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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似乎越空洞越好，但我就喜欢实在的！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画？”
我一阵惊喜，心想遇到了知音，立即奔到屋角抱出一大堆。王启芳眯着眼睛，一张张地翻看。看了半天，他说：“２０００块一幅，我买１０幅，当场拿货当场付钱，怎么样？”
１０幅就是２万块，真是飞来的横财。这可以让我一下子就挤到“有钱人”的行列了，这还用迟疑吗？我一口答应。王启芳立即从西服口袋里摸出一叠现钞，说：“你点点，２万元。”说着就随手从上面数了１０幅画，卷起来。
真是大款，出手大方。看着他抱着画走到路口，坐进一辆白色的小车的时候，我的心情仍然难以平静。我立即呼刘斌，刘斌比我还高兴，迫不及待地跑了过来。
“太好了太好了，兄弟借我２００块钱怎么样？我的房租该交了，正愁呢！”我随手甩出几百块钱，得意地说：“借什么借，这些钱送你，不用还了。今晚我请客，咱们去找点乐子去！”
我们打的来到长安俱乐部，桑拿浴池、高尔夫球场，凡是一切好玩的地方通通玩了个遍。天渐渐擦黑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肚子有些饿，于是打的到一个酒家喝了个醉，然后就到歌舞厅去唱歌。
想起来，我还没有进过歌舞厅，我对这种肉欲气息太过浓郁的地方一向没什么兴趣，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我想放开来玩一把。
门厅一圈黑沙发上坐满了女孩，脂粉的气息扑鼻。那些女孩一个个浓妆艳抹，涂得漂漂亮亮，超短裙短得差点露出了屁股。里面灯光暧昧，歌声缥缈。
我摸摸口袋里的钱，不怕，还有厚厚一沓。我底气十足地对笑盈盈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牙齿的女招待说：“要一个包间。”
立即有一个同样浓妆的女经理走过来给我们带路，把我们带向一个包间。小姐随后跟上，端着一盘饮料。刘斌给自己要了杯龙舌兰烈酒，给我要了蓝带马爹利。然后，他把电视打开来，屏幕上开始出现搔首弄姿的性感女郎。
我把手搭上了小姐的肩上，这个小姐长得有点像我大学时代的梦中情人郭静。不过，大概由于读书不多，她在气质上根本无法和郭静比。刚才能在众多的小姐中一眼挑了她，就是因为她长得像郭静吧。
刘斌怀里的小姐模样儿也不错，可能是在风月场中淫浸太久了的缘故，人有点风骚，刚被刘斌搂到怀里，就发出浪声浪气的挑逗声，把刘斌弄得丑态百出。这时，她挣开刘斌的怀抱，跳上去唱起了一首甜腻得让人倒牙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名字的歌。
听着歌，我怀里的小姐朝我嫣然一笑，竟积极主动地把身体靠上来，像个小猫似的偎在我的怀里。我这时才听明白那个小姐唱的那首歌原来是杨钰莹的歌，什么“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
我搂着小姐听了一会儿，就拉起她跳起舞来，纯粹是胡跳，把脑袋伏在小姐的肩上，双脚乱踢乱蹦，踩得她连声怪笑。
闹了一阵，我的酒慢慢醒了，我突然想起吴琼来，一阵愧疚之意顿然升起，我赶紧拉开正和小姐抱作一团的刘斌，对他说：“哥们，我们该走了吧！”刘斌迷迷瞪瞪地随我出了包间。
我与刘斌出了门，打的直奔画家村。我把刘斌送到福缘门村，然后又让司机把车直接开到我的住处。
转眼就是冬天了，今年北京特别冷。空气干燥，画家村的地面一直积着厚厚的冰，树枝光秃秃的。外面行人稀少，车子单调地来往。太阳却依然一如既往地照耀着我们，天空依然蔚蓝，白云依然在漂浮。而我，依然喜欢北京。
北京的画展很多，这给我提供了不少机会，画展上有许多老外，据说有的老外一天要接到好几十份请柬。和老外结识，就有了固定的渠道。一次，一位叫做迈克尔的美国人看中了我的一套系列画，他要我开个价，我告诉他卖价是３０００美金，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每幅２８００美元成交了５幅。这是我迄今为止收入最多的一次。
为了方便吴琼的工作，我们决定在市四环买套商品房。富有戏剧意味的是，我在北京待了几年都没有办过暂住证，这次要买房定居了，售楼小姐却要我出具暂住证。也许我们这些外地人对暂住证特敏感吧，我将一肚子火都发泄到售楼小姐身上：“老子有的是钱，老子买房不是暂住，是常住北京，知道吗？”小姐被我吓得一愣一愣的。不过，暂住证最终还是让吴琼给办了。房子买好不久，我们就举行了婚礼。度完蜜月后，我又搬回了画家村，仍住在管大爷家，似乎只有在这儿，我才能找到创作的灵感。对我这种“怪癖”，吴琼表示理解，不过她仍要求我最好能在周六回到我们的小巢去与她共度周末。
不久，画家开始陆续从圆明园迁移到通县宋庄，我也随着这股大潮来到了宋庄。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11）
宋庄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村落，树木葱郁而幽静，林阴小道，广阔的农田，虽然农舍的房子矮小，但都带有院子的格局，这显得格外宽敞。
关于宋庄“画家村”的形成，流传着很多“版本”，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是：１９９４年，几位“明星”艺术家因为不堪外界的“骚扰”，便在这一年的春天从圆明园“转战”到了通县以东１０公里处的宋庄。之后又有大批“先锋艺术家”尾随而来，分散在大兴庄、小堡
村、辛店、北寺、小杨庄等村落，或买房，或租房，逐渐使这一片成为了一个艺术家的聚集地。
在宋庄画家村中，我所居住的小堡村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最早来的艺术家为这个村子做了不少好事，比如出资安路灯、修马路等。这些人里什么人都有，除了潜心作画的，还有不少属于“另类”画家。
有的画家卖画不成，便弃画从商，在村里开起了酒店，墙上挂满了自己的作品，画家们经常以此为“聚点”，吃饭、聊天，笑声朗朗；有的画家特会生活，闲暇之余在院里种满了花草蔬菜，还养了很多家禽，小日子过得诗情画意；还有的画家很会经营，属于“场面”上的人，朋友也多，能轻松为自己的活动拉来赞助……
还有更厉害的，不仅娶了“洋太太”，自己也入了外籍，经常飞往欧洲为“村民”搞些“涉外活动”，是这儿公认的“外交家”。但更多的还是为生存而奔波的“穷画家”，他们住着租来的房子，家里也没怎么装修过。有人因为贫寒，行为就越发“乖张”。传说某人在大冬天骑辆破摩托车，沿着乡间小路来回行驶，嘴里还不住地呼喊着……
也有人特怕孤独，曾频繁托人介绍女朋友。据说某画家“心特好”，为了和刚认识的女朋友保持联系，便把身上仅有的一件值钱东西——手机给了这个女孩，谁知女孩从此“黄鹤一去不返”，怎么打就是不回。
这里还有女画家，极少，可谓凤毛麟角。来时都是单身，但没过多久就被男画家“俘虏”了。
为了生存，画家们整天周旋于画廊老板、艺术赞助商和批评家之间，并不停地出没于各种先锋艺术展、艺术事件及活动。这里面的故事，用一位画家的话来说，“可以写一本书，一本厚厚的书，一本厚得可以当砖头把人砸晕的书”。
有段顺口溜，是画家们自己编的，颇为写实，又充满了自嘲：卖不掉油画怎么办，画点行画试试看；画了行画还不行，拉帮结伙试试看；拉帮结伙还不行，找个批评家试试看；找了批评家还不行，找个观念试试看；找了观念还不行，找个洋妞试试看；找了洋妞还不行，傍个富婆吃软饭……
由于城市向外的辐射性扩张，宋庄也难逃其中，急速进入了城市化工业化的行列，一切原有的安静朴素的风貌荡然无存，新添了许多现代化的厂房、商店、私立学校、笔直而宽敞的马路。
但相对于北京中心市区，宋庄仍是适合艺术家的“乌托邦”之地，它不但是一个释放精神自由的场域，而且还是一个表演身体“欲望”的乐园。我们分享着生活的惬意，悠闲而有诗意，身体的呼吸与这块土地紧密相连。
２００３年，我买了一个农家院，最普通的那种，三间北房，两间厢房。三间北房改造成了画室，后墙拆了往外延伸，空间大了许多。做了天窗，就有了漫射的光线。厢房做厨房餐厅，后来又在院子旁边的空地上盖了砖混结构的两层小楼作居所。
像所有稍有成就的“北漂”画家一样，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打拼，在这个别人的城市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画廊，生活相对比较稳定。除了开画廊，我已经和香港一家公司签约，成为一位签约画家，这解决了我作画的经费问题，毕竟靠画廊的收入难以满足更高的文化需求——一幅普通油画的材料费要超过１０００元人民币。从亚麻布、框架到颜料等，我都要最好的——我要保证我的画起码可以收藏１００年不会褪色。
除了自己作画，我还有了自己的签约画家，这使我的身份多了一个内容——文化经纪人。组织画家画展之外，我就推销签约画家的画，作画和卖画，构成了我工作的全部内容。
我开始坚信，穷不是艺术家的特色，我们有责任用自己的画笔让世界更多一点色彩，当然也有权利让自己、让家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第三章
斗转星移，前方的路依然凄迷（1）
有一种身形极小的鸟，可以只身飞行数千里横渡太平洋，漫漫旅途，它只带着一件行李，这也是它惟一的财产——一根树枝！它衔着树枝飞呀飞，累了就降到海面上，栖在树枝上休息，体力恢复后再继续飞行……
我就像这只鸟儿，衔着我惟一的资本——英俊的外表及易逝的青春，在北京的天空飞呀飞。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