨
■ 陈乐民
我对“哲学”，有一种“先天的兴趣”，有时想到一些超乎现象的问题；但是，在长期当“小公务员”的青年期，这种“兴趣”连露头的动力和机会也没有。
多亏了“改革开放”，也多亏了我奋力从机关事务中摆脱出来，我的思想因而得到了“解放”的客观条件，并且很快飞出了“国际事务”那既宽大又极窄小的圈子。能够得到最大的“精神享受”的工作，应该是文化的、人文的、哲学的、精神的
说来奇怪，我对中西哲学的兴趣，“起点”竟是十七世纪日耳曼哲人莱布尼茨。由莱布尼茨散开去，像“连环套”一样，“套”出同时代的马勒伯朗士，上推至培根、洛克、牛顿、霍布斯、笛卡儿、斯宾诺莎等等；再向前推，则窥见了中世纪的从圣·奥古斯丁到圣·阿奎那的“经院哲学”；继续向上追寻希腊罗马时期的一鳞半爪，像“急行军”一样，又像“旅游团”中的游客一样，匆匆忙忙，蜻蜓点水。从莱布尼茨往后，则是另一番风景：“告别”了莱布尼茨，迎来了伏尔泰。伏尔泰嘲笑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但在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方面都由于听了传教士们的“宣传”，抱有同情的理解态度；那位伏尔泰在“礼仪之争”中明确地站在中国一边，对天主教廷持批评态度；就连康熙晚年和雍正驱逐天主教传教士，他也左袒康、雍，认为康、雍驱教，持之有故，说这是教廷首先“发难”引出来的。
从莱布尼茨向下推，把我的注意力引向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非常活跃的思想家们，深深地被那些自由论坛式的“俱乐部”活动所吸引，他们向我展现的新世界刷新了莱布尼茨时期的神学暗影。随后我自然而然地追踪日耳曼的几位大思想家，尤其是我十分喜欢的康德。
我第一次听到莱布尼茨这个名字，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时只有个模糊的印象，没想着要做些什么。在我摆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西欧传教士来华时期的材料时，又碰上了这位莱布尼茨，读了他写的《论中国自然神学》的英译本，后来又拿到了法译本。读了几遍，很有兴趣，里面涉及许多《易经》和宋明理学中的概念；开初的“兴趣”多限于好玩。但有个清楚的印象：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与西方哲学的比附，是非常友善的、同情的，尤其是他有个热烈的愿望，即期望着有一天中国和欧洲的两大文明，携起手来，共建新世纪的文明。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可以说是似是而非的，有的根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