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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吾党之治此学，乃用西学最新最善之涂术。何则？其涂术乃天演之涂术也。吾将取古今历史所有之邦国，为之类别而区分；吾将察其政府之机关，而各著其功用；吾将观其演进之阶级，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最后，吾乃观其会通，而籀为政治之公例。诸公视此，吾党岂有丝毫之成心，惟祛其成心，故国家之真理可以见。
诸公将曰：异哉所闻！夫动植之学，所可用若前之涂术者，以其物天之所成，而非人之所设也。国家政府之为物不然，故其治之也，必问其良否，必分其功过。但如草木，区以别之，未见其术之有当也。则不知邦国政府虽属人功，而自其大分言之，实游于天演之中而不觉。大抵五洲民人所共有者，其事皆根于天性。天性，天之所设，非人之所为也。故近世最大政治家有言法人萨维宜：“国家非制造物，乃生成滋长之物”。夫既属生成滋长之物，则天演涂术不能外矣。
更有进者，夫世之勤勤于一学，孰不有意于人事之改良乎？顾求至美之物，而卒至于无所得，或所得者妄，而生心害政者，其故无他，坐用心躁耳。故言天学，而沦于星命，言化学而迷于黄白，言政治而乃主民约，皆此类也。
苟必始于知物，则所由内籀之术明矣。内籀必先考求事实，考求事实则一切如《群学肄言》之所戒，皆必除之而后可。此虽繁难，不可以已也。且政治之考求事实，有较他科不同者。他科可用试验，如治化学，欲知轻养之合而为水，取而试之足矣。乃至动植，亦有可试者。顾国家者，天地之大物也。而祸福所及者重以众，故试验不行，而惟资于观察。且观察矣，又不若天象、地文之事也。盖国家有性情之物也。其行事发现，虽关团体，而常假手于一二人；又常出以秘密，而故为混淆以贸视听者有之；又以纪载者之不能无成心，而或出于轻忽。此史事所以如时下报章，最为难信。欲为考辑，必待能者，而能者则今日所称之良史也。
古之史家，其亦略知吾说者耶？人或笑左氏为相斫之书，或谓中国之史，不过数帝王之家谱，此其说似矣。然使知历史专为政治之学而有作，将见前人之所详略，故〔固〕为适宜。且中国既为专制矣，则一家之所为，自系一民之休戚，古人之所为，殊未可以轻訾也。英国有拔可尔者，尝著《文明史》一书，一时风行，几谓旧史所载，皆无关宏旨之文，而所重者，专在大时、地利、水土、寒热之间。不知此固重要，而史家专业，在纪人事，而于一切有关政治者，尤所重焉。夫天地之实纪者，自有专家。且十常侍之乱汉，与郑康成之诂经，二者于社会所关皆巨，而史家终略于此而详于彼者，何则？以彼之关于政治尤深切而著明耳。
此后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内籀之术。而同时所为，有二种功夫，一是区别定名之事，一是考订沙汰之事。盖不为其前，将虽有事实，而无纲纪；不为其后，将所据已误，而立例自非。今吾八会所为，重在会通提挈，而考订沙汰之事，又不得不藉手于他人所前为者。吾闻西师有言：一二百年以前，欧洲几无信史可用。史之可信，大概不过百年。是故当时政治大家，如郝伯思、如洛克、如孟德斯鸠等，皆以盖世哲家，所成就不过如彼。而此学演进，全俟后人。夫后人之所为，非果胜于前人也。穆王得八骏，有王良、造父为之先后，而后日行千里。近世走卒病夫，安坐三等汽车，其所行倍之，亦其所权借优耳，后人非能果胜前人也。
第二会
前会因为时太促，于吾人考求政治涂术，所与古人异者，尚未切实发挥。其讲义曾经刊列报端，诸公取而观之，足以补助遗忘。案前会所言，其紧要处，不外数条：一是政治与历史关系密切，所有公例，必从阅历而来，方无流弊；二是国家是天演之物，程度高低，皆有自然原理；三是国家既为天演之物，则讲求政治，其术可与动植诸学，所用者同。一切因其自然，而生公理，非先设成心，察其离合。凡此皆前会要旨。诸公于此三者，果克了然，前夕与会，可谓不虚。
政治学之于国家，犹计学之于财货，故当先求知物。国家为物，所足异者，人类不谋而合。譬如我们古有封建，有五等，欧洲亦有封建、五等。吾古有车战，西人亦然。平常人每见各国之异而怪之，实则异不足怪，可怪者转是在同。于其所同，能得其故，便是哲学能事。今国家为物，既为人类所同有，其无有者，大抵地球贫瘠之区。如亚刺伯之游牧，苏格兰之山部。诸公能言其所以同有之理欤？
然则我辈今讲政治，不当如古人之法，但就本已所属之国家言之，亦不宜但取一切文明之国家言之，而置蛮夷社会于不论。夫论政治，但取已属之国家，此法不独中国古人用之，即西国古人言治，最早如柏拉图、雅里斯多德，无不皆然。如政治学西名波立狄斯Plitics，此名即雅里氏所立者。其中所论，皆当时希腊所现行市府体制。其所分之独治Monarchy，贤政Aristocracy，众治Plity，亦皆就市府之所有者言。十八世纪以前，西人言政，无出其范围者。时至今日，政法不同，决非雅里氏之说所能尽。是故仅就本国，及但取文明国而论者，其内籀之所资已狭，立例恐亦不精。而天演阶级，亦恐难见，不如通而论之之为愈也。
总之，吾人考求此学，所用者是天演术，是历史术，是比较术，是内籀术。故古今社会，但成团体，便是吾人所不弃者。非若前人所为，但举最上法式而言，而置每下愈况者于不顾也。是如动植学家，凡是草木飞走，皆当征验。至于分别之余，且将见程度高者居其少数，而程度低者常居其多数也。
然而区分类别，其界画又不可不严。盖既称国家，则必有国家之实。而所谓国家之实，必细论详审，而后得之。夫谓同国之民，无异同种，而国家即可作种族观者，此其说误也。试人英、法之境，其中非种之民，不可数计。而英、法国家，可于其身，责取无穷之义务。然则国非种族明甚。但将谓今之国家，无分种族，直无异商业之公司，以保护利益而后合。且其为合，纯由法典，无天属之可言，此其说亦非。盖今之国家，一切本由种族，演为今形，出于自然，非人制造。然则国家非非种族又以明矣。惟其非种族，非非种族，故虽今世文明大进之国，言其形质，实与古时草昧者同科。何则？当日草昧种人亦是大众聚居，生死相守之团体。其为战也以众，其为治也以众，且其中亦不尽同一血统之民，以有奴虏降人，有占藉，其非种族，非非种族，亦与今日之诸国同也。
前会讲义所发明者，有最要之公例，日国家生于自然，非制造之物。此例入理愈深，将见之愈切。虽然，一国之立，其中不能无天事、人功二者相杂。方其浅演，天事为多，故其民种不杂；及其深演，人功为重，故种类虽杂而义务愈明。第重人功法典矣，而天事又未尝不行于其中。即今两国之人，常以种异，辄生龁。而英、美交情，终较他族为笃。当一千八百十五年《维也纳条约》更定欧洲各国土地之日，日耳曼让波兰与俄，而取沙逊尼及来因诸小部以开霸基。奥国弃其北部，而取偿于意大利，终以失策。何以故？德之种纯，奥之种杂也。凡此见种族之异，深入人心，虽有大同之世，殆未易泯。又虽天事至多之日，如古之行国，蒙古、金、辽，徒用宗法，亦不逮事，必有人焉，为法典辅之，而后有立，足以争存于物竞之后。合二者言之，人之合群，无间草昧文明，其中常有一伦，必不可废。此伦维何？君臣是已。君臣者，一群之中，有治人，治于人者也。而出治机关，是谓政府。有群斯有君臣矣，而所谓君者不一体；有君臣，斯有政府矣，而所谓政府者不一形。此五洲治制所由樊然异也。我辈自束发就傅以来，所读书自《三字经》至于二十七史［①］，几无往不闻君臣之义。以其耳熟，遂若无足深言，无可思忖也者。然须知只此二字之中，一方出令，一方听令，志气之行，往往起于一人方寸之中，而千百万亿兆之举动行止视之。凡历史中一切重大之事，凡人道所以为苦乐者，悉由于此。故政治学者，生人至大之学。而政治学所治无他，亦惟此政府之千变万化而已。今夫人相合为群，此群群之中，所相同而可论者众矣，乃今悉置不论，单举政治一门，而为之公例曰：凡是人群，莫不有治人、治于人之伦理。治人者君，治于人者臣。君臣之相维以政府。有政府者，谓之国家。此四条之公例，非从思想而设之也，乃从历史之所传闻纪载而得之，乃从比较而见之，乃用内籀之术，即异见同而立之。故曰：吾所谓政治之学，乃历史术，乃比较术，乃内籀术也。东西先儒，言政治者，颇不尽由此术。彼之问题，与吾辈不同，系问人既合群之后，所相维系，以何者为最优？故其所取，往往在文明之国，而弃草昧之群。吾人为此，眼法平等，所求者不过其国家，其形质，天演之程度，与之演进之定法耳。惟吾意不薄草昧而厚文明，故其视国家也，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