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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道院，他显示出在语言上——尤其是拉丁语——的禀赋。1493年，他二十七岁的时候，当了刚布雷主教的秘书。六年以后，伊拉斯莫初访英国，结识了托马斯·莫尔爵士。他和莫尔爵士的友谊从此开始，直到莫尔爵士在1535年被享利八世借故以“判逆罪”斩首为止。正是莫尔这位为人耿直、性格刚毅而又思想激进的学者给了伊拉斯莫巨大的影响。伊拉斯莫至少暂时地放弃了对于语言的过多的偏爱，而把精力放在“郑重的工作”上面。他开始在圣经上面下功夫。1516年时，他编订的圣杰罗姆的著作以及一部附有拉丁文的希腊文新约圣经接连问世。
只是后世的读者很少去翻译这些已被时代束之高阁的著作。有些对于某个时代而言影响甚巨的著作——它们针对的是那个时代中心的问题——一旦这个时代过去也就随之消声匿迹，正如辩论台上的声音一同在历史中消遁一样，因为那个时代的问题对于以后的时代来说已不成其为问题了。伊拉斯莫现在唯一还有人读的著作只有《愚神颂赞》一书。
《思神颂赞》一收的最初构思始于1509年他去英国的途中，当他跨越阿尔卑斯山、一览尘间万物的时候，某种讥讽的灵感忽而降临心间。一到英国，在托马斯·莫尔家中，他将阿尔卑斯山的灵感化作了文字。
此书献给莫尔。因为这位爵士的姓氏恰是“More”，因此他还戏谑地说，“Moros”一词应作“愚人”解，因而恰如其份。单从这个题献便可看出：“愚神”，勿宁说是一个极尽嘲讽之能事的“智神”。“愚神”的嘲讽遍及那个时代的一切方面。她以自己的形式赞“愚神”，其实就是一种幸福。人愚到要结婚，而其实是幸福，因为“（妻子）这种动物极其愚戆无害，而又极便利有用，可以柔化、缓和男人的僵板与阴郁的心情。”这显然是条顿民族的药方，因为这个北方民族过于严肃、僵板；对于南方民族更为炽热的性格而言，也许更需某种能够起到“镇静”疗效的药方。“愚蠢”就是委弃“理性”，这里所说的“理性”，不是禀承着新着精神痕迹的理性，而是某种僵硬的理性，那种使生活中的一切失去色调而被套入教条之中的理性。这种倾向以后形成了德意志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即对严酷的理性的追求，这既使德国哲学得以严谨化，又使这个民族的日常生活过于死板。当然，伊拉斯莫提供的“妻子”药方不足以疗治这个民族天性中的这种成份；其实，这个民族的精神中还有另外一种倾向——一种比较不那么明显而不能触及每个个体心灵的倾向——即“幻想”的倾向，作为前面那种理性倾向的消解或者缓和之物。伊拉斯莫也许也看到了这种潜在倾向，他说：“至高的幸福是建立在幻想上的幸福。想象自己为王比实际成王要容易。”这句话所揭示的实际上预示了三个世纪之后的浪漫主义运动，即荷尔德林、施莱格尔、瓦肯罗德尔、蒂克、霍夫曼、诺瓦利斯等浪漫心灵的出现。密涅瓦的猫头鹰（这是黑格尔十分欣赏的一个比喻，它是“理性”的象征）与浪漫派的蓝花，这两个看似不可互容的意象，却以巧妙的方式构成了德国人心灵的景致。
到此为止，伊拉斯莫的笔触还只是在“人性”（实际上是德国人的性格）上滑动着，这是一个“愚蠢无害”的领域，可是，当它一旦涉及教会这个“僵板而又阴郁”的话题的时候，就引火烧身了。他对教会的一切仪式以及经院哲学的一切争论——例如赦罪符和免罪券，三位一体和化体说，等等——进行猛烈的讪笑，甚至还说修道院的僧人都是一些“精神错乱的蠢物。”——当然，他们的愚蠢不是“愚神”自赞的那种“愚蠢”，而是这样一种愚：“深深地爱恋自己，是个人幸福的痴赏家。”写到这里，这位天性怯弱的学者没有把握分寸，一下子点到了教皇的名字，他讥讽地“这些至圣的神父，除了对待那种受魔鬼唆使、目中对神不抱敬畏、凶毒恶意地图谋减损圣彼德世袭财产的人以外，决不频频发布敕令。”
这差一点就是马丁·路德的言论了；而且，按照这种行文方式应有的逻辑，伊拉斯莫肯定最终走向马丁·路德主义。可这一回，伊拉斯莫只是做了一个义愤的姿态，远远地朝教皇的画像打了一个空拳，就缩回到原来的保守的位置上。
他在莫尔爵士那儿滞留了近五年，对于激发英国人文主义起了不小的影响。谈到人文主义，我们在一个世纪里经历了怎样的变故啊！仿佛那是对于几个世纪的叙述。本书开始的时候尚在佛伦罗萨的艺术光晕以及欲弃还留的宗教虔敬气氛中徘徊，一觅琳琅满目的艺术珍品以及那些心灵喧嚣的形式；而当我们的视线由地中海慢慢移向北部的时候，尽管其间只有一个世纪的距离，而其精神倾向多么不同。佛伦罗萨的抒情诗句渐渐变成了法兰西及西班牙的戏谑式的传奇，而德意志将以哲学气更浓厚的论战著作取代传奇。艺术性让位于科学性，心灵的喧嚣让位于战场的喧嚣，这是文艺复兴运动走进欧洲大陆时的情形；而当它最终渡海到了英国，战场的喧嚣消停的间歇，一种怀疑主义的色彩便从沉寂中升起。对人的自信渐被对人的怀疑笼罩。眼下我们还继续考察德国斩情形。英国的文艺复兴在最后几章里将被论及。
写完《愚神颂赞》之后，伊拉斯莫怯于宗教改革的喧嚣，退回语言这座象牙塔中。他编了一部包罗万象的拉丁语格言集，还写了《对话》这本教人如何使用拉西语谈木球戏一类的日常事情的书。可他有时也不甘于寂寞，居然写了一本维护自由意志的著作。有的史家把他这本著作的问世视为马丁·路德的策略的一个失误。马丁·路德本来只想吓吓这个胆小的学者，让他保持审慎的沉默，可他过于强暴的作风却把伊拉斯莫吓进了旧教的怀抱，成了自己的精神敌人。
伊拉斯莫死于1536年。他的同时代人、画家汉斯·贺尔拜因的那幅名画《伊拉斯莫》，为后世人留下了伊拉斯莫垂目著书的侧影。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德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画家曾因伊拉斯莫的举荐到英国结识了莫尔爵士，那时，莫尔与英国享利八世，使他成为英王宫廷的画家。他对莫尔的感激物化为一幅《托马斯·莫尔》画像，也是画史上的一幅名作。一个画家对他有的感谢作除了画像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呢？
十三、马丁·路德
伊拉斯莫最终回到旧教的怀抱，并非德国那个时期唯一的现象。这一回归，从文明史来看，却是对于文明——意大利似的精神——的回归；德国的人文主义者们一旦意识到了那场他们曾一度支持过的宗教改革运动意味着德国将要完全脱离罗马教皇的时候，他们就几乎全走上了宗教回归之旅。
那么，对人文主义者来说，罗马教皇这个“戴三重冠的人”，究竟具有何种性质的魅力，使这些人文学者依恋不舍呢？那时，尽管教皇的威信已经江河日下，可是教皇至少作为一个象征——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王者——对意大利来说，却有一个勿庸置疑的好处：意大利人不无理由地认为教皇对基督教世界的统治也就是教皇的所在地意大利对基督教世界的统治。那些与意大利一样处在靠近基督教世界“中心”的国家——例如法国以及西班牙——也和意大利持着相同的逻辑。虽然这些国家自己已摆脱了罗马的剥削，可是它们却想利用教皇作为工具剥削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国家。由此看来，宗教改革具有某种革命的性质，即对剥削的反抗。
问题在于，野蛮反对文明，这是宗教改革的政治策略；而对人文学者来说，回归文明，这是一种文化策略。德国的政治家们有理由把人文主义者宣布为叛徒，因为，就政治逻辑而言，政治策略因有“国家利益”作为包装，因而高于所有其它策略。
因而，宗教改革其实就是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对于文化革命的一场反动，也即一种本土的宗教精神对于一种外来的文化精神的反动。发动这场几乎遍及整个中北欧洲的宗教改革——当然，它的影响是全欧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并引起了持续三十多年的血腥战争的是维滕贝格大学的神学教授，这是一个自己一不小心点着了火而当火势蔓延得几乎不能控制的时候，又胆颤心惊、力不从心地去扑灭它的人。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于 1483年出生于埃斯勒本的一个农民农庭。他的早年教育艰苦而又严格。他并不是一个智力超群的人；论及胆量以及见识，不少同时代人都超过了他。他在爱尔福特大学读书的时候，接触到了人文主义，可是他的造诣并不高深。本来，他的一生将象一个典型的德国神学教授那样在神学学者这个位置上告终的，可是，在1517年，他三十四岁的时候，他的贴在威丁堡城教堂门前的一纸论纲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个时代，天主教会大量发售“赎罪券”，借以搜刮钱财。俗世的纸币成了天堂的门票，这是整个天主教会走向衰亡的原因。本就穷苦不堪的人民对此无比愤怒。德国的下层社会到处都布满干柴。
路德贴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的本意，是想纠正教会的内部过于腐败的现象。因而，那场随之而来的影响巨大的宗教运动起初完全出乎他的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