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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已经喝了很长时间。一方面因为壁炉前不是我们的久呆之地，另一方面希特勒早就说要到我的住所看看，我便起身告辞了。我问他，今天晚上是否有兴趣到我那儿去看看，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晚上他在仆人的陪同下来到我的住所，它坐落在总理府公园内。希特勒送给我一瓶葡萄酒之后，很快就离去了。
1936年，希特勒让施佩尔在公园内临赫尔曼一戈林大街建造了两栋英国乡间风格的房子，本来只打算给元首护卫队成员及其家属住的，在房子竣工前夕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我们女秘书也能住到那儿该有多方便啊。外出旅行都是遵循他“没有必要知道的事就不要知道，必须知道的事都是在最后的时刻才让知道”的格言安排的，所以在得到出差的通知到启程的这段时间往往很短。我得赶紧回到萨维尼广场一侧的住所去，不只是简单地取个箱子，而是要从头至尾收拾行装，所以每次都搞得我手忙脚乱。
有一天，我忙完了希特勒的口授之后，问他，我们女秘书是否也可以得到赫尔曼一戈林大街上的住房。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且说：“孩子，这好啊，这样我一旦有事可以随时叫你们！”于是希特勒让人把带着房子设计图纸的施佩尔找来，吩咐他在设计图中再加进三套女秘书住房。当这些住房建好之后，希特勒让绍布转给了我所需的3000马克房屋购置费并允诺不久将参观一下我的新居。
格雷特尔·斯勒家克在拉德齐维尔宫喝完茶之后，很快就回到坐落在库尔费尔斯滕达姆大街上他的住所，她要换衣服，因为晚上还有别的活动。换好衣服之后，她带着两个高高的五个分枝的银烛台在希特勒到来之前及时找到了我，以便为它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她希望通过蜡烛的微光来影响希特勒，使他有一种神秘感。无论如何她要施展浑身解数！她紧靠着希特勒坐在英国式的沙发上，试着去抚摸他的双手，但希特勒温柔地挡了过去：“格雷特尔，你知道我不愿意这样！”尽管我几次悄悄地离开房间，但希特勒始终保持克制。过了几小时，希特勒便返回他的住所去了。
但是，格雷特尔还是不死心，仍然希望进一步密切与希特勒的关系。她始终认为，她能够使希特勒拜倒在她的脚下。她在柏林德国歌剧院上演的《叶卡特琳娜女皇》中饰演女主角，曾送给我一张身穿洛可可式服装的剧照，照片上面写着：“赠给我的第一位宫女：小廷（她是这样称呼我的）。”字既大又斜，且十分挺劲有力。
1938年除夕前她转给我一封信让我再转给希特勒。我并不了解这封由我转给希特勒的信的内容，但是格雷特尔肯定为得到希特勒做了进一步的努力。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希特勒上台之后从未与任何一位女演员过于密切地交往过，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大家都想借他的光往上爬。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上保持谨慎是必要的。
还有一点，外界传说希特勒曾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过肖像。实际上希特勒在20年代就没再回过水彩画，只画过一些建筑设计之类的草图。1932年，即所谓他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肖像的这年，他应人们的要求每天在不同的地点发表三次演说，他既没有时间也不再有兴趣作画。过去他画水彩画为的是挣钱谋生。自1919年起他就再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他已在国防军里当了教官。然后调到德雷克斯勒先生重新组建的党里当了观察员。自那时起，他的一生就奉献给了党和政治。
还要讲一点有关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情况。自1935年以来。我与她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如果希特勒为她画过肖像，我是不会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的往来非常频繁。所谓希特勒致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信纯属捏造。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结过婚并离过婚，生过一个女儿。所有这一切希特勒是知道的。他不是没有教养的人，他怎么会称呼一位离了婚的女人为“斯勒察克小姐”呢。另外，他从来都称呼她“格雷特尔”或者“您”，而从未称呼她“恰佩尔”即“小笨蛋”。这是贬低人的。
我曾拜访过希特勒过去的一位女友阿达·克莱因。她在20年代也常到蒂尔施大街希特勒的住所去作客，也知道希特勒当时就已不再作画了。这位女士和我都认为，希特勒不作画，只是画一些建筑设计草图和风景速写画。有人企图捏造事实，真是厚颜无耻。
爱娃·布劳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多数人不了解有关爱娃·布劳恩的情况。我是1933年夏天在上萨尔茨堡认识她的。她出生在慕尼黑一个职业教师的家庭里，曾在英国女子中学学习，后进入商业学校，毕业后在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照相机行里当了一名售货员。尽管她看上去身体纤弱，谈黄头发，并且很腼腆，但她却有很强的毅力，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爱娃·布劳恩十分爱好体育运动，根会滑雪，“游泳也很出色，尤其迷恋跳舞，这是希特勒从来不干的。
1929年，希特勒在海因里希·霍夫曼那里认识了爱娃·布劳恩，她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出门有人陪，并且还有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高级奔驰轿车。她的老板海因里希．霍夫曼揣测希特勒将前程似锦。
1931年9月在格莉·劳巴尔去世半年之后，希特勒的朋友们终于成功地使希特勒摆脱了冷漠心境。有一天，海因里希·霍夫曼带他去看电影，希特勒“纯属偶然地”坐到了爱娃·布劳恩旁边，格莉在世时，希特勒有时也请爱娃去吃冰激凌。希特勒后来时常碰见她，但并未把她放在心上。可是，爱娃·布劳恩却对她的朋友们说，希特勒已爱上了她，他们相处很融洽。
希特勒丝毫不了解布劳恩的意图，所以当海因里希·霍夫曼在1932年11月的一天告诉他，爱娃·布劳恩为了他试图自杀时，希特勒大吃一惊。霍夫曼出于其商业经营的考虑，对维护由他一手促成的这种关系是很有兴趣的。就这样，在瓦瑟堡大街海团里希·霍夫曼的家中，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进行了布劳恩自杀未遂后的第一次接触。
当时在场的马里翁·舍恩曼60年代曾向我讲起过这一骗局。她说：“在希特勒进入楼上的房间之前，埃纳故意把爱娃打扮成一副‘可怜的样子’。当希特勒看到走下楼来的爱娃‘脸色仍很苍白’时，预期的效果就算达到了。”
希特勒认为，他没有做任何导致她采取自杀行动的事。但是他考虑到，如果再次出现一宗年轻姑娘自杀的事，那么就会使他蒙上一层阴影，联系到他所承担的政治使命，他感到十分痛苦并且非常不安。这一点，爱娃以其女人的心计在格莉自杀之后已注意到。希特勒在受到敲诈之后，除了越来越关心爱娃·布劳恩外，别无他法。
自那以后，希特勒便开始将爱娃·布劳恩纳入了他的生活中并很注意她。从这时起，她成了上萨尔茨堡的常客，但她却不住在瓦亨费尔德的住宅，因为劳巴尔明显地厌恶她。希特勒先是在韦德梅耶大街上为爱娃·布劳恩租了一栋房子。几年后，又将慕尼黑瓦瑟堡大街12号那栋带花园的小房子送给了她。
希特勒同父界母的姐姐劳巴尔女士在山上料理家务，她不欢迎爱娃·布劳恩，而且从不隐讳这一点。她故意不理睬长着淡黄头发的爱娃，只称她“小姐”，而不呼其名。她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有一天她对戈林说：“与我弟弟比较，我羡慕你两点，第一，你有家内曼女士，第二，你有罗伯特。”戈林回答说：“必要的话，我可以把罗伯特交出去，但决不能交出宗内曼。”
爱娃·布劳恩自始至终对戈林和他的夫人埃米很反感。例如，埃米·戈林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曾邀请贝格霍夫的所有夫人到她的乡间别墅去喝茶。此次邀请更主要的目的是试探一下爱娃·布劳思是否应邀。结果，希特勒不允许。除了爱娃·布劳恩和她的妹妹以外，其他所有的夫人，如勃兰特夫人、莫雷尔夫人和女秘书们都去了。
1935年在全国党代会上，各部部长和纳粹党区领袖的夫人们以及希特勒的姐姐和爱娃·布劳恩以及她的女朋友都坐在贵宾席上。劳巴尔女士发现爱娃举止显眼，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的弟弟，希望他抛弃爱娃·布劳恩。然而却适得其反。劳巴尔不得不离开贝格霍夫，因为说了爱娃·布劳恩的坏话而卷入了这一事端的其他所有的夫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享受到瓦亨费尔德之家的热情款待。
如上所述，爱娃·布劳恩的第一次自杀对希特勒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爱娃·布劳恩以此达到了她成为山上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希特勒觉得格莉的母亲再呆下去已不合适，所以他就利用劳巴尔夫人在全国党代会上策划反对爱娃·布劳恩——也许正合希特勒之意——为由，把她从贝格霍夫赶走了。
然而，约亨·冯·朗却自以为更了解内幕。他在1977年由德意志出版社出版的名为《秘书》一书中第122页上写道：“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在慕尼黑和上萨尔茨堡多年为他料理家务。鲍曼改建完贝格霍夫之后，她被辞掉了。她已无能力料理类似于国家元首的这样一个大家。”对此他未做评论。
劳巴尔女士1936年离开山上以后，国情绪激动导致了心脏衰竭，便到巴特瑙海姆去疗养。此间，认识了德累斯顿大学的哈密茨施教授。1936年她同他结了婚，此后就很少再见到她的弟弟了。只有在正式庆贺他的生日时才有机会一见到他。但是，她必须像陌生人一样先在皇家饭店里等候，然后由一位副官把她带到总理府去见弟弟。
从那时起爱娃·布劳恩的地位日趋巩固，这点在瓦亨费尔德之家表现得尤其明显，然而在公开场合她还不能抛头露面。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