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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为顾准、汪璧召开追悼会以后，也就是前叙的这些老朋友曾经有过为顾准出一本书（文集或纪念文集）以资纪念的设想，对此也曾议论过。后来因为感到条件不够成熟而搁置了下来。这些年来，除了译稿（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罗宾逊夫人：《经济论文集》），会计学著作（《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已先后出版以外，其他著作已出版的有《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书。即使将译稿和会计学著作除外，出版一本文集的条件也已具备。征询这些老朋友对出版顾准文集的意见是我此行另一件要办的事。他们的赞同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我。现在，这本书已经编竣定稿，补充了一些应该补充的文字，有望能在明年五哥逝世20周年之前问世，使顾准生前老朋友和我多年来的宿愿能够实现，对我来说，没有其他任何事更能使我感到欣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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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的“九？一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奉行错误的不抵抗政策，违背中国人民的民族意志，好端端地把我国东北三省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相距不到半年，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又因为国民党政府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以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而使轰轰烈烈的这场抗日战争被迫停止。国士的沦丧，亡国的现实威胁，深重的民族危机，大大促进了当时一代青年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正像我国许多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那样，他们并不是生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寻找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发现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1931年至1932年，顾准当时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但他已经开始在寻找我国的革命道路。我记得那时星期天他经常和三哥一起去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位于上海闸北宝山路，与商务印书馆印刷厂毗邻：毁于“一？二八”炮火。）也经常从当时上海出版的外文报纸中寻找红军活动的足迹和动向。1934年初，以他和李建模为核心，成立了一个自发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进社。进社的成员奉行“坐而论，不如立而行”的宗旨，积极寻找党的组织，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可以这样说，从1934年至1956年，他是一个革命的实际工作者。在担任江苏省委职委书记期间，虽然也曾写过不少文字，但是这些文章大体上都属于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或则对于当时的实际工作具有一定指导性的评论。将近10年前，当时和顾准在一起工作并且熟悉他利用笔名的一位老朋友，非常热心地把顾准当时发表在《职业生活》（江苏省委职委主办，公开发行）上的文章，不遗余力地抄录下来给了我，数量居然也很可观。他的好意我当然应当感谢，不过，这些文章大抵属于时论性质，因此未收进本文集。
1952年的“三反”运动，在顾准一生的经历中也许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从此以后，一直到1974年去世，这22年，厄运一直缠绕着他。1956年，他本来可以转入“书斋”，可是不久，连工作权利都被剥夺了，遑论其他。他留下来的著述确实不多，除了1973年至1974年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在和我的通讯中写的那些学术性“笔记”外，几乎很少有其他著作。1956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许学习环境和学习空气为他提供了可以进行独立思考的条件：双百方针的提出，也为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气氛。《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篇论文就是在这一年写下初稿，后来又几经易稿才正式发表于《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根据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斯太林断言，商品交换只在两种所有制之间才存在，价值规律只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斯大林在当年不仅是政治权威，也是理论权威。因此，顾准当年写这篇文字，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的。无怪乎事隔36年，当张劲夫同志知道这“一件重要史实”时，不禁要说“这在50年代能提出这样重要的看法是很难得的”。现在的青年读者自然不会有这种体会。他们不知道要否定某一权威，改变某种已经凝固了的观念，需要经过多么长的时间和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有时甚至是牺牲生命）才能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排斥、否定商品生产和不能否定价值规律和它的作用，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被普遍接受，并且已经远远超过了。
1956年，顾准在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时，还在经济研究所兼了一份工作，这可以看作是他对学术研究颇具兴趣的一种表现。我在整理他的遗稿时，曾发现他撰写的关于价格问题的两篇未曾发表过的论文，一篇是粮价问题，可能是内部研究报告，孙冶方在世时，向我要去了；一篇是和余霖（薛暮桥）同志商讨价格问题。现在，时过境迁，价格问题的背景、条件和当年都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都不收入本文集。
1957年至1974年这17年，顾准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上。知识分子犯了“思想错误”，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据说能改造好。这实在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这个发明的好处在于可以不要经过什么繁琐的法律程序，简便易行；劳动改造不算服刑，不落痕迹；谁“表现好”，可先脱帽，机动灵活；工作权利、工资待遇一律取消，说你和你的家属在实际生活中能够有所“体验”。顾准在劳动改造期间，似乎仍然不太安分，写下过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未见过，不清楚。不过，我确实知道这些东西又惹下了祸，原因是文革前夕把这些东西毁了。为什么要毁掉，显然是为了毁灭“罪证”。这个罪名是难以申辩和推脱的。不过，有趣的是，我母亲也参与了这毁灭“罪证”的活动。对此，我母亲是有经验的。30年代，我母亲曾不止一次地干过这种活。有一次，为了烧毁文件，把一口大铁锅都烧裂了。想不到几十年以后还会又一次用上这种经验，帮助她的儿子毁掉“罪证”。这次，不能用“火烧法”了，且不说没有这样的厨灶和大铁锅，浓裂的烟味也容易引起邻居的注意和怀疑。因此只好改用“水浸法”，即把纸张放在水中浸透、揉烂，然后放进抽水马桶抽掉。母亲对我说，纸张太多，来不及沤烂，抽水马桶都堵塞了。结果，顾准和汪璧销毁“罪证”的罪名当然还是没有能逃脱。不过，我母亲大概因为革命群众看她不过是一个不足道的文盲老妇人，终于漏网了。
顾准在劳动改造期间写下的一些东西全毁掉了，留下的只能是一片空白。1956年，他从建工部（建设部前身）宿舍搬至中关村时，他对自己能进入书斋表示过很大的喜悦（当时我正好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在他家相晤）。如果从那时起，他能真正进入书斋而又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外部环境，我深信他留下来的思想资料一定比现在多得多。1962年恢复工作权利后没有多久，文革开始。这真叫做在劫难逃。1972年至1974年，对顾准来说，是文革十年中难得的空隙。整个国家的天空虽然仍在一片阴霾的笼罩之下，但是他的小环境相对地还比较平静。1972年初冬，我和妻子到北京原学部（学部，系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简称，文革后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在北京建国门内。）找到他时，他们不久前在这年夏天刚从河南息县劳动改造回来。他住的公共宿舍，当然称不上什么书斋，但是一个不算太大的房间内每人有一小块领地，一架图书，静悄悄，各人读书写作，互不相扰，气氛也还宁静。收集在这本文集中并且成为这本文集的主体的《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两部著作都是在这里写下的。前者是作者读希腊史的笔记，后者则是作者和我之间的通信集。作者生前当然根本没有想到过要出版他的这些笔记和通信，也不会想到在他身后居然能够出版。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其意是说，这些在司马迁以前的年代流传下来的我国著名的典籍，它们的作者都是在饱经人生的不幸、屈辱以后才从事著述，是“发愤之所为作”。其实，司马迁本人何尝不是如此。他是受了腐刑（即宫刑，一种破坏男性生殖器的刑罚。）的，他之所以甘愿忍受这样的屈辱，是为了把《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写完。因此，每当读到他“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样铿锵的辞句（《报任安书》）不能不被太史公即使忍垢含辱，也要把《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写完的这种不为任何名利的高尚精神所激动。当然，不能把顾准和这些古人相比拟，但是他确实是身处逆境，仍心怀天下。他立志探索人类的未来。他在给我的信中曾提到他有一个庞大的十年研究计划。《希腊城邦制度》他自己称之为“读希腊史笔记”的这部著作，就是他实践十年研究计划的阶段性的成果（参见《希腊城邦制度》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本书的“出版说明”中作了这样的介绍：“当你读完‘希腊城邦制度’以后，将会对作者及其研究成果感到敬佩。顾准同志并非史学家，但在历史研究中却取得为人称道的成就。他生前带病写作，以图书馆为家，探索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轨迹。”可惜的是作者的十年研究计划到此中断，再也没有能继续下去，连《希腊城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