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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贴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的本意，是想纠正教会的内部过于腐败的现象。因而，那场随之而来的影响巨大的宗教运动起初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这位农民出身的教授对于那些农民来说，颇具魅力，何况，他还善于辞令 （弗兰茨·梅林甚至说他对德国语言作了贡献），这就使他自然成了这场运动的领袖。有趣的是，继论纲之后，路德又当众焚毁了教皇革除他的教籍的“通谕”，这更加使他具有了战士的色彩。烧毁“通谕”的那束火舌蔓延开来，燃着了下层社会堆积如山的怨愤的干柴。
路德的理论其实非常简单：每个教徒都应直接与上帝交往，以自己的信仰和忏悔求得上帝的宽恕和赦罪，用不着教会和僧侣这些“上帝的仆人”居间传递消息。这不仅否定了“教皇”的存在理由，同时也将天主教视为通神物的那些仪式及偶像、教堂装饰，尽数否定。
不用花钱就能进天堂，这对贫穷的德国农民来说，不啻一个福音。这是一种理想的宗教，即“廉洁的教会”。为了帮助德国农民直接与上帝交往，路德还亲手把拉丁文《圣经》译成了德文。路德的主要工作就到此为止。因为不久以后，农民的要求已经超过“读经”，而涉及到社会制度这个政治领域，并引发了规模巨大的战争。从这时起，路德开始退缩。曾经使他成为宗教运动领袖的利嘴利舌，如今成了反对宗教运动的利剑利枪。此时，这位农民出身的教授更屈服于教育而非血统的威力。一旦农民战争威胁到了政权，他就转到农民的对立面了，成了诸候的盟友。
威廉·戚美尔曼的那本杰出的著作记载了图林根人说的一句话：“路德现在献媚诸侯了。”而路德是这样回答这句话的，他说：“那些人骂我是献媚者，很好，我喜欢听这话。我一定要弄到很多皮革，把他们的嘴一个个都封死……农民只有满腹糟糠，他们既不听话，又很愚蠢，所以他们必须听鞭声和枪声。”这里教授路德显然忘记了他的农民出身，不久以前还耕种着领主的土地。他的暴烈性格使他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一文中喊道：“所以，亲爱的先生们，想想办法吧，救救局势吧，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都来刺杀他们，击毙他们，扼死他们吧。”
路德以牺牲农民战争可能带给德国的“新天地”（戚美尔曼语）的前景而使他的伟大的宗教改革事业得以完成，这是他的阴暗而又残忍的内心的光明的一面。而从历史来看，想在十六世纪时就实现这种人民政权的前景，只是一个早产的理想。路德的同时代人、宗教改革的另外一位领袖在托马斯·闵采尔想把这种前景化为现实，他失败了。
这种在不适宜的历史土壤里栽种的植物——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命中注定枯萎凋谢。托马斯·闵采尔并非是唯一失败的人。列在他的名字之侧的还有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以及意大利的康帕内拉。这三个人的结局都很悲壮：闵采尔与莫尔血溅断头台，康帕内拉身陷囹圄。空想社会主义这株早生的植物是带着血色夭折在十六世纪的土壤里的。
十四、闵采尔：另一种宗教
文学史，就其最为内在的含义而言，是精神史。作品中渗透了时代精神的液汁，因而阅读作品可以使我们感触到一个时代的活的精神；同样，通过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我们也可以更深刻地读懂那个时代的作品。这是诠释学意义上的释义循环，即对部分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整体，而对整体的了解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部分。这是本书一直遵循的理解历史的方式。读者也许感觉得出，从第十一章起，本该作为本书所有章节的磁极的“文学”已经让位给了“精神”这样一个无形的文体。我们这里所谈到的那些人物大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家”，除了伊拉斯莫是位学者以外，其他两位至多只是雄辩家罢了。这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在德国，人文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决不是“文学”这样的武器所能解决的。真刀实枪的搏击而非精神的反抗，成了德国这个抑郁的北部国家的方式。而在刀光剑影之中，懦弱（不单是就他们的性格而言，同时也是就他们的力量而言）的人文主义者的努力转眼间就被农民战争的狂风暴雨席卷而去，与它一同消遁于历史的阴影中的还有无数贵族、教土、农民义军以及农民的精神之父托马斯·闵采尔的生命。本就贫穷的德国在血雨腥风中成了一片废墟。
托马斯·闵采尔 （THOMAS MUNZER）于 1490年出生在哈茨山麓的施托尔贝格，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不幸的是，在他童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被施托贝格的伯爵以绞刑处死。闵采尔在他短促得几乎来不及回忆的一生中——他被处死的时候仅三十五岁——从未谈及过父亲的死因，因而对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悬而未解的谜案；可以肯定的是，父亲的死在闵采尔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们丝毫也不要忽略童年的最强烈的印象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巨大作用，它是无形的，却又渗透在个体的气质中。
还在少年时期，闵采尔就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团体的宗旨在于反对整个罗马教会。对教义以及教会的繁文缛节极为反感，欲将从事宗教方面的改革。他和马丁·路德的早年生活一样，成了一个牧师，可是因为不断散布对于教会有害的思想，几次被解除了牧师之职。
这位未来的斗士十分熟悉 《圣经》，甚至他的对手也承认他在《圣经》方面的造诣。可是那时，这个图林根的阿尔斯塔特地方的默默无闻的牧师还不足以将他对《圣经》的理解传诸于更多的人。他把目光投向那时深孚众望的路德，而且，可以这么说，闵采尔对路德怀有敬仰的情感，只是，这种敬仰仅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闵采尔很快就发现了这位维腾贝格学院的神学教授天性的软弱——他对自己煽动起来的那场大火的愈来愈烈的火势颇感担忧，以至开始替诸侯们出些扑火的主意——而闵采尔受着内心炽热情感的支配，是不会坐而论道的。闵采尔自以为是在以“理性”的姿态理解《圣经》，而实际上，他的“理性”不过是“个人直接面对上帝”时的那种自由感罢了。他和路德一样，看出横在上帝与羊群之间的那重世俗的障碍——教会，主张某种类似“宗教民主精神”的个人信仰。可是宗教的民主倾向往往导致怀疑主义以及神秘主义。闵采尔自己也潜心研究过神秘主义；在他以后的岁月中，他不止一次地向他的农军指出过“上帝显灵”的痕迹。这使他的宗教精神里透出了某种类似通灵术的东西。
尽管他的口才不象路德那样具有巨大的煽动性，然而，因为他的演讲具有平民的精神内核，因此广受欢迎。何况，闵采尔还是一个感情炽热的人。也许他本人要比他的口才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当然，闵采尔是不屑于象路德一样光在语言上进行一番改革的；路德的终点必然会成为他的起点。
我们从他留给后世的几份演讲稿或文件——例如《对诸侯讲道》、《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论据充分的辩护词》以及《致阿尔斯特德公民书》——中，可以看出这位感情充沛的煽动者的火一样的语言风格。他把路德称为“维登堡的行尸走肉”。在另一处，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沉睡多久了？不要气馁，不要懈怠，不要继续谄媚冥顽堕落的空想家和不敬上帝的恶人。开始吧，为上帝而战。”
路德是被时代推上一个尴尬的顶峰的，在这个顶峰上，他不仅没有料到这样的结果，而且，面对结果，他显示出一个懦者的恐惧感以及保守性。而闵采尔选择了时代，并且义无反顾地将汹涌的波涛引向广袤的战场。
闵采尔并不象他的炽热本性本该使他成为的冒失的军事冒险家的角色，他很谨慎；如果不是他的某些支持者 （例如普法伊费尔这位自信受了神暗中启示的领导者，他的一个梦象如下：他身穿铠甲站在一个很大的粮仓里，他的周围是一大群老鼠，他把它们一齐赶跑了。于是，他便真的要去赶跑图林根这个大粮仓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老鼠”——那些地主。）率先率领农军袭击教堂以及贵族从而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的话，怕失去支持者的闵采尔是不会断然诉诸武力的。
他的军队打着一面绘有彩虹的白色军旗。这面军旗在开初的战役中总在胜利的呼声中飒飒作响。可是，不久，它就被诸侯的炮弹的硝烟熏黑了。在千疮百孔的旗下，身体扭曲的受伤者呻吟着。必须看到，在这面“空想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战斗的只是一些刚从中世纪的阴影中逃遁出来的农民（他们的脸上以及内心还残留着深刻的阴影），他们对于“迷信”（不是宗教）比对“主义”具有更多的恐惧，而恐惧感正是信仰的基础。他们既时刻准备在“神示”下勇敢地进攻，并且残忍地杀戳，又时刻准备在诸侯的重炮轰击下一泻千里地溃散。当闵采尔最后把残存的部队集结在弗兰肯豪森的时候，议和的声音开始在他的部下中嗡嗡作响，最后居然嚷成一片。这使闵采尔处境艰难。恰巧这时，一个自然征象仿佛帮了他的大忙。那时正值中午，蔚蓝色的天空上环绕太阳出现了一个绚丽的彩虹，正如他的白色的军旗上的那道彩虹。早有神秘主义倾向的闵采尔立刻把这个自然征象当作特别恩宠的吉兆以及奇迹显现加以利用。“你们看哪，”他对他的军心四裂的军队喊道，“上帝是同我们在一起的，因为他现在在天上昭示我们了。你们看天上这个彩虹，它说明上帝要保佑我们军旗上带彩虹的人，残暴的诸侯就要受到审判和惩罚。上帝不愿意你们同不敬上帝的人讲和。你们放心大胆地战斗吧，有上帝保佑你们！”
回答他的呼唤的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