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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黎比起来，我们中国除了北京，还有上海、广州两个城市也有可能成为艺术之都，可惜的是，上海居住条件太差，广州的繁华则容易使人浮躁，只有北京，才最有条件成为又一个世界艺术之都。
北京，我爱你！虽然，我也曾一度憎恨过你，但这丝毫不减我对你的热爱。是的，我爱你，就像爱着生我养我的母亲！
如果说，我选择做画家与凡·高有关，那么我选择到北京做一名“北漂”，则与圆明园画家村，与北京对我的这种诱惑有关。
早在念初中时，我就读过由欧文·斯通撰写的《凡·高传》。凡·高一生都在贫困和饥饿中度过，如果没有他善良的弟弟提奥的倾力相助，他的生活将会更加狼狈不堪。他当然不会想到，在他死后的第９７年，在著名的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他的画卖出了３９９０万美元的高价。
凡·高的一生都在渴望爱情，可不幸的是，没有一位女子能爱上这样一个丑陋的生活的梦呓者。无数次的失败伴随着他，当他割下自己的耳朵，洗净后送给一位他认识的妓女后，他被爱情、也被生活彻底地抛弃了。
而这，并没有减弱凡·高对生活、对爱情的热爱，相反他以更加高涨的热情赞美生活、赞美女性，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所有他爱过但却不爱他的女子表达了他的真诚，他在他的绘画中把他所有的悲欢爱憎，堕落与挣扎，渴望与追求，融入其中。
可以说，凡·高的作品之所以能成为不朽，能成为后世顶礼膜拜的圣物，皆源于他的这种热爱，源于他对生活、对爱情的渴望与激情。是激情毁灭了他，同样的，激情也造就了他。激情在毁灭一个俗世的凡·高的同时，却给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天才的凡·高。
正是在凡·高精神的激励下，我爱上了绘画。随着绘画水平的不断提高，读高一时，我瞒着父母，参加了全市的一次美术比赛，没想到竟获得了一等奖，这激发了我献身绘画艺术的野心。高考在即，我又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偷偷地报考了美术专业，并很荣幸地被省美院录取。
一切都遂了我的心愿，只可惜那是一个让人不容乐观的时代。那时的中国整个美术市场都很混乱，美术作品老百姓买不起，国家也不收购它们，若收购也只是象征性地给点钱，于是只有卖给外国人，于是便形成了外国人的口味、外国人的金钱控制了整个美术市场。
在这种大环境下，美院当然也不可能是圣殿。美院根本不会去考虑学生的出路，在校４年画４年的素描，拿到社会上去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是一种畸形发展着的艺术，这与我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如果说美院还有一点让我留恋的话，那么我就不能不提一下一个叫水儿的女孩。水儿来美院比我们早一点，她是一位农村女孩子，家里很穷。先是在美院一个老先生家里做保姆，她的年龄比老先生的女儿还小两岁，后来，据说是在师母的强烈反对继续雇佣的背景下，那位老先生动员水儿到学校去做模特。
她有很白的皮肤，能看出皮肤下面蓝色静脉的流动。而且，有一般模特没有的眼神，再加上她非常配合老师上课时的安排，因为一堂全身人体课要将近３个半小时，中间每隔３０分钟休息５分钟，如果摆一个比较强烈的动态，体力的消耗其实非常巨大。水儿做得很卖力。不知怎的，我挺同情她的，我甚至想娶她做老婆，如果她愿意的话。可是，遗憾的是我产生这个念头没到一个月，她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有人说水儿被人强暴了，自杀未遂，也有人说，她被一位大款看上了，成了一只金丝鸟，谁知道呢？总之，我心里真的对她很怀念。
美院不“美”，甚至也像惟利是图的整个社会，滋生出了许多让人憎恨的丑陋。很快，我厌倦了这种呆板无趣的校园生活，没等毕业就离开了学校，跑到北京做了一名“北漂”。我自然有过心理挣扎，可在理想面前，这些挣扎通通被无可遏止的激情所代替。
固然，这种激情有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动因素，但我相信无论今后的道路上横亘着多么大的艰难险阻，我都不会后悔当初的抉择！是的，我不后悔！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2）
那是１９９４年的秋天，距离现在已经整整１０年了，我也由一个桀骜不驯的热血青年，被生活驯化成了一名成熟而稍显世故的“艺术长者”。在无数个黎明黄昏，亦或辗转难眠的夜半，回首这些年所走过的路，我不禁感慨万端。
我家住在杭州，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可是我却对它没什么留恋，或许是熟悉的地方没风景吧。我决定北上，没有人为我送行，只有一只行囊和一个画夹陪伴着我踏上这变幻莫测
的孤旅。
第一次来北京，像所有第一次出门远行的人一样，一路上我瞪大双眼，好奇地望着车窗外陌生的世界，让我失望的是，直到临近北京城，我看到的都是一派破败的景象。这与我对北京的想像出入颇大。
汽车到站后，我打消了逛一逛北京城的念头，直接拦了辆出租，让司机把我带到画家村去。出租刚一启动，我就闭上了眼睛，我想像着一睁开眼，便会来到一个像巴黎那样充满着艺术气息的村落——艺术之村。
不料，画家村也让我大失所望。所谓画家村竟是一个看上去十分脏乱的村落，垃圾任意撒在路上，虽是秋天，也有苍蝇成群飞舞，时不时有脏水从门口毫无防备地泼出来；房子破败的居多，来来往往的人衣衫不整、垂头丧气。这哪里是北京呀，分明是个偏居一隅的小山村。
让我又好气又好笑的是，刚走近村口，我就碰到了两个头发凌乱、穿着劣质衣裳的青年男子，他们向我走来，压低声音问：“哥们儿，要不要碟片？看了很过瘾的哟，买几张看看吧！”
我吓了一跳。见我惊慌，其中一个青年嗬嗬地笑了起来，另一个则向我解释说：“哥们儿，买几张吧，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可以便宜点给你，外国的中国的都有。”
说着，他亮出一个蛇皮塑料袋，摸索半天掏出一张ＶＣＤ光碟，把外面的封套亮给我看，我瞥见是一个全裸的外国女郎，一双大腿向着画面外张开。
我虽然在美院时见过几次女模特的裸体，但光碟上的全裸女郎仍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满脸通红，心扑扑直跳，不敢看他们的脸，转身就走。两个青年哪肯放过我，追在我后面大叫着：“哥们儿别走呀，便宜点卖给你，３０元，３０元随你挑——哎哎，傻×！”
我背着画夹，摆脱了这两个苍蝇似的人后，开始挨家挨户找出租屋。让我失望的是，每走过一个小院，都见门上贴着一张“本院落无房出租”的告示。无房出租，还写广告干吗？不过，这反倒证明这一带有房出租，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沿着村中小路绕了好长的圈子，可是并没有发现哪个院门贴着“有房出租”的告示。而这里的院门又大多是关闭的，一时也很难找人来问。我踌躇了一阵，终于鼓起勇气决定问一问过路的人。
正想着，见一位老者拎着鸟笼向我走过来。我满脸堆笑，叫住这位老者：“大爷，向您打听一下，这一带有房子出租吗？”
“这一带都是出租房子的，不过最近有没有空房我不知道。今天几号？”老者停下来，晃着他手里的鸟笼说。
“２３号。”我想了想答道。
“那可就麻烦了。”老者说，“一般月底才有房子，因为那时会有许多租着的人退房。２３号嘛，还早。”
恐怕得住几天旅馆了。看看太阳已缓缓西沉，我感叹时间在这个时候过得好快，真是该快的时候太慢，该慢的时候却又太快。我决定先定下旅馆再说，于是以最快的速度出村，往北大后门走去，想着北大的招待所可能会实惠些。
到了北大后门口的那条流向清华的大水渠旁，正要找人问进北大的门在哪儿？招待所在哪边？一眼却瞥见了电线杆上的租房广告，可惜后面的电话号码让人撕掉了。我立时领悟其他电线杆上也会有这样的广告，忙奔向另外的电线杆，确实每一根电线杆上都有，只是通通被撕过了，没有留下一个电话号码。
我摇头苦笑，放弃了希望，然后找了一个在公交站牌下等车的小姐，问北大怎么进去，知道招待所吗？小姐笑了笑，抱歉着说不知道，她对这边也不熟。正在这时，我在站牌的背面，发现了一个租房启事。我于是拨通了那个电话，按照对方在电话里告诉我的路线，我很快找到了他家的那个小院，看了看房，觉得还不错，最后以６５元的价格租了一间七八平米大的小屋。
就这样，我住进了画家村，我的“北漂”生活也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从搬进画家村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得不忍受每天从早到晚从隔壁院落里传来的又锯又敲的声响。原以为那儿住了个小木匠，后来才知道对方自己动手做画框。不知道他一天能画多少幅画，但我确定他一天至少能做１０个画框。
和我住一个院的，是做装置的，曾经看到他有一整天在院子里拆沙发——那个沙发是从小区的垃圾堆里捡来的，他把沙发表面的蒙布掀开，把里面的弹簧全部拆下来，再把弹簧上缠的小布条拆掉，一边拆还一边按着弹簧说：“你看，质量多好！”
这些“质量好”的弹簧，后来成了他装置作品里的材料。不久，他就靠着这些作品去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参加了一个国际大展，获得了大奖，并靠着这个大奖留在了加拿大，成了画家村中一个颇为传奇的成功人物。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3）
这位做装置画的年轻人叫宋双，从云南的西双版纳来到北京不到一年。由于身处热带，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