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骸邦叶ǎ竺薄＂洌�12）佗：同“他”。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①，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②；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①九江：有三说：一认为长江在荆州界内分为九道支流，然后又会为一条大江，如汉儒孔安国等主此说；二认为九江各自别源，是今江西省九江市以 南的九条支流，会合于长江，孔颖达说江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所以这九条支流称为九江。九江之名载于《禹贡》“九江孔殷”条注文之中，今已不知其所指，故不录。三是以为九江就是彭蠡泽，即今洞庭湖，宋儒胡旦、朱熹等主此说。②中华书局标点本《史纪》以漯洛为一渠，误，中间宜加顿号分开。漯为漯水，就是前文所说：禹分河为二渠，“北载之高地”之一的漯水，源自河南武陟县流经河北、山东入海；洛水就是《禹贡》所说：“导洛自熊耳”中的洛水，是伊、洛之洛，不是陕西境内的渭、洛之洛水。
平准书第八
刘洪涛 译注
【说明】《平准书》所述是汉代平准政策产生的由来，实际上系统介绍了汉武帝以前的富国政策。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政府是如何利用权力，扼杀、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以求解决自身财政危机的。其主要措施是改变钱法、卖官爵和卖复徒法、官卖政策（由官卖盐铁发展到平准法的确立）、强制征商等，对于整个封建制度，这是一个探索过程，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教益。
汉初，国家贫困，经济萧条，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国家，采取了减轻钱重，以便利流通，求得商业发展的政策，结果反而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局面。后来不得不逐渐增加钱重，还通过改铸钱、官铸钱的措施以打击商人。无疑，汉政府从中得到很多好处，尤其是改铸钱，宣布旧钱无效，使士农工商通过各种辛勤劳动换来的硬通货，一夜之间化为废铜。但受害者主要是农、工百姓，对商人的打击却很有限，钱币多变，他们便通过“多积货逐利”；政府获利也是短暂的，并不能使商业发展，从而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经济状况。由此可见，货币仅是流通工具，自有其存在规律，以行政手段，企图通过改变发行这种掠夺性的措施以从中取巧，是有害无益的。卖官爵和卖复徒法也是改变国家财政状况的权宜之计，效果更差，会造成一系列弊端，如引起机构膨涨，官爵贱、法律轻等。为纠正这些弊端，势必用酷吏、行苛政、兴大狱，这也是汉以后常见的事实。官卖政策、强制征商才是汉武帝赖以改变财政状况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措施，但是却造成一个严重恶果：工商被抑制，商业遭破坏。《史记》说：“官卖盐铁，铁器苦恶，贾（价）贵，或强令民卖买之。
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官卖为何商品质量差、价钱贵，主要是用权力切断了商业发展的根本机制——竞争。汉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继承了这两项政策，使封建政府渡过了许多难关，同时也使中国商业始终维持在低水平上，汉武帝的创造是功是过，确是不易评说。
本文反映了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是主张节俭政治的，虽然本质上仍属于那种主张礼乐治天下的儒学思想。在篇末的评论中他说“安宁则长（ｚｈáｎｇ）庠序，先本绌（ｃｈù）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对于汉武帝的尚武开边、祭神、封禅、巡游等“事变”之多极为不满，认为是汉代重用“兴利之臣”，搞得国耗民贫、天下骚然的主要原因，这是一种杂揉了黄老色彩的儒学思想。
汉朝兴起后，承继的是秦朝的破败局面，壮年男子参加军队，老弱运送粮饷，事务繁剧而又财政匮乏，自天子以下备不齐一辆四匹同样颜色马拉的车子，大将丞相有的乘坐牛车，老百姓家无余粒。于是因秦钱太重不便流通，命老百姓另铸荚钱，规定一金为黄金一斤重，简化法令，省约禁条。而那些不守法令、惟利是图的商人囤积居奇以操纵物价，以致物价飞涨，粮价腾踊，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马一匹价值百金。
天下平定后，高祖便下命令，商人不许穿丝绸，不许乘车行路，加重征收他们的租税，使他们经济遭困境，人格受侮辱。孝惠帝、高后时期，因为天下初得安定，重又放宽对商人的法律，然而商人子孙仍不许当官作吏，国家计算官吏俸禄和其他用度，向百姓按需收税。而山林、河川、园囿、陂地、市场的租税收入，以及自天子以下至于大小封君汤沐邑的收入，都作为各主管官员的私人费用，不从国家经费中支出。所以从山东漕运粮食，以供给京都中的官员，每年不过数十万石。
到孝文帝时，荚钱越来越多，而且轻，于是另铸四株钱，钱文是“半两”，命百姓可以随意自铸钱。所以吴是个诸侯国，但它依铜山铸钱，富可与天子相比拟，后来终于成了叛逆。邓通是个大夫，因自铸钱，财产超过了诸侯王。所以吴、邓氏钱遍布天下，导致了禁止私铸钱命令的产生。
匈奴常常侵挠北部边境，在那里屯驻很多戍守的士兵，边境屯粮不足供给。于是招募百姓能纳粮给官府或者运送粮食到边地的封拜爵位，最高的可至大庶长。
孝景帝时，上郡以西发生旱灾，又重新修定了卖爵令，降低价格以招徕百姓；遇赦的罪徒犯重罪罚为官作的，能向官府缴纳粮食以免除罪过。更大造苑囿（ｙòｕ，佑）多养厩马以扩大用度，而官殿、列观、车马等也大量增修起来。
今上（按：指汉武帝）即位不几年，那时自汉朝建国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无大事，除非 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给人足，天下粮食堆得满满的，少府仓库还有许多布帛等货材。京城积聚的钱币千千万万，以致穿钱的绳子朽烂了，无法计数。太仓中的粮食大囤小囤如兵阵相连，有的露积在外，以至腐烂不能食用。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马匹，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以至乘年轻母马的人受排斥不许参加聚会。居住里巷的普通人也吃膏粱肥肉，为吏胥的老死不改任，做官的以官为姓氏名号。因此人人知道自爱，把犯法看得很重，崇尚行义，厌弃做耻辱的事。那时候，法网宽疏而百姓富实，因而产生了利用财物作骄奢不法事的人，兼并土地的人家以及土豪巨党，以威势武力横行于乡里。宗室有封地的以至公卿大夫以下，争相奢侈，房屋车服超过了自身等级，没有限度。物盛则衰，本来是事物应有的变化。
从此以后，严助、朱卖臣等招徕东瓯，发生了对两越的战事，江淮之间费用浩大，从而变得萧条而烦乱。唐蒙、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的道路，为此凿山劈岭，修路一千多里，以扩大巴蜀与外界的联系，巴蜀的百姓疲惫不堪了。彭吴开通入秽貊、朝鲜的道路，设置了沧海郡，燕齐之间如风靡草偃一般骚动起来。及至王诙在马邑设计谋袭击匈奴，匈奴与汉断绝和亲关系，不断侵扰北部边境，兵连祸结，无法和解，天下人为此烦劳，叫苦不迭，而战争还是日甚一日。行人为战事运载物资 ，居住的则忙于送行，内外扰嚷骚动，都为战争而忙碌，百姓舞弊钻法律的空隙，财物衰竭消耗而不足于用。缴纳财物的 做官，出具货赂的除罪，选官制度被破坏，廉耻不分，有武力者被重用，法律严酷而命令繁琐，善于为国刮财谋利的官员从此产生了。
后来汉将每年以数万骑出击胡人，终至车骑将军卫青攻占匈奴河套以南的土地，修筑了朔方城。那时候，汉朝正在打通西南夷的道路，动用数万人，从千里之外肩扛担挑运送粮食，大约每十余钟运到的只有一石，将钱币散于邛、僰（ｂó，伯）地区以招徕那里的人民。一连数年道路不通，那里的蛮夷人乘机屡次进攻，官吏发兵诛杀他们。以巴蜀地区的全部租税不足以维持这种局面，于是招募豪民在南夷地区种田，将收获的粮食卖给当地县官，而到京都内府 支取粮款。向东开凿通向沧海郡的道路，人工的费用与南夷相仿佛。又调发十万多人修筑并守卫朔方郡，水陆运输的路程极为辽远，自山以东都承受了这个负担，花费数十万以至百万万，府库更加空虚。于是招募百姓能向政府缴纳奴婢的，得以终身免除租赋徭役，原是郎官的增加品级，以及纳羊者得郎官，就始于此时。
过了四年，汉派遗大将率领六位将军，十多万军队，出击匈奴右贤王，杀死及俘获共一万五千人。第二年，大将军率六将再次出击胡人，杀死及俘获一万九千人。赏赐给杀获敌人的将士黄金多达二十多万斤，投降的胡虏数万人也得到很厚的赏赐，衣服、食物全都仰仗县官供给。而汉军士、马匹死了十多万，兵器甲仗等物水陆运输的费用还都不计算在内。于是大农条陈说，倾尽库藏钱和赋税收入仍不足以供给战士的费用。负责人员道：“天子说：‘朕听说五帝的教命不相重复天下同样得到治理，禹和汤法律不同都是一代之王，走的路子不同，建立的功德则完全相同。北部边境未得安宁，朕深念于此。这些日子以来，大将军攻匈奴，斩首并俘获一万九千人，而富人屯积财物，贫者没有粮食吃。你们商量一下，命百姓出钱买爵并得以缴纳赎金减免禁锢等罪刑。’据此，请准于设置赏官，名为武功爵。每级价十七万，共值三十多万金。凡买武功爵
到官首一级的，可通过测试补为吏，并优先除授；千夫一级与五大夫相当；有罪的降二等；武功爵最高可至乐卿。以此使军功显荣。”而实际军功爵有许多超过了这个等级，大者封侯或封卿大夫，小者为朗为吏。吏制杂乱多端，官员名位变轻，职任也荒废了。
自从公孙弘以《春秋》大义绳治官民，从而取得汉丞相的职位，张汤以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