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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毫不足怪。惟我国政治情形，至为复杂，十余年间，总统问题层见迭出，其时实力派及一班政客又均以法律迁就
政治，牵强比附，不计及他，而机缘凑合，竟使每届选出之总统，皆恰于是年十月十日就职，是则可异而堪以一述者也。
袁世凯既背叛民国，帝制自为，即不死，亦已丧失大总统资格，依大总统选举法规定，自应由副总统继任。不幸当时副
总统黎元洪亦在附逆之列（其理由前已述及），以法律言，自不能使其继位，而应另开总统选举会选举总统。果尔则新
选出之总统，其就职日期必不为是年之十月十日，可以断言。乃当时因图政治利便，各方对黎均无异言，国会议员遂宣
言：“现在黎大总统继任，实根据民国二年十月国会所制定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之规定，应承继本任总统之任期，至民
国七年十月为止。”盖依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于民国二年十月就任总统，其任期应至七年十月始届满也。
黎既继袁，国会遂举冯国璋为副总统，其后黎又因解散国会，引起复辟事变而去职，冯乃又继黎，本应至黎所余之
任期届满为止（即七年十月十日），不生疑问。乃冯、段执政，忽主张改造国会，其理由以“中华民国已为张勋复辟灭
亡，今仿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既认中华民国为已经
灭亡，则民国以来，所颁布之法律自亦随之失效，冯之大总统地位，且无所依据以取得，更何论于任期问题！然当时秉
政柄者，仍为图政治上之利便，仅以民国中断为改造国会理由，而一切法令则悉仍旧贯。于是冯之任期，仍至黎所余任
期为止，由新国会举徐世昌为总统，徐遂亦于七年十月十日就职矣。
及皖、奉相继失败，直系独握大权，以欲使己系领袖膺总统，非先驱徐废弃安福国会不可。乃又假恢复法统之美名，
主张由黎复位，重行召集旧国会。然黎既于六年宣告离职，请冯继位，且已至黎所余之任期为止，则黎果依何法得以重
登总统宝座？于是有谓袁于称帝时即已丧失总统资格，而黎之继袁则自袁死亡之日始，故黎任期应补足一百六十余日，
即自洪宪改元至袁死之日止者；有谓袁在任期间，在法律上无效，故黎任期尚有一年三个月者；又有谓黎任期应由修改
约法，旧约法失效之日起算，须至民国十四年九月始满者；但亦有置法律不谈，而主张黎只能为事实上总统，即国会亦
只能为事实上国会者。凡此皆属有为而发，适成为政治上之投机论而已。其实直系之拥黎复位，一方藉之以驱徐，一方
亦利用其任期之短促，故愈主张延长黎之任期，不啻转以促黎之去位，因黎之恋栈及附黎者为之张目，终使直系迫不及
待，而扮演逼宫夺印之丑剧。于是公行贿赂，由国会选曹锟为总统，而曹亦适于十二年十月十日就职矣。
总之所谓三总统者，其选出既皆予人以非议，徒种祸乱之根源，而所用手段，或出威胁，或由行贿（徐表面上虽似
无此二者，然当日安福系议员于岁费外，均领有相当津贴费，俾便该系指挥投票，不可谓非间接变相贿选），令人回忆
其就职之日，仿佛犹觉刀光围绕，铜臭薰天。以国庆日之庄严璨烂，乃竟着此污点，袁、徐、曹固不足责，而当日昧于
远见，及曲解法律以图取便之政客，自亦不能辞其咎也。
★国会之双包案
自庄周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语，于是世人多误以社会为无真是真非，遇事之有利于己
者，辄强词主张以求幸胜，而天下遂愈多事矣。如民国八年之发生所谓国会双包案，亦其例也。
忆当民六段（瑞祺）内阁废弃旧国会，依据其所颁布之新国会议员选举法，另行选举参、众两院议员，因而旧国会
之一部分议员，乃奔赴广州，自行集会。计当时南下者，仅有政学会、益友社、政余俱乐部、民友社（皆属国民党）四
派议员，他如研究系等则均不之应，致难获法定人数，只称为“非常国会”。虽明知未能正式行使职权，作用究属不大，
终以无法补充人数，不得不暂维现状。直至七年六月，以迫于时势之需要，乃决定继续第二届常会会期，开正式国会，
将不到会议员除名，以候补议员递补。使此方法果属圆满可行，何至迟至一年之久，方始援用？盖依院法，议员于开会
一个月后尚未到院者，得经议决，予以除名。然第二届常会曾经在北京开会，其未南下议员均已到院报到，自不能于同
一会期中，强引此项法条，加以除名之处分。且即欲除名，亦须经议决程序，今到会议员既未达过半数以上，则所谓议
决自亦不能成立。故除名递补之举，于法殊欠根据，此亦为当日非常国会议员之所自知，徒以事势所驱，不得不牵强比
附，藉以凑足人数，而其基础固甚薄弱也。世人因此事发生在民国八年，遂称其递补之议员为“民八议员”，并称其国
会为“民八国会”，至原有议员则称为“民六议员”，亦称其国会为“民六国会”。
其后北方直系军人败皖驱奉，主张黎元洪复位，并下令恢复旧国会，于是民六国会遂于十年八月一日得过半数议员
出席，正式开会于北京。当在京之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与由南方北来之众议院长吴景濂，在天津筹备召开民六国会时，
民八议员即已通电否认，旋又在上海设立法统维持会、北京设立法统学会，此唱彼和，藉张声势。至其所持理由，无非
（一）认广州之自由集会为合法，（二）以未参加之议员为放弃职权，应行除名另补，（三）既经除名之议员，不得再
行恢复，（四）除名之议员多曾任北政府官吏，及充安福国会议员，不能再容其置身议坛。而民六议员自亦依据法律，
逐点加以驳正，且在事实上，民六国会业经开会，于是民八议员乃于八月三十日，相率冲入议场，索殴议长。一时国会
双包案喧传于世，民六议员当议决于九月十八日举行第二届常会闭会式，为无形之抵制，并以示此一会期业经完成，民
六议员之地位已成不可动摇之势也。
虽当时国会已不甚为社会所置重，然吾人依法论法，实认民八议员之主张不能成立。盖议员自行集会，虽为法之所
许，但广州集会，不过出自一部分议员之意，并非经多数议员议决或同意，因之未参加之议员，自不能视为放弃职权，
其除名递补，于院法既属不合，在手续亦欠完全，实难生效。况当日黎元洪解散者，为民六国会，则今之撤销此项解散
令而恢复之者，自亦为民六国会，与民八何涉？至于民六议员有在解散期间转任官吏及充安福议员，其资格是否发生问
题，亦属民六国会本身之事，应听其自行解决，绝非民八议员所能强为主张。综此理由，民八议员在法律上显处于失败
地位，故虽有某某南方要人为幕后支持，而彼辈亦极尽跳踉叫嚣之能事，终以不能博社会之同情，不得不偃旗息鼓，由
沉寂而归于消逝，此亦足见凡事虽或有见仁见智之不同，而真是非究终未可湮灭也。
★民八国庆日之福州
余因感触所及，曾纪《双十节就职之三总统》一则。兹复忆民国八年国庆日，故乡福州，尚有
一段史实颇堪纪载，且其事又与余有关，爰特书之。
当前清末叶，各省设咨议局，时刘嵩生（崇佑）先生新从日本毕业回闽，当选为议员，本欲拥旧绅郑锡光（清翰林
时在乡任官立法政学堂监督）为议长，及与晤谈，觉其思想陈腐，且自大，难与有为，遂声言伐郑，改拥高登鲤先生为
议长而己副之，其书记长一席则聘林宗孟（长民）先生担任。林亦新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随父在浙，应奉天总督锡良
之招，方拟束装就道，刘连电力邀，乃弃彼就此。
林在留学界颇负盛名，初返闽，官绅争相延纳，兼任自治筹备处议绅、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林长髯飘拂而香溢襟
袖，见者怪之，每会议侃侃而谈，即先辈，言不中程，亦力纠不少假，诸绅不敢撄其锋，心实忌甚。与郑锡光意见尤多
龃龉，郑虽任监督，于教育实瞢然无知，遇彼此持论相左，辄林伸而郑屈。郑故褊狭，诸绅又阴构之，以是益积不相能。
堂中故例，外府县保送学生入学，须人纳捐一百元，省垣则否。林曰此恶例也，力主废除。郑持不可，争数日未决，郑
陈诸提学使姚文倬，免林教务长职（时官校教务长，由提学使聘任）。咨议局议员闻讯大哗，向姚提出严厉质问，社会
亦不直郑所为。林告各界书中有“危言谠论，动惊长老；蹇性窈思，难以谐俗”语，足见当时去林，非仅郑一人意也。
旋刘、林集同志议，以立宪势在必行，亟宜储才备用，良好法政教育，既难望诸政府，唯有由私人努力，众咸谓然。
乃决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即今私立福建学院），假白水井刘氏花园地址，筹资兴建校舍。其经常费用，则设一维持员
会，由维持员各就其按月收入，抽百分之二十充之，选刘为维持员会会长、林为校长，另设理事三人，商同校长，处理
校务，余亦被选为理事之一。既招生，投考人数远出预期上，有已考入官立法政学堂者，弃而改肄吾校。考之日，国文
试题为“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说”，盖锡光字友其，而民乃宗孟名也。
宣统三年四月六日，举行开学典礼，官绅均被邀参加。初诸绅闻吾辈有是举，咸笑为妄，是日见规模毕具，设备完
整，乃大惊异。嗣闻经费来源，由维持员月入抽取，而维持员多现任各官立学堂教员（时各官立学堂监督均聘旧绅充任），
谓其食已之禄而效忠他人，乃一日悉免之（余时即身兼三学堂教员），固藉泄愤，亦欲以困吾校也。此为福建官、私校
形成壁垒之始。
未几，鼎革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