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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富兰克林 （1706—1790），既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文学家。可以说他是美国第一位学者，第一位哲学家，也是第一位驻外大使。他发明了口琴、摇椅、路灯、避雷针，他写的自传是所有自传中最受欢迎的自传之一。可是，他自己写的墓志铭，只承认是印刷工人：“印刷工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遗体，恰如表面已经破损、金字已经剥落的旧书封皮一样，为了成为虫食而躺在那里。可是，他的遗业是不会消失的。正如他所相信的那样，一定会由于作者的校订、改正，再次以新的形式，更加美丽的姿态出现。”
这是他22岁时写下的，自然，他去世后，人们并没有采用这段文字。
德国著名剧作家费希特的墓志铭如同他的剧本一样精彩，墓碑上不多不少整整两个字：“剧终”。
虽死犹生
雨果的遗嘱
……
我即将闭上我世俗的双眼，但是我心灵上的眼睛将永远睁着，而且比任何时候睁得更大。我无需任何教堂为我祷告。我只请求为普天下的灵魂祈祷。
两年后，雨果又追加说：
我把5万法郎赠给穷人。我希望用穷人的柩车把我送进公墓。我无需任何教堂为我祷告，只求为普天下的灵魂祈祷。我相信上帝。
小仲马的遗嘱
……
我绝对希望，人们在埋葬我时，不要举行任何宗教仪式，我也希望，在我的墓前不要有任何人发表演说，我也请求，科学院不要为我举行表示尊敬的军队仪式，这样一来，我的死只会给那些愿意感到不安的人带来不安。
我希望把我埋在佩尔拉舍兹公墓，墓穴分成两部分，好让仲马夫人将来——越迟越好——能和我一道安眠在这里，我希望，我死后，能给我穿上那件带红边的麻布衬衫和那件单色的工作服。脚就让它们光着……
斯特林堡的遗嘱
我的尸体不能解剖，不能瞻仰，只能让亲友看。不准在面部用石膏拓像，不许拍照。我希望，在早晨8点钟避开好奇的人群，把尸体运往墓地。不能在殡仪馆里举行仪式，更不能在教堂举行。我愿在新教堂墓地上安息，但不能埋在名利场上的富人中间。在安葬时不准奏乐，不准唱歌或发表讲话，牧师只能照教本上说的办。（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文学史上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
敌手的礼赞
莎士比亚死后，有人写过一道《挽莎士比亚》：“著名的斯宾塞，你靠博学的乔叟躺过去一点，给莎士比亚在你们三重的陵墓里腾出个铺位。”莎士比亚的朋友和剧坛敌手本·琼孙对此诗所给予的评价很不以为然，他在《题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遗著，纪念我敬爱的作者》一诗中与道：“我的莎土比亚，起来吧；我不想安置你在乔叟、斯宾塞身边，卜蒙也不必躺开一点儿，给你腾出个铺位：你是不需要陵墓的一个纪念碑，你还是活着的，只要你的书还在，只要我们会读书，会说出好歹。
……
得意吧，我的不列颠，你拿得出一个人
他可以折服欧罗巴全部的戏文。
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时间已经证明，这的确是真知灼见。
自信
19世纪英国诗人济慈，幼年就成为孤儿，一生贫困，备受文艺批评家抨击，恋爱失败，身染痨病，26岁即告别人世。济慈一生虽潦倒不堪，却不受环境的支配。他在少年时代读到斯宾塞的 《仙后》之后，就肯定自己也注定要成为诗人。济慈一生都致力于这个最大的目标，他生前曾说：“我想我死后可以跻身于英国诗人之列。”历史不折不扣地印证了他的自信。
站在坟墓里的人
英国大文豪约翰生死了也屹立不倒，他是唯一站在西敏寺地下的人。
在他死前数年，约翰生在西敏寺选了一块自己死后埋葬的地点。但在他死后，大家才发现那块地早有人占据。不过有两个坟墓之间还有一点狭小空间。于是便把约翰生站着埋进地下。
抱憾终身
1928年，哈代病逝。遵照他生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要安葬在自己的故乡，英格兰南部的多塞特郡。但是由于他对英国文学的杰出贡献，人们决定把他葬在举世闻名的伦敦“诗人角”——威斯敏斯特教堂。因为这里是“英国诗歌之父”乔叟、著名诗人约翰逊、布朗宁、小说家狄更斯等文豪长眠之地。最后经过讨论，决定把哈代的心脏留在故乡。不料在他的遗体运往伦敦后，那颗尚未葬入土的心脏竟然不翼而飞，而负责看守心脏的农夫则清楚地记得把它放在窗台上。后来，人们终于发现窗台上已经空空如也的盘子旁边，蹲伏着一只吃得饱饱的猫。多塞特郡的农民怀着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将这只猫也一起葬入哈代的棺木里。
与君主齐名的作家
1884年5月24日，享年82岁的雨果与世长辞的噩耗传到参众两院，两院马上休会表示哀悼。并作出决定，为了雨果，制宪会议以前所规定的先贤祠的用途又重新生效。并在先贤祠的三角楣上刻上“伟大的人物，祖国向你们致敬”。雨果的遗体先在凯旋门下受人瞻仰，然后再送到先贤祠安葬。5月31日晚上，巴黎这座巨大城市的所有市民通夜为雨果守灵。人们从协和广场一轩走到灵台的200米处，充满了把死者视为神的敬仰之情。12个法国年轻诗人组成一支仪仗队。凯旋门四周，大街上，房子里，到处有人吟诵雨果的诗。规模隆重的送殡队伍护送着雨果从明星广场来到先贤祠，200万法国人跟在柩车后面。大街两旁竖起了许多木杆，杆端悬挂着的牌子上写着：《悲惨世界》、《秋叶集》、《沉思集》、《九三年》。大白天点着的路灯罩着黑纱。一个国家将这种只授给君主和军事首脑的崇高荣誉授与一位作家，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平民作家的隆重葬礼
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让一保罗·萨特 （1905—1980）一生留下了约50部体裁多样、风格独特、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的作品。1964年，瑞典皇家学会“因为他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的时代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出乎意料的是，萨特宣布拒绝接受这一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他的理由是：“我一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与官方不甚合作的萨特，去世时却受到了群众的深切悼念。1980年4月19日，巴黎街头出现了法兰西本世纪最为壮观的送葬场面：萨特的灵车在朝拉雪兹神父公菲墓缓缓行进时，数万名巴黎市民自发地汇成了送葬的行列，致使送葬的巨流长时间地滞留在悲痛的人山人海之中。
名作的背后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据作者日记记载，乃是由一棵人们熟视无睹的鞑靼花触发的：189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列夫·托尔斯泰散步回家。“穿过一片刚刚犁过的土田地。一眼望去，除了黑土以外，什么也没有，连一根纪草也看不到，可是在灰土飞扬的灰秃秃的路旁，却长着一棵鞑靼花《牛蒡》。这棵花有3条幼枝。一条已经断了，断枝头上挂着一朵沾了泥的小白花；另一条也折断了，上面沾满了污泥，黑色的残枝显得垂头丧气，十分肮脏；第三条幼枝向旁边直伸出去。虽然也因为蒙上灰尘而黑了，但还活着，中间部分还是红红的”。这使他想起了哈泽·穆拉特。他真想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因为“在这一片田野上，只有它把生命坚持到最后，不管怎样总算坚持下来。”
一朵在别人毫不经意的小花，在托尔斯泰眼里却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含义。以致促使他由此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灵感的这种引发力，正如契诃夫形象地说明的那样：“平时注意观察人，观察生活……那么后来在什么地方散步，例如在雅加达的岸边，脑子里的发条就会忽然咔的一响，一篇小说就此准备好了。”
雪莱的历史名剧《钦契一家》的创作则是由一幅画引起的。雪莱曾看到贝特丽采被囚禁在狱中时艺术家基多为她画的一幅画像。她那庄严而忧郁的神情给雪莱留下深深的印象。他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查阅了有关贝特丽采的历史档案资料，并从这个家庭悲剧的史料中，发现了包含其中的社会意义，一部名剧便随之诞生了。
据说，艾捷尔·伏尼契的名著《牛虻》创作的最初动因也是来自一幅画——她年轻时在卢浮宫里见到的。画面上一个身穿黑衣头戴黑帽的青年倚墙而立，他双唇紧闭，表情略显忧郁。她在写作《牛虻》时，还把这幅肖像画的复制品挂在床头。
果戈理的好几部名作都是从朋友讲的故事中产生的。他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都是在普希金的启发下写出的。
果戈理曾坦率地写信给普希金：“劳驾给个情节吧，随便什么可笑的或者不可笑的，只要是纯粹俄罗斯的笑话就行。”
果戈理的小说《外套》则是在和朋友的笑谈中，听到彼得堡官场上的一个小公务员失落猎枪的笑话以后触发创作灵感而写出的。因为他自己也做过小公务员，有这方面的生活阅历。
苏联作家曼诺夫在《〈夏伯阳〉和〈叛乱〉的写作经过》中曾谈到他是怎样开始写作《夏伯阳》的：“他一边散步，一边杂七杂八地想着，想着，突然一部中篇小说在我的脑子里变得明朗了……这就是我的《夏伯阳》。”
狄更斯的名作《双城记》的创作灵感则是在演剧时获得的。他在《双城记》初版原序（1895年）中谈到《双城记》的创作时说：“我最初想到这故事的主要意思，是我正在跟我的儿女们和朋友们表演威尔奇·柯林斯（1824～1889年，英国小说家）先生的剧本《冻结的大海》之时。我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