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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是个兴趣广泛的人，他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凡与他的哲学创造有某种联系的知识，他都孜孜以求：难道《易经》（八卦图）的阴阳复变能够为他的“普遍文字”提供什么帮助吗？难道宋明理学中的理、气、太极等概念，与他正在
酝酿中的“单子”、“先定和谐”等等没有什么可以沟通之处吗？他对他的“新发现”兴奋已极，以为借助“理”、“气”几个单个的概念，经过他的理解，可以帮助他建立自己的“哲学大厦”。可以这样认为，莱布尼茨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认为“天意”已经“先定”，人类世界该是“和谐的”、“理性的”。他在《中国近事》序言的开头写道：
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
莱布尼茨确如伏尔泰说的，是个“乐观主义”者，因此也是大大的“理想主义”者。终其一生，“造化之谜”仍然是“谜”。若起老先生于地下，睁眼看看今天世界的混乱而荒诞，怕自己也会觉得说的是梦话了。
确实，在阅读莱布尼茨时我感受到一种愉悦，虽然时时如堕五里雾中。
我国向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说，这句话有普遍性。自从中西文明有了交往的十六世纪起，双方相互格义，用他人的话来说自己的理，就是很自然的事。利玛窦来到中国，儒服儒冠，把中国古典中的“上帝”注解为天主教的“天主”，就是“我注六经”的办法。说“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为的是利于在中国传教。莱布尼茨按自己的意思理解“八卦图”和宋儒的“理”，也是“我注六经”，因为他脑子里有个“先定和谐论”。伏尔泰赞康熙皇帝是“开明君主”，也是“我注六经”法，因为他不见容于法王的专制，以康熙的容纳天主教批判法国的“宗教迫害”。
其实，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像我们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他们是有分析的。他们都很清楚，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西欧那样的本体论和思辨哲学；说中国哲学是“应用哲学”，是“道德哲学”……我们中国人最容易听人家说中听的话，说好听的话。而且最爱说某处出现了“中国热”一类的话。于是伏尔泰竟成了欧洲的“孔门弟子”，歌德也成了“魏玛的孔子”！
当时的一些西方人（主要是西欧人）确实对中国的政治文明产生过一些乌托邦式的“幻想”，一是听了一部分传教士对中国抱有好感的话；二是由于自己的境遇不大好，对本国的政治不满意，便在遥远的东方去找“理想国”；三是他们没有来过中国，看到了中国精美的瓷器等等工艺晶，而且还听说那里有个“开明”得不得了的“康熙大帝”，于是就把那时的“中华帝国”理想化了。
我已经编写了 第一部分是“单子论”体系，收人莱氏《单子论》和《以理性为基础、自然和神恩的原则》，后者相当于前者的缩本。此外，《神正论》的序言也辑在这里。
第二部分是关于自然哲学的几篇文章，主要关于莱氏关于力的守恒、数和“普遍文字”、“无限”和“微分”、自然界的“连续性定律”等问题的论述。
第三部分是《人类理智新论》的摘录，是有关莱布尼茨的先验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认识论。
第四部分是关于中国的论述。
我写了这篇题为“从一滴水中窥万象”的序言，介绍莱氏的生平和著述，他的哲学思想，莱布尼茨与中国。这个“读本”至今没有印出来也好，天假以年，我可以把它弄得更坚实些；有些材料还需要补充进去，如莱布尼茨关于法和欧洲政治方面的著述。
莱布尼茨是欧洲启蒙时期前夕的重要学者，值得有条件时再下些功夫。对于此人的研究，除陈修斋先生等几位外，似乎研究者不多。我所缺的是数学、力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少年时期不喜欢数理化，以致在自然科学方面近于无知，现在要“补课”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