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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大联盟的加入者应该是什么身份呢？此前我们的媒体上不是讨论过国企退出吗？完全市场化同企业性质的关系，我没有考虑成熟。但是我以为，如果中国足球有望选择新的结构，很多重要的问题要事先理论清楚。足球在中国是个失败的游戏，一时还不能为我们拿金牌。其实也是个小游戏，泡沫巨大，真正参与和掏钱买票的人不多。应该回归其寻常面貌。无论以何种形式烧纳税人的钱来养活足球的日子应该彻底终结了。
（10月16日）
恶人与秩序 自10月2日北京队罢赛至今二十余天中，好戏连台。六场通打，文武昆乱，一口气看下来，印象是：来者不善。准确地说，闹事的俱乐部和其后台的公司，尽是一些不讲理的人。上来就给人家扣这么不名誉的帽子，是要有根据的。根据简直比比皆是。
国安在事后说，当时如果不退出比赛，要出大事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英明举动制止了恶性事故。简直该树碑立传。国安的高层曾坦率地承认：该举动是公司高层决策，领队、教练、队员都是执行。颇有敢作敢当的气概。但是未几便缩头了，声称：规则上没有罢赛，只有弃权，怎么能给我们扣上罢赛的性质；我们是弃权不是罢赛。如果这不是诡辩，什么是诡辩？传闻足协初审裁判的裁决后认定无误，国安立刻表态：如果裁判没有错误，不都成了国安的错了。好像前提就应该是：这可不都是国安的错。这是哪家的逻辑？
实德24日比赛后的言论，同样的不讲理。徐明赛后说：“我赛前严令林乐丰，明天比赛哪个队员出问题，我让他下了赛场就进监狱。”你徐老板再牛皮也管不了进监狱的章程和尺码，这话除了张狂，还能看出什么？《足球》报道，得知赛场出事后，徐明和阎世铎接通电话的第一句话是：“我们那儿出事了，你看怎么办？”这话也能与外人道？赛场上的权威是裁判，那里发生的事情怎么能由你和足协常务主席商量定夺？你们从事的是最有规矩的足球啊。
这些其实只是小节问题。但是小节有时更能透视出作风。这里透视出的就是三个字：不讲理。
再看大节。黑哨哪来的？没有一个俱乐部说只是因为裁判水平有限，水平低是称不上黑哨的。黑哨当然是道德问题。他为什么偏袒一方？不是因为他喜爱哪一方，而是因为喜爱钱财，是因为有人行贿收买。谁行的贿？大约不会是足协吧？当然是俱乐部。有几个俱乐部敢说没有向裁判行过贿。所以黑哨的源头不是足协，甚至不是裁判，而是俱乐部。即使绳之以法，也不仅是吹黑哨的裁判，还有行贿的俱乐部。足协在管理上有渎职罪。但是在黑哨问题上最有资格讨伐足协的是观众，最没有资格讨伐足协的是俱乐部。
改革要从讲道理开始，从不屈不挠的抗议开始，不是从掀桌子开始，不是从不守规矩开始。我始终觉得这次事件弥漫着肓流政治的味道。为什么商人们从事的一件好事，偏偏带着这种味道，耐人寻味。
我此前一贯主张，足协将联赛的权力交给职业联盟。目睹了俱乐部和其后面的公司的拙劣表演后，我不改初衷：该处罚的当机立断，但是最终足协应该放权，将权力交给职业联盟。这样一群不怎么讲理的人能够担此大任吗？说不定可以。足协不是干了多年吗？该让他们试试。
恶人能够建立秩序吗？完全有可能。
我的一个学生在1999年时作过一次“‘小公共’间的合作与行规”的调查。以后大力发展的大公共彻底取代了小公共，当然很好。但那不是该文章要讨论的东西，它要讨论的是，小公共司机和售票员中的一些说脏话的人、霸道的人，一言以蔽之，这样一些“恶人”，也能建立秩序。同一线路上，比如324路、323路等等，的小公共车不是一个公司，而是各自为政的个体户。但是他们在摩擦和冲突中渐渐地建立了行规和秩序。其行规是：“先后有序。从始发站出发时，各车依次排队，早发晚发可以自己决定，而一旦出发先后次序就已排定，靠站时必须遵守出发时的次序，如果超车，就必须跑到前一站，排在那一站停靠车辆的最后。”这些“恶人”或许仍然脏口不断，但是他们之间的行车关系却自发产生了，且自觉遵守，有条不紊。
这秩序是哪里来的？是黑吃黑、恶碰恶后，大家认识到共同利益，认识到彼此的伎俩，认识到“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最终谁也吃不到好果子，而后形成的。这就是市场经济中伟大的“自发秩序”。他们中的每一方都是行规建立的积极参与者，都是行规执行的最好监督人。
足协的失败在于它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恶人”。一方面，它完全无力管束他们。另一方面，又隔绝了他们间直接的冲突、摩擦、协调、制衡；因为足协的存在和作梗，“恶人”间的谈判消失了。足协的存在破坏了那个恶人间有望生长起“自发秩序”的自然生态。
就口味而论，我非常讨厌市场中的强人的嚣张、霸道、不讲理、脏口，但是我仍然举起双手要求足协退出联赛，将权力交给“恶人们”。在他们相互洞悉各自的把戏，相互遏制对方的伎俩后，毕竟有望建立“自发的秩序”。这不是对他们的相信，是对市场的相信。也不是对阎世铎的不相信，而是对计划经济的不相信。
事件发生以来我一直主张，俱乐部停止作秀，停止小把戏，大处落子，堂堂正正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一而再，再而三，不疲倦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他们的短视和小把戏。
他们仍然不断以裁判问题为讨伐足协的切入口。他们忘了，黑哨问题可以捣毁足协，为足协扣上“渎职罪”，同时也将使自己灭顶，每一个黑哨后面都有一个俱乐部兄弟在行贿。你们已经向足协摊牌了，还闹什么裁判问题。
他们一直再讲经营，要求经营权。而他们忘了，在有了权力的时候，当然就有了经营权；而在争取“选票”的时候，“经营权”不是吸引民众的东西，反而映衬出商人利己的本性。中国足球最腐败的，中国球迷最讨厌的，毕竟是假球，是黑哨，是不思进取。你们拿出治理这些腐败的什么方案给我们看了？
我判断，俱乐部的改革举动几乎濒死于自己的作秀和小把戏。如果还有一丝空间，再不要搞小把戏。但是一切短缺说到最后都是人才短缺。我们的这一代商人就是这种素质。其他社会角色又能好到哪去呢？所以只好慢慢来，只好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不要期望太高。毕竟由官人商是足球的大方向。虽然顺之未必昌，但是逆之必然亡。
（10月25日）
学术本土化的意义
■ 邓文初
1902年，严复给梁启超写了一封讨论Rights译法的信，信不长，摘抄如下：
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读《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为职……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为铁案不可动也……Rights字，西文亦有直意，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及God and my rlght诸名词，谓与生俱来应得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
这信如果仅只是一封讨论翻译技术问题的信，那也用不着百年之后再提起。事实上，这信中所含的思想远远超出翻译技术范围，而触及严复所身处时代的社会政治层面。惜乎严复信中的思想至今还没有被学界理解，这才是本文不得不重做解读的理由。
其实，以“权利”译Rights不是自梁启超始，也不是起自严复。“权利”一词最早进入汉语语境大约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刘禾在其《跨语际实践》一书中曾提出，“权利”可能是经由日语kenri流传而来，也有可能是一种双向互动。黄克武却认为，早在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清政府总理衙门刊印《万国公法》时就有“权利”一语，康有为的《实理公法》中也出现了“权利”一语，比日语中使用得早（《自由的所以然》第166页）。黄克武的这一说法最终也得到刘禾的证实，这也是目前学界的公认，即以“权利”一词翻译Right的最早尝试是在1862年。这一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将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万国公法》（原名Elements of Intemational Law直译应称为《国际法原理》）译为中文的过程中，曾对Risht这个词的译法有过长久的困惑，因为在中文里，没有与Right相对应的语词，也就是说，西文Right在中文语境中具有不可译性。但出于不得已，丁韪良最后选择了中文“权利”一词。丁韪良对于这种不对称翻译，曾做过解释：“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份；有时增一‘利’字，如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丁韪良这一段话，说明他对以在汉文中具有贬义的“权利”一词翻译Risht并没有完全认同，但取权宜之计而已。但随着《万国公法》的流行，“权利”一词也就不胫而走了。然而，约定俗成并不就意味着必然合理，对这一译法的怀疑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如严复在1896年翻译《天演论》时尚将Rights译为“权利”，而到1899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