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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面对此作出解释。也许甚至可以将它分离出来，这样，只要时间效应关系到驾驶员，就有可能将其排除掉。无论如何，我们将要尝试一下。”
卡拉德一边沉思，一边咕嘟咕嘟地喝着威听忌酒。在海特尔的狭窄而又古老的办公室里，亦即在工程署的行政办公用的斗室里，他既感觉陌生、年老，又觉得房间的窄小、压抑。
他说，“我认为我不可能做到，阿道尔夫。我想正是它才救了我一命。”
“怎么回事？”
“我给你说过，我好像死去了一会儿。自从我回来以后，我一直在大量地阅读，我已发觉心理学家们远没有像你我那样重视人的心理的个别性。你和我都是物理科学家，所以我们想到的是世界全在我们的皮肤之外——这是某种应遵循的见识。但是改变不了最根本的孳。但是，很明显，那一种传统的唯我的立足点不全对。说实话，我们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环境中的一切事物，无论这些事物是大或小，存在于我们的皮肤之外。假如你能用某种办法将一个人的每一个来自外界的感官印象全部隔绝，他在二至三分钟内就不再有个性存在。可能会致他于死地。”
“引语结束：哈里·斯坦克·沙利文，”海特尔冷冰冰地说，“那么？”
“所以，”卡拉德说，“请想一想飞船里面的环境多么单调枯燥。里面是那么呆板、寂静，全无动静，无生气可言。在一般的星际飞航中，即使是最有忍耐毅力的宇航员如果处于这种环境之中，也可能会不时地变得疯疯癫癫。我想你我都知道什么是典型的宇航员的精神变态。驾驶员的个性就像他的周围环境变得刻板呆滞。一般说来，一旦他回到港口，再次接触多少可以说是正常的世界时，他能立即恢复常态。
“可是在ＤＦＣ－３中，我与外部世界隔绝，而且隔绝得更彻底。我无法眺望窗外——我处于超速运行之中，再说我也无法看清外面的任何东西。我没法跟家里联系，因为我的航速超过光速。后来我发觉我也不能动弹了，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很久；甚至那些对一般宇航员来说是在不断变动的仪表，在我面前也动弹不得。这些仪表都固定不动了。
“时间速律开始增加时，我感到我像是在一个更不可能存在的盒子里。不错，仪表走动了，可是它们都走得太快，我怎么也看不清。此时的一切都变得非常僵硬——而我实际上已死去。我像飞船一般，变成了一堆硬直的东西，只要飞船在继续超速飞航，我就一直处于那种状态之中。”
“根据那种情况，”海特尔说，脸无表情，“时间效应很难说得上是你的朋友了。”
“但确实是，阿道尔夫。瞧。你的引擎是按主观时间运转的；这些引擎沿着连续的曲线不断地变更主观时间——从超慢速档至超高速档——我想然后又从快至慢。这样就出现了不断变更的情景。从长远来说，不足以免除我的假死；但是足以保护我，使我不致完全死去，我想布朗和塞利尼是因为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才死去的。这两个人知道，只要他们触及开关，他们是可以关闭超速运转的，他们就在试图这样做的时候死去了。不过我知道我只能坐着，不得不忍耐——我运气好极了，你的曲线时间差异给了我存活的机会。”
“啊，啊，”海特尔说，“这一点值得思考——虽然我怀疑这将能使星际旅行成为家常便饭！”
他又陷入了沉默，他的薄嘴唇皱了起来。卡拉德感激地呷了一口酒。
后来海特尔说：“你为什么在与半人马座人打交道时遇到了麻烦？依我看你干得很出色。作为一个英雄你算不了什么——任何傻瓜都能成为英雄——但是我也发觉你能思考，布朗和塞利尼显然只是作出反应而已。你抵达那颗星时发现了什么秘密没有？”
卡拉德说：“有，有的。可是我已对你讲过了那是什么。当我从假死中醒来时，我就像是某种塑料聚合物，任何人都可在上面刻划记号。我本人的环境，就是我的地球环境，离这儿有十万八千里之遥。我当时的环境就像原先那样呆滞。我碰见半人马座人时——假如这是真的，我也没把握说有过那么回事——他们成了我的世界中的最重要的内容，我的个性改变了，变得适合他们的个性，并且能理解他们。那是一种我对其无可奈何的变化。
“或许我真的理解他们的话。但是理解他们的那个人与正在跟你谈话的这个人不是同一个，阿道尔夫。我既已返回地球，我不懂得那个人说了些什么。他甚至用一种犹如呓语般的英语同我讲话。假如那段时间中我不能了解自己——事实是我不能；我甚至不相信那个人就是我卡拉德本人——我哪有可能向你和工程署报告这两个半人马座人？他们发现我处在受控的环境中，就用通过进入船舱的办法改变了我。如今他们已离去，再也没事了；我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以为他们说的是英语！”
“他们有自己的名字吗？”
“当然有，”卡拉德说，“他们叫皮德蒙根。”
“他们长的什么模样？”
“我从未见到过。”
海特尔仰着身子：“那么……”
“我听见他们，我想。”卡拉德耸耸肩，又呷了一口苏格兰威听忌。他已回家，总的说来他是高兴的。
但是在他那富有适应性的头脑中，他听到有人在说话。在地球上，宛如在天上；接着用另一种或许可能是他本人的（为什么他那时想到“他——别人”呢？）语声说，这比你想的要迟。
“阿道尔夫，”他说，“工程要做的就是这些吗？或者从现在开始继续进行下去？制造一艘更好的飞船需花多少时间，就是造一艘ＤＦＣ－４？”
“许多年，”海特尔说，温和地笑着，“别着急，卡拉德。你已回来，这比任何其他人设法要做的还多，再说没有人会让你再出去。我真的这么想，在你的有生之年我们再造一般飞船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可能，我们也得过很长时间才能发射。我们确实对你在那边发现的是何种环境知之甚少。”
“我去，”卡拉德说，“我不怕回去——我喜欢去。我已知道ＤＦＣ－３是如何飞航的，我可以再次驾它出去，给你带回合适的地图、录音、照片。”
“你真的以为，”海特尔说，他的脸突然严肃起来，“我们会让ＤＦＣ－３再次飞航？卡拉德，我们要把那艘飞船拆散，几乎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地拆；那是建造ＤＦＣ－４的前提。我们不能再次让你出去。我这么说不是对你狠心，但是你可曾想到，你要返回那边的愿望是某种催眠后产生的意愿的结果？如果如此，你越想回去，你可能会对我们大家更危险。我们将像处置飞船那样对你作一次彻底的检查。假定这些皮德蒙根人想要你回去，他们总得有个理由——我们非了解这个理由不可。”
卡拉德点点头，但是他知道海特尔看得出他前额上的每个皱眉和皱额的动作，阻止泪水外流的小片小片肌肉的收缩只能使脸上的其余部位更显抑郁。
“总之，”他说，“别动。”
海特尔颇有礼貌地注视着他，感到迷惑不解。
然而卡拉德再也不能说些什么。他已返回人类的共同时间之中，从此再也不能离开。
尽管在他的模糊记忆中有过诺言，还有留在身上的所有的爱，他也不能。
（王志章 译）
文字魔力
《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在选登小说时注意作品的文学性、思想性和叙事技巧，有时把文学性看得更重要。如此一来，科幻小说这一领域又有了新读者、新作者。还在对科幻小说的看法较为一致的时代，亦即坎贝尔在《惊奇》上为科幻小说下定义的时代，文学性较强的科幻小说已偶然出现于读者面前了。不过，它们如果真的已出现，通常也出现于一些规模较小、报酬较低的杂志上。这类杂志并不看重作品主题和格调的一致性。雷·布拉德伯里最初写的几篇小说就是刊登在《行星小说》和《激动人心的奇异故事》这一类杂志上（他早期的三篇作品中有两篇发表在坎贝尔《惊奇》杂志中的“可能性为零”这一栏目里）。
注重文学技巧但更讲究故事情节的《银河》杂志为科幻小说的出版提供了又一可能的途径。《银河》所出的报酬和《惊奇》一样高，甚至更高，而且至少和它一样有信誉。《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则提供了第三个同样诱入的发表作品的可能性。阿夫拉姆·戴维森（１９２３－１９９３）从事科幻小说的创作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文化的信息和文学的典故，这就如同坎贝尔的科幻小说是为了给读者提供科学的信息和社会学的参照。
戴维森出生在纽约州的约克地区，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２年期间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二战服役结束后，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８年他再入纽约大学继续学业，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１年又求学于匹尔斯学院。１９５４年７月，他第一篇科幻小说《我的男友叫杰罗》刊登在《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上。在这之前，他已在其它杂志上出版了一些小说，其中包括刊登在《正统犹太人生活杂志》（１９４６）上的处女作。许多精心创作、充满机智的作品都发表在《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和《银河》上。１９６２至１９６４年期间他成了《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的主编，每年一卷的杂志共编辑了三卷；之后，他开始了自由作家的生涯，直至１９９３年逝世。其间，若受到邀请，他亦偶而当当学院或大学里的访问学者或定期的学术撰稿者。
戴维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快乐的旅程》（１９６２）是与沃德·穆尔合作的。之后，他又连续出版了十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迷宫的主人们》（１９６５年）、《凶恶的龙》（１９６５）、《星际王国的冲突》（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