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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登临大宝后，仍“深思建宁之冤”，他先是追赠建宁王一等亲王爵——齐王，到大历三年（768）五月，代宗还颁诏追谥他为承天皇帝，改葬顺陵，对建宁王尽极哀荣。看来，建宁王之死在代宗心中留下了难以挥去的印记。
至德二载（757）盛夏过后，肃宗加紧了对安史叛军总攻的准备与部署。这年闰八月二十三日，肃宗犒赏三军，总攻长安、收复京师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九月十七日，唐朝大军正副元帅广平王、郭子仪为中军，李嗣业为前军，王思礼为后军，回纥兵马由叶护率领作为机动队伍，在沣水之东的香积寺（位于今陕西长安南）以北横亘30里，与叛军10万人摆开了决战的阵势。
战斗一开始，敌人骁将李归仁出阵挑战，唐军前队进逼相应，遭到敌人突然反扑，军中大乱。正当危机关头，壮勇绝伦的李嗣业奋臂高呼：“今日若不拚死一战，必将一败涂地。”说着，竟卸下铠甲，光着膀子，抡起长刀，冲向敌阵。敌军被其英勇所震慑，唐军也士气大振，阵脚方才稳住。李嗣业乘势率领前队军卒各执长刀，列阵而进，他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军阵似铜墙铁壁压向敌人。刹时之间，疆场上战马嘶鸣，刀枪撞击声、士兵呐喊声，响成一片。这场血战一直从午时打到酉时，直到夜幕降临，敌军溃逃而去。战场上留下6万多具尸体。
叛军退入长安后，连夜逃跑了。
唐军得到战报，代宗立即下令入城。京师长安沦陷15个月后终于收复了，这是进入战略决战以来取得的一次巨大胜利。当身为元帅的代宗率军进入长安时，城内的百姓扶老携幼，夹道相迎，他们呜咽着、欢呼着，为从此结束朝不保夕的动荡生活而庆幸，为摆脱叛军野蛮铁蹄的蹂躏而欢庆。长安城的百姓也许并不知道，刚刚赶走了叛军，一场背后的交易几乎让他们遭到灭顶之灾。
原来，回纥兵马在攻克长安之后，叶护提出要唐朝履行肃宗皇帝当初的许诺，即索掠城中的金帛、子女。代宗劝阻叶护：“今刚刚收复西京，若马上大举俘掠，则东都之人就会皆为贼固守，收复东都就不容易了。愿到了东都再履行约定。”叶护听从劝告，与仆固怀恩各领兵由城南绕行，到浐水以东安营扎寨。
十月十八日，唐朝大军进入东都洛阳。至此，两京均已收复，平叛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洛阳百姓却再次遭受不尽的苦难。城中百姓欢迎唐军的人群还没有散去，回纥兵已按捺不住无限的贪欲，直冲向库府收取财帛，在洛阳市井及村坊之中大索三日，城中父老出于无奈，自动收集锦罗绸绢万匹奉送给回纥，回纥兵才算收敛。代宗此番也无法阻止其剽掠，还同城中百姓一道送给回纥金银财宝，叶护在洛阳城内理直气壮，毫无顾忌。
长安、洛阳两京的相继收复，代宗以天下兵马元帅身份立下了卓越战功。肃宗返回京城后，于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十五日，将他进封为楚王。乾元元年（758）三月改封成王，五月十九日，立为皇太子，十月五日，举行了册礼，确立了他的皇位继承人地位。
随着平叛战争的节节胜利，尤其是肃宗病重以后，朝廷上下都普遍感到潜在的政治危机。
肃宗病重期间，朝廷官员几乎难与皇上相见。奉命前往河中地区镇抚平叛兵马的老将郭子仪行前，坚决请求皇上召见，说明即使像郭子仪这样的老臣对朝廷政治态势的发展也心中没底。不停涌动着的政治斗争的暗流，随着肃宗的病危已渐成波涛汹涌之势，只是一时还未有突然爆发的机会。
宝应元年（762）四月十六日，时为皇太子的代宗李豫被肃宗委以监国之任，一下子使宫廷上下淤结的矛盾激发出来，酿成了一场宫廷政变。
首先对太子监国做出强烈反应的是张皇后。
代宗从任广平王时，就对张氏忍让三分，身居皇太子后也尽量不与她发生正面冲突。但张皇后深知皇太子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对自己另有看法，所以一直寻求机会能在皇帝晏驾之后找一条退路。这一时期，往日与张皇后互为表里、政治上互相利用的宦官李辅国此时手握禁军，与她也不像从前那样默契、投缘了。势倾朝野、任内射生使的宦官程元振也依附于李辅国。宦官可以假借君命、口含天宪，李辅国不再需要背靠张皇后这棵大树了。往日在马嵬兵变、灵武分兵及肃宗即位之初鼎力合作的政治盟友，由于形势与环境的变化而出现了不和。
随着肃宗病情加重，形势已很明朗。一旦肃宗登遐归西，代宗以合法皇位继承人的身份即位就会顺理成章。李辅国、程元振等当然不会轻易抛开皇太子另谋出路，因为宦官本来就是依附于皇帝而生存的。张皇后则不能不考虑皇太子一旦即位后自己的处境。所以，肃宗的重病不起，带给她一种大厦将倾的末路之感。不过，面对即将引发的隐伏已久的宫廷较量，张皇后仍旧挣扎着投石问路。
她首先向太子发出了试探的信号。肃宗病重期间，代宗以皇太子身份往来侍疾，躬尝药膳，衣不解带，极尽臣子之孝。就在太子前来侍疾时，张皇后对他说：“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从他那里发出，他擅自逼迁太上皇，其罪甚大。他所忌者吾与殿下。今主上弥留，辅国暗中与程元振阴谋作乱，不可不诛。”直接向代宗公开了她与李辅国之间的不和，试图劝皇太子与之联手对付李辅国。代宗何尝不知其心思，不过，他没有买皇后的账，借口事需万全而回绝了皇后。张皇后见太子不肯合作，便找来了肃宗的次子越王系。
张皇后对越王说：“皇太子仁惠，不足以图平祸难。”接着，又将她计谋诛杀李辅国的打算合盘托出，她问越王：“汝能行此事乎？”越王惊喜若狂，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表示愿意与张皇后一起干。张皇后暗中勾结越王系入宫，将图废立，就是密谋以越王取代代宗。
张皇后与越王系指令其心腹宦官内谒者监段恒俊、知内侍省事朱光辉等从内侍宦官中挑选200多名武勇之士，然后全副武装待命。
张皇后打算用宫廷政变的方式来对付皇太子，也只能找借口把太子召入宫中，想在长生殿解决问题。宝应元年（762）四月十六日，张皇后以肃宗的名义，矫诏召太子入内侍疾。这一天，恰巧是肃宗降制令太子监国的同一天，从这点上看，宫廷围绕着皇位继承权的角逐并非一朝一夕，但矛盾爆发的导火线正是代宗以太子监国。
在张皇后密谋策划之时，内射生使程元振也没有丝毫松懈，对于张皇后等人的动向，程元振掌握得一清二楚，他暗中向李辅国做了详细汇报。李辅国久掌禁兵，又有程元振配合，马上做出反应，命程元振率手下禁军埋伏于玄武门之西的凌霄门。这儿是太子入宫见张皇后的必经之地。李辅国和程元振都明白，此番较量，关键要掌握住太子这张牌。太子既是法定皇位继承人，又是肃宗业已降制书指定监国之人，拥立太子当然名正言顺，又很稳妥、有利，更可获取最大政治利益。因此，李辅国对这一安排也尤为精细，他要求有十成胜算。
形势是千钧一发。
当代宗驾到时，程元振拦住他：“宫中有变，请殿下留步，暂且回宫。”代宗回答：“这恐怕是讹传！即使有变，今父皇召我入宫，父皇病重，我怎可畏死而不应召呢？”程元振力劝：“殿下，社稷事大，千万不可因小失大，今日宫中是万万不能去的。”随后，不由分说，俨然是武力挟持一般，命禁军簇拥着他到了玄武门外的飞龙厩，并派甲卒严密防守。飞龙厩一带，已是程元振控制的范围。此举虽是保护驯马俑
太子人身安全，却无疑是李辅国、程元振为此番政治较量牢牢掌握住的砝码。
把皇太子掌握在手中，李辅国、程元振已是胜券在握，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当天夜里，二人勒兵入宫，会于三殿前，将越王系、段恒俊、朱光辉与其他同谋者百余人一网打尽。然后，又打着太子的旗号，派人前往肃宗所在长生殿。毫无顾忌地把正在肃宗皇帝病榻之旁的张皇后强行拉走，然后幽禁于别殿，同时被幽禁的侍者还有十几人。
这一幕确实惊心动魄，大内之中一派混乱，事变折腾了一夜，直到天亮时才稍稍平息下来。肃宗遭此变故，更受惊吓不小，事隔一天，就撒手而去了。
李辅国、程元振等见完全控制了内外局势，遂放心地将代宗迎接到九仙门与群臣相见，行监国之礼。就这样，代宗李豫在李辅国等人的簇拥下，一身素服，开始了帝王一生的奔波。
代宗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一个完全因宦官的拥立而登基的皇帝。
宝应元年（762）四月二十日，代宗柩前即位。经过一番周折，代宗开始亲政。他亲政以后，发布的第一道诏书就是委任奉节郡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所谓“国之大事，戎马为先”，这一天是宝应元年（762）四月二十五日。
看得出，代宗即位后，确实把平叛当成了重要工作。在他部署平叛的过程中，也对朝廷上下、宫廷内外的人事关系进行了调整。五月于丹凤楼颁布的大赦制书已透出这一意图。其中可注意的内容是：玄宗时被废黜为庶人的王皇后、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等均恢复了封号，因擅兵被废为庶人的永王璘等也予以昭雪。代宗的良苦用心似乎是通过对皇室成员的平反昭雪来梳理玄宗、肃宗时期淤结的政治遗留问题，从而寻求开拓进取的途径。假如代宗能够沿着这一思路顺利地进行下去，再利用肃宗平叛时期图谋中兴的余荫，未尝不能获得一个有所突破、有所振作、全面中兴的良机。但是，由于内政头绪繁杂，兼以外患交困，特别是宦官势力过于膨胀，致使代宗的努力在刚刚闪现出一丝希望之光后即销声匿迹。这不能不说是大唐帝国的悲剧。
宦官势力的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