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薰陶，人们开始摆脱中世纪时期压倒性的宗教关怀，对现世人生有较多的肯定与关注。
宗教改革者有著相类似的看法。他们主张教会要返回原始的宗教经典去，主要就是圣经，另外还有对初期教父学的研究。马丁路德用了十四年时间研究圣经，从而确定赎罪券及补赎制度不符合圣经。其後他又耗上多年时间，才判定炼狱观点是不合法、缺乏圣经根据的。事实上，天主教在教义上的种种错谬，不仅在於它对某些圣经章节的解释出了问题，更在於它把教会的教导权威与历史传统凌驾於圣经之上，宣称教皇有权任意解释圣经，而非全然受圣经权威所制约。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改革可以说是一场『圣经神学运动』，返回圣经，以圣经的答案为基准。
B．改革的时间与地点。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宗教改革始於十六世纪德国中部一个小城。开始时仅为一个思想运动，肇始自一间小型大学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神学家：马丁路德。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神学家，在一家小规模的大学里，在一个地位不高的欧洲中部小城，推展出一场伟大的、影响普世的属灵运动。
C．改革的得失与影响。
宗教改革对欧洲之政治、社会、经济均影响至钜。所以不仅在教会历史中我们才会读到有关宗教改革的种种，即使在西洋历史科的课程里，宗教改革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而它对基督教会的发展带来划时代的转变，便更不用多言了。
针对著中世纪大公教会在教义上的偏差，宗教改革的主要改革有三：重视信徒的属灵恩赐、反对修道主义的灵修模式、反对教会在信仰上的压倒性地位。这三点都具划时代的重要性。
第一，宗教改革强调信徒的属灵恩赐。他们重新肯定信徒的地位，赋予他们与传道人完全平等的神圣地位，即所谓＇信徒皆祭司＇。当然，身分与使命是无法分割的，信徒若拥有与传道人同等的神圣身分，那在福音广传的使命上，他们亦应当与传道人肩负同等的责任了。
第二，宗教改革者反对修道主义那种抽离世界的灵修模式。他们不是要将修道主义精神全盘推翻，而是主张一切属灵的追求，都得处在这个尘世中，并且不能是纯粹示范式或独善其身式，却须连著福音使命履践出来。有人说加尔文反对修道院，因为他看整个世界为一家修道院，他要信徒实践＇在世而不属世＇ 的精神。事实上，更正教并没有放弃修道精神，只是反对出世的主张，而相信基督徒要在俗世中作圣徒，要成为＇俗世圣徒＇ 。在道德或信仰的要求上，更正教并没有作任何删减，改变的只是实践信仰的场景而已。从此，圣俗不能从外在的世界划分，只能在信仰、行为及心态上区别。正如马丁路德精辟的说法：一个世俗的人，即使在教会工作，也可以继续世俗下去，相反一个圣洁的人，在再世俗的环境中，也同样可以活得与众不同；关键处不在於环境与工作，而在於工作的心态与方式。一个基督徒绝对可以在竞争剧烈的商业世界中，活出美好的信徒样式来。
第三，宗教改革反对教会在信仰上占压倒性位责。他们认为教会不是上帝救恩的总代理，更不是基督在世的代表。更正教派鼓励信徒平日灵修读经、阅读属灵书籍、修读部分时间神学课程，乃因为他们不能只听传道人的教导，不能将信与不信、信些甚麽等应由他们自行解答的原则问题，单单诉诸传道人的权威便打发过去。每个基督徒都得独自面对上帝，信仰纵然不是个人主义式的，其根本也是在人与上帝的个人关系之上；因此，他要建立一己的信仰，也要活出那仅仅属於他的信仰。教会不能垄断上帝的教导，也不承包信徒的信仰责任；传道人所担当的不过是资源供应者（resourcePerson）的角色，他们将圣经、神学等知识教导信徒，供应他们的需要；但传道人却不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mediator）。
以上三点，可以说是宗教改革的主要教导，也是它对基督教所作的最大贡献。
不过，宗教改革也有它的限制和缺失。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整个运动的国家主义味道过於浓厚，导致更正教足有三百年的时间，缺少宣教关怀。我们可不要以为天主教不积极传福音，事实上它们的宣教工作比我们早得多。早在元朝的时候，天主教的传教士便已来到中国传教了，而在明末清初，耶稣会及其他修会的传教士在华的丰功伟业，想我们也曾听闻。反观更正教，有一段长时间完全欠缺对宣教的关怀，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
D．宗教改革的分类。
大体而言，宗教改革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宪制的宗教改革＇（Magisterial Reformation），即是由国家或政府推行的宗教改革；另一种则是发源自民间，并无政治力量支持，甚至有反政治与社会建制意味的改革，称为＇激烈的宗教改革＇ （RadicalRcformation）。
设若我们把天主教回应宗教改革而产生的自我更新改造的运动，即所谓＇天主教的改革＇ （Catholic Reformation，或称Counter Reformation），也包括进去，则宗教改革共可分为三类。
1．宪制的宗教改革。
单就宪制之宗教改革而言，就可以有下列三大传统：（a）路德宗（ Lutheran）：1517年在德国发生。
（b）加尔文派（ Calvinistic）： 始自1520年的瑞士，其後蔓延至欧洲各地。
（c）圣公会（Anglican）：约在1520年代末期，由英国亨利八世（Henry Vlll）推行。
2．激烈的宗教改革。
激烈的改教运动既反对天主教，又反对主流的改教运动，他们认为宪制的宗教改革不够彻底，没有贯彻原本的改革精神。由於他们企图摆脱政府的控制，被视为具有潜在政治颠覆的危险，往往被当政者镇压。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激烈的改革者，并非因他们的宗教思想激烈，却是指他们的政治与社会立场激烈，威胁到建制的合法性与存在。激烈的宗教改革者所包含的范围很广，包括正统的重洗派与弟兄会，及许多异端教派。
3。天主教的改革。
倘若宗教改革并非单指更正教的诞生，也包括教会内所发生的一切具建设性的改革的话，则天主教的改革也应算在其中。天主教会面对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浪潮，一方面作出驳斥、藉出版禁书目录，与异端裁判所的审讯作抗衡：另方面却因教会的分裂，在痛定思痛下产生自我改革的要求，并在十七世纪天主教会内推行改革。
更正教历史学者一般称这次改革为＇反宗教改革＇ （CounterRcformation），就是指它为回应宗教改革而作的反动；但天主教当然不会同意这个称谓，他们宣称教会内部向来都有自我完善的机制与属灵力量，毋须借助更正教的刺激，才作出改革的措施。倘若我们说得比较中性一点，可称其为「天主教的改革」（CatholicRetormatlon）。
III。改教运动的背景。
对於改教运动的政治、社会、经济背景，这里无暇详细谈及，只能作有限度的叙述。
A．政治因素。
十六世纪前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开始出现。此时绝对君权（Absolute Monarchy）的观念崛起，各国的君王欲打破封建主义的诸侯分治的格局，建立自己统一的王国。为了要建立统一王国，君主必须突显民族主义的思想，抗拒在中世纪一直占凌驾地位的普世主义的思想。
正如前文所言，自从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後，以教皇为首的罗马大公教会，便成了欧洲一统化的精神象徵。这种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观念是普世主义的主要维系力量。如今民族国家崛起，各民族逐渐强调其独特的身分，罗马大公教会的普世主义思想，遂成了民族主义思想扩张的障碍。
除了在观念上的障碍外，罗马教廷在各地区布置的主教，也是促成民族国家建立的一个具体拦阻。这不是说罗马教皇本人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和能力，可以禁制绝对君权的伸张。其实，作为一个世俗政权〔教廷国（papal states）］的领袖，教皇的权力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只在於一些野心勃勃的欧洲大国（如西班牙或法国）的君主，他们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将教皇变作他们的政治傀儡，奉他的名号令天下，以逞其称霸欧洲的雄心。以各地主教为代表的教会体制（圣统），容易成为外来政治势力渗透国家的管道，故主教制度乃是建立绝对君权者必要整治的对象。世俗君王要全面控制教会，使教会变成由政府全面监控、只向君主负责的民族教会。「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亦是民间民族主义思想浓厚的中阶层级的普遍倾向。
民族主义思想对宗教改革有重要的影响，宗教改革每每开始於民族主义思想抬头，但民族国家却又未曾建立的地区。
政治上，法国与西班牙的国君早已在改教运动开始以前，成功夺取了对该国教会的控制权，世俗君王早已牢牢控制了教会，所以改教的必要性不大；君王甚至喜欢利用教会这个中央集权的建制，以及要求人民顺服的宗教思想，来协助实现他们君权无限的野心呢！宗教改革多数发生在某些中央政治权力不足的国家，如德国及瑞士。只有在这些尚未建立民族国家的地区里，反教皇意识、反对基督教世界等普世主义观念，才会取得压倒性的位置。德国在十九世纪统一以前，是由众多诸侯国所组成的；而瑞土更是由不同的城邦（city states）组成，宗教改革在这些地方取得成功。
在英国及丹麦等早已建立绝对君权、但却未有能力在欧洲称霸的国家里，政府所关怀的，是要限制教皇对国家的干预（如教会之豁免与特权、教会赋税等），故此，他们不一定支持宗教改革，只是在与教廷或某些代表普世主义的夭主教国家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