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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测国安和足协冲突的结局时，很多人说出了“崩盘”二字。其中多数人是企图避免崩盘，是以崩盘警示对峙的双方。我不以为崩盘是糟糕和可怕的。其一，中国职业联赛的现状可以说是烂透了，不值得同情和珍惜。其二，联赛的管理者应该早日由足协转变为俱乐部大联盟，或许崩盘会加快这一进度。说到底，决定这一转化的是高层决策者。因此，也不能说只有崩盘才会加快这一进度。我们希望所有主张建立大联盟的人，通过种种办法影响高层决策者。其三，导致崩盘的因素正急速增加，躲过了今天，不一定能躲过明天。球员的薪水越来越高，俱乐部的负担越来越重；俱乐部不敢不答应大牌球员的高薪，却可能欠着工资无力兑现；企业越来越明白，足球闻着香吃着臭，急于脱手，当明白人越来越多时企业与足球的关系就成了击鼓传花；观众越来越少，广告商就越来越想撤出——凡此种种，一旦汇集就是崩盘。中国足球的良性发展不是仅仅靠崩盘能获得的，它依赖崩盘后制度重建的艰苦细致的努力。笔者只想说，不必惧怕崩盘，它不一定是坏事。
为什么俱乐部大联盟比足协是更适合的管理者？因为各个俱乐部相互既是对手，又有共同利益；比如既想买到比对手更好的球员，又不希望球员的薪水过高，在抑制球员工资上俱乐部的老板之间必须合作。因为俱乐部深谙“黑道”，比如如何买通裁判，他们最懂得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抑制收买裁判；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同样有共同利益，行贿的价码越来越高，在行贿竞争中谁都可能花冤枉钱；在多年的消耗战中，他们有可能达成打干净球的共识，并商讨出一个防范买通裁判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直接对话，共同商讨出都能接受的规矩，而不是在不能充分参与的情况下被动接受上级制定的充满漏洞的规矩。
抑制骗钱勾当是中国足球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能骗钱就不会有诚实劳动，不会有劳动技能的提高。因此，政府和国企必须完全退出足球，不给足球任何直接和间接的资助。让足球完全地进入市场。我对刘建宏说过：让足球进入市场，不是为了中国足球的发展。他听后颇为惊讶。这道理并不深奥。比如假定政府在果树种植中单单资助种植橘子的农民，导致橘农骄狂、懒惰。同时，政府无偿或廉价地为大家提供橘子，大家不吃白不吃之后埋怨：我们的橘子为什么不如外国？我们说政府不必再管橘子，那是费力不讨好，把它扔进市场。这绝不意味着在市场中橘子会成为畅销的水果，橘子产业会繁荣昌盛。市场的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它没有使每一种商品都兴旺的能力。深受顾客喜爱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中会比计划经济中更繁荣，不受顾客喜爱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中会比计划经济中更暗淡。甚至只有当它进入市场后，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大家喜欢不喜欢橘子。日后顾客既购买又挑剔，使得中国的橘子赶上了外国，很好。橘子衰落了，也没什么，那是因为大家更喜欢梨和苹果。绝没有非靠橘子振兴中国的道理。
中国人喜欢足球吗？这还有疑问吗？当然有。我问建宏：中国人和阿根廷人谁更喜欢足球。他立刻比我更果断地说：我们差远了。中国有多少孩子在踢球？中国有多少人买票去现场看球？我们的喜欢不就是看电视吗？不就是吃不要钱的午餐吗（其实那是每个纳税人的钱）？我们的喜欢很可能是不要钱的午餐催化出来的假象。把足球扔给市场，最起码，不会烧冤枉钱了。上去了挺好。上不去也没什么，那很可能是因我们更喜欢吃梨子和苹果。
中国有很多荒诞的事情。足球妙就妙在，它浓缩了我们社会中的荒诞。
（10月13日）
官威荡然，格局将变 国安与足协的对峙，意义深远。决斗的结果将决定未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权力的归属。但这还只是直接的、表层的意义。其深层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社会中官商抗争的提前出台。官商之争将是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大戏。它能在足球的领地提前上演，首先因为足球虽然也是产业，也是经济，毕竟披上了游戏的外衣，没有粮食、石油、汽车、房地产那么关系国计民生。在这里争吵一番似乎无关宏旨，无碍大政方针。其次因为这里是最开放的领地。足球天然的开放性和趣味性使它处在众目睽睽之下，连年不绝的败绩为该领地造就出了破鼓任人捶的批评传统，二者的结合再加上媒体强烈的经济动机，遂使此地成为中国享有最充分新闻报道的地带，凡此种种都为中国社会中一场罕见的公开争执铺就了舞台。只能是这里，在一个游戏场中，不可能是其他地方。
国安或许略有自觉，足协多半懵懂不察，他们正在共同谱写着历史。他们博弈中的一个偶然的小情节，会被慧心的旁观者察觉、指出，提升到历史轨迹中的里程碑的高度。10月15日的《足球》报道：“阎世铎为了做好协调工作，10日给李士林打电话，希望他能到足协面谈一次，但是回京的李士林没有给阎世铎面子，他没有同意阎世铎的建议，表示‘不会到足协去谈判’。而总局要足协做好协调的指示让阎世铎只好退让，因此阎世铎决定第二天到中信公司去找李士林。……事后据国安官员（国安的人可否叫官员姑且不论——笔者注）的介绍，谈话中他
（阎世铎）屡屡拍着李士林的肩膀称有诚意。”李有权利不去，他毕竟不是直接接受足协管理的杨祖武。问题是阎世铎怎么可以低就呢？他公司无论怎样的钱大气粗，在这件事情上，要接受你的管理，你是官员。当阎世铎跨进中信的门坎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越过了一道无论如何不应该越过的门坎，他成为了众目睽睽之下向商人屈尊的官员。如此礼崩乐坏的世风下，私下向商人屈尊的官员一定不乏其人。但是在一件如此曝光的事件中，阎世铎公然屈尊，帮我们透视出一个历史时点上官员身份与尊严的自觉程度。这之中有上司不顾下属威信的过分压力，但是要为“丧权辱官”负首要责任的无疑是当事者本人。上司没有要你送货上门。我一向是足协的最激烈的批判者，这次为什么希望他端起架子呢？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不愿看到官员屈尊商人。官员屈尊商人，将是中国社会的大不幸。但是我要重复一遍，在这个小情节中，李土林先生没有任何过失。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尊严的权利。问题是我们的官员不顾尊严了。
足协对裁判审查上的反复也有大问题。罢赛发生后，足协最先着手进行就是审查周伟新的裁判工作，特别是那个有争议的点球。我已经撰文批评足协，这是次序颠倒。罢赛是否严重违规同裁判是否误判没有任何关系。而审查后的结论是，那个点球判罚无误。那怎么第二次审查，点球又成了误判呢？可以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同一拨人初审认定判罚正确，几天后复审认为判罚有误，且两次都是出于自己的判断。如果没有新的录像画面，几乎完全说不通。第二种解释是，第一次审查的是一拨人，他们认定点球判罚正确。第二次审查是另一拨人，他们认定点球是误判。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是第二拨人的意见很难否定第一拨人。两种意见的存在只能综合成：这个点球可罚可不罚。而可罚可不罚的被罚了，也不能算是误判。所以换了一拨人的说法，解释不通。第三种解释是，两次审查都受到足协决策人的影响。因为他们在同国安的博弈中最终选择了适当妥协，妥协的筹码又选中了裁判。因此才有两次审查结果的不同。不幸，只有第三种解释在逻辑上说得通。不然就请足协解释清楚两次审查的出席人和全过程，以及改判的根据。这件事情极其严重。因为照我们的结论推论下去，以往对裁判工作抗议后的审查，都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的。
虽然俱乐部同足协的权力争夺刚刚开始，但是我的判断是，足协基本上已经出局了。它没有权力决定这次事件的处理，更没有权力决定它自身今后的位置和职责。窗户纸已经捅破，国安不必继续小动作，各俱乐部应该开始大谋划了，即商讨未来中国职业足球的权力结构。我从始至今都不认为罢赛有一丁点道理。图谋转轨完全可以直截了当。甚至两个俱乐部发个联合声明就会应者云集。我愿意为国安出这样的主意，接受目前的处罚。目前的处罚对于罢赛，实在是太轻了。可以以此向社会表示，国安不是造反者，而是建设者，不是无视规则的人，而是尊重规则的人。未来的中国足球是需要规矩的。我以为，俱乐部的底线根本不是什么惩罚裁判（那件事情也真的不应该是抗议者自己说了算）、不扣3分，而是权力结构的彻底改组，时间上最迟应该不耽误由它来组织明年的联赛。
职业大联盟的加入者应该是什么身份呢？此前我们的媒体上不是讨论过国企退出吗？完全市场化同企业性质的关系，我没有考虑成熟。但是我以为，如果中国足球有望选择新的结构，很多重要的问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