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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同其人其事
生命无常，倒是早些年就已经明白了的事情。现如今，年近半百，周围也多是盘桓些中老年的人儿，便可以不断地听到星星点点关于疾病、关于死亡的消息，渐渐地更有了同年人的辞世，甚至有极亲密的友人也在无意中查出了恶疾。于是，在黎明或者深夜的阒然中，我便隐约嗅到了自己大限将至的气息。
几年来，自己在个人的精神上面纠缠最多的就是死亡。一八六九年九月，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突然体会到了一种忧郁与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的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后来有人将托尔斯泰这段情绪命名为“阿尔扎马斯的恐怖”，这一年托尔斯泰不过四十二岁。死亡的压力自生命的开端便已经开始滋生，所以才有人说，生就意味着死。几年来，尤其近一两年，我自己也常做一点儿来日无多的布置，担心终于有一天事到临头匆匆忙忙而不能从容应付。
那天在编辑部里，听到同事讲唐达成先生去世。放下手里的事情，抬眼看着窗外，窗外的露台上有一株硕大的石榴树，满树的绿叶，但是不记得曾有一只两只的果实，树后是灰蒙蒙的天空，知道达成老师已经到另一处地方去了，心里倒有一种非常的平静。
二十五年前，一九七四年的冬天，我的朋友建生带我去见达成老师，那时达成老师夫妇已经从山西省话剧团下放到太原钢铁公司下属的一个电修厂，达成老师在厂行政科，夫人马中行老师在厂宣传科。家也已经从市区搬到了工厂的宿舍。那天，我们从太钢的正门进去，一直向西，穿过大片芜杂的厂区，出了后门，就是那片古城宿舍。日伪时期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日式的独户住宅，等到一九七四年，这些房子已经十分破败，每一栋宅子都住进去了几个家庭。达成老师家住了一间向阳的北房，进门有一处小的过道，然后向左，是一间十几平米大小的房间，靠里面是一只大床，床与外墙之间似乎是堆放着用大单蒙住衣物，床与门之间依次是一把木椅，一只方桌，又是一把木椅，最后是一只四门的书橱。南面有一面大窗，窗外有一处用大片的铁皮围成的小院，还应该有树，但是我已经不记得树的绿叶。窗上有一大幅挑花的纱幔，这幅纱幔很精致。十几年以后，我第一次看到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一九四七年创作的《海风》，画中有一面窗，还有一幅被风荡开的纱幔，给我极孤寂和忧伤的印象。我便想起了一九七四年我在古城看到的那幅挑花的窗幔，在那片灰暗的屋脊下面，在那片粗糙的生活里，几乎是我惟一可以看到的一点儿精致的残迹。那时候，在达成老师夫妇身边有一小群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多数都在太钢公司的业余文艺宣传队里做演员和演奏员，所以男孩子都生得英俊，女孩子都生得美丽，他们都照着厂里的习惯称唐师傅和马师傅。只有我称他们老师，这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也没有变化。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在一家建筑公司里做木工。达成老师四十六岁，他的肤色有些苍白，眼睛里有几分抑郁，腮边有黑而且硬的胡茬。中行老师应该比达成老师年轻一些，人略显得有一点儿削瘦，记得她也吸烟，我们聊天的时候，中行老师手中会夹着一支烟，她会笑，笑得很宁静，就那样长久地微笑着，看着我们，任我们无尽地聊下去，灰白色的烟霭会静静地升腾开来。
一九五七年，达成老师二十九岁，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做总编室副主任。一九五七年，我六岁，跟着做教师的母亲，在江苏省句容县师范学校的门前和同龄的孩子们玩耍，门前有一条长长的石板路，石板上勒有清晰的车辙。那一年，达成老师在《文艺报》上用笔名唐挚发表了《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同年九月十六日，周扬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做了一个讲话，后来经过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出来，里面提到了这个想与他商榷的年轻人，话是这样说的：“大鸣大放期间，《文艺报》编辑部的唐因、唐挚等右派分子一方面阴谋篡改《文艺报》的方向，另一方面，密谋由冯雪峰挂帅创办所谓同人刊物，他们声言‘要在文学上打天下’，要通过刊物打开‘一个新局面’。”而后在邵荃麟的《扫清道路，奋勇前进》一文中称周扬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是这场反右斗争的一个总结，是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收获，在文章中将唐达成的名字与其他一些人的名字进行了排列组合：“从胡风、王实味到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江丰甚至到唐因、唐达成都毫无例外……”在这之前，七月十四日，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在《文艺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联合发言，叫做“我们的自我批评”，其中有这样一段：“在前一个时期，以唐因、唐达成为代表的右派思想向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挑战……（编辑部）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可以说我们是十分艰苦的。”一九五八年，达成老师被划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去了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
那一年达成老师整三十岁，他的大儿子庆年刚满周岁。在达成老师的《产婴记事》中写到：“大儿子出世不久，赶上一九五七年政治风暴，我在劫难逃。母亲闻讯，怕委屈了她的长孙，立刻前来接走……”然后，达成老师从柏各庄农场，转到中国作协农场，再回到中国作协机关，而后到山西。
那一年，我的母亲被划定为资产阶级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开除教职，去了江苏省句容县行香人民公社朱甲村务农。我则被送到北京崇元观的姥姥家里，与姥姥相依为命，一九六五年初冬到太原。
十几年以后，在古城的那间房子里，面对着达成老师夫妇，我心里怀有很温暖的亲近感。在其后的日子里，我经常去达成老师家，多是上午去了，在那里吃过午饭，再吃过晚饭，聊到深夜，方离开。然后在黑暗的汾河岸边骑车走很远，才可以折入市区，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有风或者有月光的深夜。
达成老师的那只书柜每一层都是前后放有两排图书，前面的一排是那些在文革中看起来比较安全的书籍，后面的一排是一些被小心保存下来的文学经典。我从那里借走过关于俄罗斯古典文学的评论，记过很详细的读书笔记，编织了我精神信念中最初的几根经纬。
从卢那察尔斯基那里我了解了“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知道了托尔斯泰与农民，明白了将农民的理想神圣化的空洞与无力，这些提示都在那个思想枯竭的暗夜里给予我一种闪电般的照耀。当时，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过了八个年头，社会上到处传播着各种小道的消息，关于江青，关于周恩来，也关于毛泽东，失望与愤懑在人们的心里迅速地滋生。我们热切地关注着这一切，从这种弥漫着的社会情绪中我们体会到了俄罗斯古典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罗连柯们灵魂的痛苦，更深的理解了他们的人与社会的理想。在我极其懦弱的心灵深处也潜伏下了一点点渴望为正义与理想献身的冲动，在当年的笔记里我记下了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段话：“实践的时候，这些人的力量当然还太薄弱：他们在过早的革命尝试中灭亡了。但是他们却因此在道德上拯救了自己，变成了后来人类谋取合理的幸福的道路上一群光辉的先驱。”这种企图在道德上自救的欲望，至今我不敢忘。
我也抄下来了俄罗斯文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的一节诗：
在远离太阳和自然的地方
在远离光明和艺术的地方
在远离生活和爱情的地方
你的青春年华一闪而过
活跃的感情消歇了
你的梦想也粉碎了
而且你的生命也会在
阒无人迹的，没有名字的地方
在那没有人注意的土地上
不知不觉地掠过去
正像一缕烟云在秋天
模糊不清的烟雾中
在晦暗不明底天空中消逝无踪一般
……
那时候，我相信这就是我的命运。而这诗中所歌唱的人大概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罢。
一九七六年早春，在一个夜里，外面有大风，那风隔着窗户都能搅得窗帘隐隐着不安，在昏黄的灯光下，达成老师和我低声议论着时政，相信局面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但是我们不知道这荒诞的一切，将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结束。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许久，达成老师没有讲话，然后他望着眼前的一片虚空，缓缓地说：“我们面对着一个多么庞大的形而上学啊。”
一九七八年，达成老师一家回到北京。我自己也从建筑公司调进一家话剧团做了演员，再后来又调入一家文学期刊做了编辑，到北京去走一走的机会不多。我第一次去北京看他，他还在《文艺报》编辑部，那是在沙滩院里的一处简易的临建房，走的时候，达成老师送我到大院的西门口。几年以后，等我第二次再去看他，达成老师就已经很忙了。那时他住在虎坊桥，有一晚，我去了他家，他吃过晚饭，我们没有能讲几句话，他就匆匆走了，那天晚上还有公务。
一九八九年，达成老师辞去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职务，赋闲在家，使我和达成老师又有机会可以在一起漫无边际地聊天。这一年达成老师已经六十一岁，我也近了不惑之年，当年古城的那一群年轻人，大部分都已经离开了文学，我依旧还困守在一个与文学有关的职业里，创作上也没有什么成绩，但是我已经明白，文学于我是一种宿命，一个不解的孽缘。
在其后的十年里，我有机会到北京都要去达成老师家做客，他生活得平静而从容。达成老师在《潇洒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