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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穿梭于纳粹党联络部和德国总理府之间。有一天，当我再次把信件拿给布吕克纳签字的时候，希特勒正好进到房间里来。他停了下来，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说：“我们认识吧？”我回答说：“是的，希特勒先生，我在慕尼黑曾为您写过一次信。”
此事发生在1930年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从山里返回后，要紧急口授什么，可是他的打字员弗赖小姐当时不在他身边。
于是就委托当时在鲁道夫·赫斯秘书处工作的赫尔斯肯先生设法找一名有经验的打字员来。赫尔斯肯想起了我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时那种引他注目的打字速度，便到我的住所去找我，对我说；“希特勒先生从山里回来了，他要马上口授什么，但他的秘书现在不在。我想带你一起去。”在褐色大厦前厅，鲁道夫·赫斯接待了我，把我领到希特勒的房间里，这时我是第一次直接与他面对面站着。他友好地向我走来并说：“你要为我写信，那很好。因为要打一个草稿，所以如果出现打错的地方，也没关系。”
由于我当时还不完全清楚希特勒的重要性，加之我对这项工作驾轻就熟，所以我毫无紧张的感觉，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对此希特勒非常满意，离开他的时候，他还送给了我一盒糖果。后来，每当我在褐色大厦里碰到他的时候，总是他先向我表示亲切问候，他对人与事具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当他现在在柏林再次见到我时，我感到他好像认为我不仅仅是布吕克纳的秘书，而且需要时我也为他本人做事。
1933年12月圣诞节的前一天，我再次为他打完字后，请求他送给我一张签字照片。当他问我叫什么时，我感到意外。我有些受宠若惊，便脱口而出：“施罗德！”“暧，这我知道，”他回答说，“我问的是你的名字。”当我难为情地回答我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即埃米莉（克里斯塔是第二个名字）时，他却说：“不能说这个名字难听，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我的第一个恋人也叫这个名字。”
我曾天真地向亨里特·冯·希拉赫讲起过这件事，但万万没有想到，她不经我同意就把它编进了轶事集里。这个本来令人愉快的故事完全被她歪曲了。我在此谈及此事并非为了纠正事实，而是说明从希特勒与我的对话中明确看出，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有过正常人的爱情生活。
根据规定，德国总理府有两名女官员当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书。当时，这两位女士是比格和弗罗本尼乌斯。也许是因为这两位秘书过去曾为他的几位前任工作过，并被任用过，所以希特勒不喜欢她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希特勒从未要她们服务过。
1930年希特勒让赫斯办公室的赫尔塔·弗赖小姐（后来与奥尔登堡结婚）到褐色大厦担任他的秘书。自1931年或1932年起又换成了在纳粹党下巴伐利亚区党的领导机关工作过的约翰娜·沃尔夫，1923年，她曾为迪特里希·埃卡特当过一年秘书。希特勒的两位私人女秘书，一位是沃尔夫小姐，一位是维特曼小姐。在德国总理府里是没有工作岗位的。所以她们只能在慕尼黑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和柏林希特勒私人办公厅交替工作，每隔四个星期轮换一次。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厅是由阿尔贝特·鲍曼领导的，地点在德国总理府外面。
阿尔贝特·约曼是由他的兄弟马丁于1931年招进冲锋队救济储蓄所的。在那里没呆多长时间便被鲁道夫·赫斯派到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室来。1933年阿尔贝特·鲍曼担负起希特勒私人办公厅的领导工作。1933年，阿尔贝特·鲍曼与一个他兄弟并不喜欢的女人（非北欧人）结婚，兄弟俩便因此吵翻了脸。即便兄弟俩紧挨着，也谁都不理谁。如果希特勒通过一个鲍曼把一项任务布置给另一个鲍曼时，那么这个鲍曼就通过通讯员把这个任务传达给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兄弟。如果俩人中有一个人在讲有趣的故事，所有在场的人都开怀大笑，只有自己的兄弟却板着极严肃的面孔。几年后，阿尔贝特·鲍曼与那个女人离了婚，又娶了他第一个夫人的表妹为妻。他想把此事告诉他的兄弟，然而他的兄弟却不见他并让人转告他：“以我看，他可以和他自己的祖母结婚！”
与约翰娜·沃尔夫不同，我经常呆在柏林，并可以招之即来——我只需斜穿过威廉大街——所以，较之约翰娜·沃尔夫我被招到德国总理府希特勒处去的机会更经常一些。
在希特勒作为德国总理搬进拉德齐维尔宫寓所之前，必须对这所旧建筑物进行彻底修缮，对于那个历史性的会议大厅尤其必要。1878年，俾斯麦在那里举行了举世闻名的柏林会议。也是在这个大厅里，希特勒受到了兴登堡接见并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老先生”——每当希特勒谈到兴登堡时，总这样称呼他——当时曾说：“希特勒先生，你尽可能沿着墙边走，地板快禁不住了。”
就这样，希特勒在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之后不久就下令修缮这座古老的宫殿。直到竣工为止，当时的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一直让希特勒住在坐落在威廉和福斯两条大街交叉处旧德国总理府大楼下边的官邸里。这样，我在联络部和帝国总理府之间来来回回跑了很长时间。
拉德齐维尔宫修复之后，元首和德国总理的私人副官团搬进了自1934年1月起另外提供给希特勒使用的房间。副官团办公的地方是一个大房间，紧挨着“俾斯麦室”，这里是我作为布吕克纳的秘书办公的地方。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坐在这个面向古老公园的大房间里。
元首的私人副官因此时才得以扩大。尤利乌斯·绍布的办公桌也摆在副官团办公室里。他是希特勒的总管，自1925年以来一直与他形影不离。他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人，算得上是唯一对希特勒的所有私人事务了如指掌的人。
绍布给人的印象不太佳。他肿眼泡，而且由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冻掉了几个脚趾，所以有时走起路来还有点一瘸一拐的。这些缺陷可能是他常常“脾气急躁”的原因。他始终多疑，而且很好奇，凡是不合他意的事他都顶着不办，所以希特勒身边的人都不怎么喜欢他。
绍布在一所药剂师学校读过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慕尼黑总供局工作。他很早就加入了纳粹党，在他一瘸一拐地参加纳粹党集会活动时，希特勒发现了他。他参与了1923年的暴动并因此被判监禁。他与希特勒一起进了莱希河附近的兰茨贝格监狱。1925年从监狱里被赦免释放后成了希特勒的长期挚友。他对希特勒那样忠诚，以至于为了取悦于希特勒把烟都戒掉了，但并没戒酒。希特勒知道他喜欢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成了。如果有人告诉希特勒，绍布又在招待会上狂饮了，那么希特勒就张开双臂，无可奈何地唉声叹气地说：“是啊，我知道，这很可悲。可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我没有别的副官啊。”
希特勒上台后雇了一名合格的佣人，为他处理琐碎的事务，但是希特勒所有机密的事情仍留待绍布继续办理。例如，他负责把所有机密文件锁在保险柜里并且还开列生日和礼品清单等等。因为希特勒身上从不带铅笔一类的东西，所以在他上台初期总呼唤：“绍布，你写！”也就是说，在马丁·鲍曼来到希特勒身边之前，绍布就是希特勒的笔记本。
绍布还得负责为希特勒代管一部分有关钱的事项（支付帐单等等）。他总要为希特勒备好足够的零用钱，因为希特勒自己是从不带钱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到褐色大厦来向希特勒面交一封信，信中讲述了她的困境。我记得此事发生在1936年12月。他的未婚夫是个奥地利人，因积极从事纳粹运动不得不离开当地，否则地就会遭到逮捕。她请求希特勒帮助她的未婚夫找个工作，因为她本人收入微薄，并且他们还准备结婚。希特勒让人调查这件事，当经过调查情况属实时，便给这个人安排了工作。绍布为这对没有钱的未婚夫妇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并且让人把它全部布置一新（家具、床上用品、窗帘和地毯等样样俱全）。然后在房间里还摆放了装饰好的圣诞树，点燃了蜡烛，绍布还用汽车把这两个年轻人接进了新居。这两个人幸福万分，是不言而喻的。
绍布负责的工作还包括，在演出剧目有变化时，他还得跑演出厅和剧院了解情况，以便向希特勒报告，更换的剧目是否值得一看。绍布总是充满自豪地讲，他母亲曾是一名舞蹈演员。不幸的是，她在1908年墨西拿地震中丧生。所以绍布偏爱舞蹈演员和马戏演员。他给演员们和舞蹈家们打电话请她们晚上到元首官邸来聊天，通过这一工作，他甚至可以出乎意料地跟人家搞得亲亲热热。他对花边新闻兴趣很浓，他总是以此博得希特勒的欢欣。
1940年希特勒辞掉威廉·布吕克纳之后，绍布获得了相当于党卫队小队长级别的“私人副官”头衔，从1943年起相当于党卫队中队长的级别。但是，这种地位也经常使他处于一种自身难以驾御的境地。可这并不影响希特勒对他的好感。1945年4月希特勒还委派他销毁自己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存放在贝格霍夫纪念一位夫人的物品以及在慕尼黑的住所和贝格霍夫的所有文件，绍布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有一位受过商业教育、年长一点的党卫队领袖是从元首住所护卫队中选到私人副官团去的，我曾经委托他为我保管过一张大电话桌。这位党卫队领袖有做机关工作的经验，而且精明伶俐，不久就成了布吕克纳和绍布不可缺少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便成为副官团里一名重要和可靠的工作人员。重用这个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无论是布吕克纳还是绍布对正常的机关工作都不甚熟悉，况且这两个人还担负着其它方面的工作，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