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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青年事工大都带有鲜明的平信徒运动的性质。反教权主义色彩强烈。如前所述，因著真理层面达致合一并不容易，而教职人员基於身分和专业上的拘限，甚难完全无视真理的分歧；如此，合一运动由平信徒推动带领，便是较为简易的安排。慕迪与穆德这两位分别代表十九及二十世纪基督教合一运动的领袖，也是学生运动和青年事工的领袖，他们的共通点便是平信徒的身分。他们之所以广为世界各地不同宗派的人所接受，除了因著人缘极佳，人际关系技巧高明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讲道信息都没有来雒复杂的神学内容、没有鲜明的宗派色彩，虽倾向保守却又平易近人。他们不需要对任何宗派和神学传统效忠，可以随意将庞杂的信仰大幅还原为耶稣基督是救主之类的信条，成为不同背景的人彼此合一的共同基础。
3．宣教运动。
除了青年事工外，宣教运动是另一个普世合一运动的切入点。
宣教运动是十九世纪属灵觉醒运动的重要产物，无数基督徒在运动中醒觉起来，积极投身海外布道工作，期望在这世代中将福音传到地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听闻福音。从十九至二十世纪，有超过二十万位来自英语国家的宣教士被差到世界各地，彻底改变了过去更正教在宣教事工上停滞不前的面貌，影响非常深远。
与青年事工一样，宣教运动既是跨宗派合作精神的一个表现，但它同时又是超宗派合作精神的培育所。
近代更正教的宣教运动首先以超宗派的面貌出现。一些立志将福音带到未得之民中间的先觉者，纠集一群志同道合的信徒，迳自在宗派外成立组织，便开始海外宣教工作。十九世纪最早期的差会，无论是英国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抑或教会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又或是美国的美部会，都是信徒自行组织的差会。虽然它们的组成分子都有强烈的宗派一致性，譬如伦敦会与美部会的负责人有公理宗的背景，而教会传道会则有圣公会背景；但是，它们却是宗派建制外的组织，不是所谓官方的差传机构。宗派差会要在这些＇非宗派＇ 差会初见成效以後，才相继成立。所以，宣教运动是跨宗派合作精神的成果。
与此同时，宣教运动对合一运动精神的发扬，却也有极大的帮助。在宣教工场里，基督徒容易缔造宗派间的合作。一方面，特别在开拓一个新工场的初期，同一宗派差来的人员有限，宣教士多数须忍受一段孤军作战的日子，放在工场内，同样来自欧美但隶属不同宗派的宣教士，往往乐於走在一起，互相合作和支持，他们中间不存在宗派藩篱。二方面，在传教工作开始时，宣教士大多只宣讲简单的福音，主持简单的崇拜聚会，不可能突显其宗派的教义和礼仪传统；在宣教工场上，基督教大都以较原始朴素的形态存在，宗派主义并不显著。三方面，工场上不同宗派的宣教士所面对的跨文化和社会的冲击，往往较宗派间的歧异来得迫切：浸信会与宣道会间的差异，远比浸信会与儒家思想的分别为少吧！宣教士面对相同困难，必须携手合作协力解决，这个实际需要盖过了他们对自身礼仪、教义的坚持。
甚少有一个宗派的差会可以独力承担差传工作，将基督教全盘移植到工场，建立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系统所需的庞大开支，这间接促使他们将信仰还原为几个简单元素，作为信仰的最大公因数，与别的宗派传统合作，分享资源。事实上，宣教工场上人力与资源缺乏，令一切的斤斤计较都变得过分奢侈。举例言，在二十世纪初，广西南宁只有三个宗派在进行传教活动，就是安息日会、圣公会及宣道会。其时在华传教士达成协议，划定地盘，南宁以南地方归安息日会照管，宣道会则负责南宁以北的工作。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基要派岂不是一贯视安息日会为＇异端＇吗（我可不同意这个看法）？怎么会在福音工作上达成协议呢？不过，要是我们了解宣教力量的薄弱，客观需要的无边无际，便知道在今天看为不可能的东西，在资源匮乏的宣教工场里都是可能的。
在宣教工场中，宗派间的纷争是最少的，跨宗派的合作非常普遍。没有一个宗派可以独立承担由小学、中学、大学到神学院的教育建设，成立自给自足的系统，而不须考虑跟别的宗派所主办的学校相嫁接。他们在各自兴办学校的同时，总要在学制的衔接、教学材料的翻译，及译名的统一等基本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否则便意味著他们不能与他人分享资源。以中国为例，来华宣教士很早便成立教科书翻译和出版的统筹组织，入虎藉以支援教育事业的推展。在圣经翻译、属灵书刊与传教工具的刊行，乃至所有宣教事工上，跨宗派的合作都是不可或缺的。
B．普世合一运动的促成。
1．国际宣教协会。
宣教士在工场上的跨宗派合作，在时间上比在他们的差出国（母国）类似的合作还要早。再举中国为例，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後，在华宣教士便多次召开地区性的宣教会议，而全国性的宣教会议亦先後举行了三次，分别是1877的第一次来华宣教士大会、1890 年的第二次来华宣教士大会，和1907年的纪念基督教来华百周年大会。各地宣教士聚首一堂，共同制定神学立场与宣教策略，诸如对祭祖的看法、如何推动妇女教育等。宣教士多数以个人名义参与这些事工会议； 故在性质上，这些会议和事工是非宗派性的，宗派色彩非常淡薄，倘若与会代表存在著分歧，分歧也主要在神学上（自由主义抑或基要主义）和传教策略上（如是否先从事教育与医疗等间接布道事工等），而非在宗派传统上。
在宣教工场累积了多年合作经验後，1910年，才有第一次超宗派的普世宣教会议在爱丁堡召开，即前文已提及的爱丁堡宣教会议。这次会议对普世合一运动意义深远。会议议决加强宗派间在宣教及其他事工的合作，集中资源，践行宣教使命，而与会者皆认同藉宣教来促进基督教普世合作的切入点。会後成立续行委办会，旨在继续推动普世宣教合作及教会合一运动，由穆德充任主席。
毋庸署疑，宣教士处身於异民族及异文化的环境中，面对著多元化的世界，他们的胸襟和眼界多数较为广阔，对与自身殊异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接纳程度较大，他们亦较能从一个普世观点来理解二十世纪的基督教发展。这个会议的其中一个洞见，是协助基督教的後进国家尽快建立全国性的教会组织，并实现自治、自传、自养。惟有当後进国家都有独立自主的教会和教会领袖，成立具代表性的教会组织，并派出代表参加基督教会议後，这些会议才真的算是国际性，所形成的组织也才真个是普世性，而不再是完全由西方主导。往後数年，身为续行委办会主席的穆德，不辞劳苦地到各地联络教会，鼓励当地领袖成立联合组织，推动教会的发展。
1913年，穆德来到中国，协助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这是九年後（1922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前身。他也在印度、日本、刚果等地，协助设立续行委办会，发展为日後的基督教协进会。
1921年，国际宣教协会在纽约成立，以全国或地区性的宣教组织高会员单位。协会旨在探讨全球的宣教策略，推广宣教异象，以及促进国际间的自由与公义。协会除承担出版《国际宣教评论》外，又刊行其他宣教研究的成果。
2．生活与事工运动。
从宣教运动和国际性的宣教组织，我们转而谈另一个重要的普世合一运动：＇生活与事工运动＇。
踏入二十世纪，教会遭受愈来愈多的外在压力和挑战，包括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後，面对国际间紧张的政治形势、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少基督徒都问：基督教信仰在这些问题上，有没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如何在这个世代中，维持基督教的声音？教会可以成为一股促进世界迈向和平及公义的力量吗？这样，一群教会领袖在1914年组成教会促进国际友谊世界联盟，并在德国的康士坦斯召开会议，成立教会和平联盟。
1920年，十五个国家代表集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另一次会议，议决推动一个普世基督教运动，讨论基督教在二十世纪可以及应该有的作为。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好结束，不少与会者的祖国都受无情的战火蹂躏。他们深信教会必须正视现代化对人类可能带来的祸害，特别是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基督教可以成为抑止军事对立的因素吗？。
在这样的关怀推动下，1925年，三十七个国家五百名代表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一届普世基督徒生活与事工会议。会议一方面讨论宗派间的合作问题，另一方面探讨基督教的时代责任。他们将会议定名为＇ 生活与事工＇ 显示他们关心基督徒是否能建立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会後，1930年成立＇普世基督教生活与事工大会＇ （UniverSal Christian Council for Life and Work）；将这个关怀订立为一个长期进行的普世运动。
生活与事工运动的发起，与当时神学界对社会关注的转向有相当的关系。神学家如汤普（William Temple， 1881…1944）及尼布尔等，非常关注教会如何面对集体和普世的罪恶问题。尼布尔有一句名言：＇对教会而言，世界实在太强了」（The world is toostrong for me cnu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