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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宗教能够成为一种信仰，而非神圣而又世俗的权力。对于宗教改革的滥觞地的德国来说，宗教改革却造成了对人文主义的压制，因为人文主义兴起于意大利，而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对意大利不无好感，这就成了路德教派的障碍。对于英国来说，情形稍有不同。宗教改革是因享利八世对于自主权力的渴望而促成的，它却顺从了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要求。假若莫尔反对宗教改革，是因为他预见了宗教改革可能造成的世俗利益的调整——也即阶级利益的调整，出现悬殊的阶级利益差异——那么，他提供了另外一种“宗教”或者“憧憬”；这是一个假想的社会图景，没有剥削，阶级利益均等，男女平等，人人参加劳动产品归社会所有，公民各取所需，同享劳动成果，不用进行商品交换。这便是托马斯·莫尔在 《乌托邦》中提出的理想，一个远比他的时代以及随后的时更为高迈的理想，尽管这个理想的空想性质甚浓，但是这是一个善人对于未来世界的一个善意的构想。尽管莫尔的理想之邦更象一个孩子的梦想，可是它却成了几个世纪以后那些圣西门们的梦想。他们有理由把莫尔尊为先知。
十八、斯宾塞体
享利八世纪之后，伊丽莎白一世于1558年——那时她才二十五岁——登上王位。她不象享利八世那样专横，“她有男人的头脑，又有女人的手腕。”（安东尼·伯吉斯在传记中这样说道）也不象其母那样轻率。她使威廉·塞西尔爵士及法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这些颇具才干的须眉男子拜倒在自己的裙衩之下。在这些忠心耿耿的大臣的辅弼下，英国成了海上大国，并在1588年借风暴的力量摧毁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苦心经营的无敌舰队。
对那个时代而言，制海权也就意味着世界霸权。从此，英国的舰队以及商船驶向世界的每处海域，带去了廉价的工业品以及英语；作为交换，又带回了黄金、殖民消息以及奴隶。这是英国的黄金时期，地处世界边缘的英国一跃而为世界的中心。
伊丽莎白一世本人除了政治的雄心外，对于文艺也有一番热情。这位坚守处女之身的女王多才多艺，不仅是个语言学家，而且是神学家、音乐家和诗人，并且酷爱戏剧。宫廷对于艺术的爱好就足以引起整个社会对艺术的热忱。在她治下，人才辈出。尽管这一时期许多伟大的文人都不曾在伊丽莎白的宫廷得到什么官爵，可她带给英国社会某种向上的热情，而这，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无疑更是一种恩惠。
这一时期的作品——就其主流而言——也染上了这种热情的痕迹，对于宫廷的热情，对于国家——其实那个时代往往就把国家当作宫廷，反之亦然——的热情。这就足以导致某种辉煌因而显得有点粉饰意味的文体的产生。斯宾塞的诗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作为伦敦方言的英语经历了这一场洗涤以后，成为一种优雅的语言。对于本族的语言的自信是伴随着对于本国的自信而来的。可是即使是在辉煌的年代，那些敏感的心灵也并非是没有一点阴翳的。尤其到了伊丽莎白统治的晚期，辉煌的表面之下渐渐显露出来的危机更象怀疑主义的云层在人文主义者心底洒下的巨大的阴影。人文主义者猛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于已不利的时代，他们本来构思了一个人文主义的理想之邦，而丑陋的现实却证明了他们太天真了。
国教以及从国教中脱离出来的清教对于人文主义并无特殊的好感。若从宗教精神来看，假若英国国教还是一个打着宗教改革旗号而实际上是教权的地区化的结果的话，那么清教则是一种新的禁欲主义，且是一种更为严格的禁欲主义。因为它甚至弭除了对“偶像”的任何膜拜之情。自然，尘间的一切享乐，包括文学艺术，都在禁止之列。到此为止，一个更为超验的上帝已经莅临尘间，而“人”——人文主义的大写的人——将从圣殿上退下。从佛罗伦萨到伦敦，文艺复兴最终在北部国家的宗教禁欲主义的压抑落下帷幕。1642年，清教徒封闭了伦敦剧场，标志着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结束。
伊丽莎白一世虽然酷爱诗歌、戏剧、可是在她治下的一位臣民、后世称为“诗人的诗人”的爱德蒙·斯宾基却并没有得到这位自以为是的女王——她一直自认为是人们心目中的女神，到了晚年还是如此——的亲睐。斯宾塞本想以 《仙后》这部华丽诗篇打通通往伊丽莎白宫廷的道路——在《仙后》中人们经常能从“仙后”的倩影之中看到伊丽莎白一世——而她仅给了他五十个金镑作为年俸不把他打发回了爱尔兰。
爱德蒙·斯宾塞 （EDMUND SPENSER）于 1552年出生于伦敦，一个布商家庭。他从剑桥大学毕业以后，作了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莱斯特伯爵的侍从。这位蒙受皇恩的伯爵有一个著名的外甥，菲力普·锡德尼，日后《为诗一辩》的作者，与斯宾塞成了朋友。最初为斯宾塞带来诗人荣誉的《牧人日历》一诗，便是献给锡德尼这位朋友兼保护人的。这是一篇包括十二首牧歌的田园诗，它的结构有着“日历”的特点：每一首牧歌的标题就是每一个月份的名称。“十二”这样一个数目对斯宾塞来说，简直具有某种宗教意味，他在日后的《仙后》诗篇中，又重复了这个数目，不过，已由“十二”个月份换成了“十二种品德”。
《牧人日历》的主题是热情，准确地说，是爱情，罗瑟琳这样一位妙龄女子的万般柔情。斯宾塞以华丽而夸张的文体抒发他的情思，只是这种过于粉饰的文体着实令人怀疑斯宾塞的真情，仿佛他对文体的眷恋胜过他对罗瑟琳的眷恋。
《牧人日历》发表的次年，即1580年，斯宾塞来到爱尔兰，定居在吉尔科尔蒙的住所。这是一个环境幽美静谧的场所，他在此间沉思、写作，并且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仙后》的开头几卷便写于此。另外还有数目可观的抒情短诗，例如那组很有特色的十四行诗《爱情小诗》，当然，也是爱情主题。爱情象是致幻剂，使斯宾塞仿佛看见世界成了一个花园，而伊丽莎白——诗中那位神秘女子——则在花丛中时隐时现。这里，大自然初次以清新而又富于同情的形象出现，从中可以预见两个世纪以后浪漫派的风格。拜伦和雪莱不仅重弹了“大自然”这个主题，而且用了斯宾塞式的诗体，足见斯宾塞对以后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反过来说，也可看出斯宾塞抒情诗的浪漫倾向。
可是好景不长。那时，爱尔兰对于英格兰的征服以及奴役早已愤然于心。在爱尔兰，仇视英格兰人已经成为一种心理。这就使斯宾塞这个英格兰人处于他尚不自知的危险境地中。不久，爱尔兰人起义。因为民族情绪总是难以守住分寸，爱尔兰人对于英格兰奴役者的仇恨，旁及了居住在爱尔兰的普通英格兰人。他们焚毁了斯宾塞的住所，他的一个孩子葬身火海。斯宾塞携带家人逃到了伦敦，一家衣食尚无着落，更谈不上诗歌。他的朋友——锡德尼以及莱斯特——此时都已作古。当他陷入极端困境的时候，艾塞克斯伯爵——他失宠于伊丽莎白女王以后，图谋夺权，此时正在网罗各种力量。他的谋权生涯结束于伦敦塔的院中，他被斩首——派人送来二十块金币，被斯宾塞拒绝。这位忠于王位的诗人还要来人转达伯爵，说他已无福消受这些金币。斯宾塞便在饥病中离开人世。本·琼生记载说：“斯宾塞死于王家街家中，无隔宿之粮”。
本·琼生这句话，透露了斯宾塞的一种不幸：他对王室万般忠诚，可是王室对他并无多少恩宠。我们来看一看斯宾塞最著名的诗篇《仙后》，从中了解这位具有贵族倾向的诗人的思想。《仙后》（THEFAERIE QUCENE）写于爱尔兰的吉尔科尔蒙住所，历时七年，诗稿险些焚于火中。这首长诗，最能显示诗人所受的教充，是各种传统的结合，既有阿里奥斯托和塔索的影子，又有中世纪的骑士传奇的痕迹，而其言语方式则有类似神学教义的说教色彩。
斯宾塞找到了一个骑士形象，亚瑟。照亚里斯多德的某种说法，这样的骑士必须具备十二种品德，例如神圣、节制、贞洁、正义等等。斯宾塞力图以认文主义思想解释这十二种品德，并把它们赋予亚瑟。长诗以仙后的宫廷宴会开始，随后便是十二个骑士的历险。按照诗人的初意，十二骑士每人都有一篇故事，因此，全诗应有十二篇。然而，爱尔兰人的焚火以及随后在伦敦的饥苦岁月，使他没能完成后面六章。
亚瑟以及那些骑士——他们都以一种品德命名，具有相应的寓意——被描写成巨人，他们具有巨大的力量，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以及乐观的人生态度。斯宾塞在骑士们的历险中还加入了大量的对于自然的描写，足以显示他对自然的热情，而且他的想象力又夸大了这种热情。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诗人的诗人”一旦触到抒情这个题目，便又回到《爱情小诗》或者《牧人日历》的风格上来，即以华美而又夸张的文体进行渲染。可是在《仙后》中，这种极尽能事的渲染又在某种类似禁欲主义的宗教说教的气氛中被约束，仿佛成了一种罪名。这正是斯宾塞的内在的焦虑。就其宗教信仰而言，斯宾塞倾向于严格禁欲主义的清教；就其本性而言，他却是一个想象力丰富而又重情的诗人。这样，他的宗教观欲压抑住诗歌中的粉饰倾向，而他本性中的想象力又不时地想舒展一下翅膀。《仙后》正是一种想在两种倾向之间妥协可是没有成功的尝试。
就斯宾塞的清教倾向而言，他不该忠诚于伊丽莎白一世这样一个徒有新教之名的宫廷，这个宫廷对于戏剧以及任何浓香弥漫的东西的喜爱正和清教的禁欲原则格格不入。而他居然又以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的诗人”的美称留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