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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以往解释学还只是技巧之学，谈不上哲学。哲学解释学使解释学成为哲学，一个关键之处就是并不把解释看成人的一种活动，而是当成人的生存状态。
哲学解释学认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在不断地对周围的世界进行理解和解释，这样才形成了我们的意识。解释就不只是当我们看不懂某段话时所进行的活动了。我们说话、读书、对社会、自我的认识，以及内心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在进行理解。而且我们所有的行为也都包含着对事物的某种理解和解释，这就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这些思想其实在海德格尔那时就已经有了。伽达默尔把它们进行系统总结，并且把其中的一些原理应用到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这样就形成了哲学解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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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对话中的真理
本来伽达默尔想把他的这本巨著叫作《哲学解释学》，可当他把书稿交给出版商时，出版商问他：“什么是哲学解释学？”鉴于哲学解释学还不为人所知，所以伽达默尔就把它改成了《真理与方法》这个朴素的名字。
要知道伽达默尔在60岁才创立了哲学解释学，真可谓是大器晚成。所幸的是他的生命很长，有足够的时间酝酿和发展他的学说。其实哲学解释学只是他思想的一部分。他还是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专家，并且是个古典语文学家。
当代思想家中他是最具有古典气质的一位。他自己说“我只读两千年前的书”。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谈。可他很多思想确实是对古代经典的解读中阐发出来的。他的研究涉及美学、历史、文学、思想史等各方面的问题，对人文科学各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真理与方法》就像是人文科学的百科全书，被誉为为整个人文科学研究打下了哲学基础。
伽达默尔的父亲是个药物化学家，对文科方面的东西毫无兴趣，所以从伽达默尔的童年时代起就试图用各种方法引起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可惜伽达默尔一开始学习就表现出对文科的偏爱，以至于父亲抱怨说他的儿子长大后将与“空谈的教授们”站在一起。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他先后在德国的弗莱堡大学、马堡大学、莱比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崩溃之后还出任过莱比锡大学的校长，领导了充满艰辛的大学重建的任务。退休之后又到处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还多次到过美国。他和20世纪许多著名人物都有过交往，可谓交际广泛、经历丰富。
伽达默尔一生都在不断地和别人对话交流，和自己的学生、同事，和各种职业、性格的人，和不同国度、不同思想流派的人。他不仅和同时代的人交流，还在思想中和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交流。显然柏拉图笔下那个终日找别人谈话，探讨哲学问题的苏格拉底的形象影响了他。
他的哲学解释学因此非常强调对话交流，认为人们只有在自由开放的对话中才能获得真理。真理不是现成的，也不是由哪个权威掌握着，而是需要人们共同探索，在相互质疑、辩驳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伽达默尔本人也不断地和同时代的思想家进行争论，如解构主义的德里达、批判理论的代表哈贝马斯、客观主义解释学的代表赫施、贝蒂等等。正是在这种争论中，他不断完善和发展了哲学解释学。
当然伽达默尔追求的“真理”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而是人文科学的真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只有科学中才存在真理。实际上哲学本来的意思就是“爱智”，“爱智”是对智慧的追求，可不是什么科学。你对人生问题，如爱情、死亡、理想等等的看法并不是科学所能够证明的。但是不是对这些问题只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无所谓真理不真理呢？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当然能够发现真理，只要你愿意对话。
《真理与方法》中的“方法”指的是科学技术的方法。通过方法我们可以把握事物的变化规律，并且制造出各种人工产品。
在伽达默尔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被科学技术统治的时代。我们不仅用科学技术控制自然，而且对人也采取技术化的管理。这就造成了人的异化。
但科学技术并不能解决关于我们人生的根本问题。如人类用科学方法可以制造导弹、原子弹，但不能给人类制造和平。科学技术也可以为我们带给各种物质产品———电脑、手机、汽车等，可不能带给我们幸福。
所以关于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就不能通过科学方法找到答案，而只能通过人与人之间广泛的对话达成共识。
在当代的国际政治中我们不也在强调通过对话解决各种问题吗？不仅国际政治是如此，我们个人生活也是如此。伽达默尔启示我们，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别人进行对话交流，只有在与别人的对话交流中我们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眼野、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从而寻找到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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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科学的＝可错的
在牛顿以后200多年的时间里，“科学”成为了“真理”的代名词。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能告诉我们一些“真”的东西。科学家的活动，也就是一种能够获得真理的活动。
然而，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英国哲学家却扭转了人们的看法。他说，“科学”之所以是“科学”，不是因为这些知识是真的、对的，而恰恰在于它们可能会是错误的。一个有可能被否定的命题，才能称得上是“科学的命题”。这个人叫卡尔。波普。
波普生于1902年。在一战后狂暴的维也纳，他度过了他的童年。16岁时，他离开学校，到维也纳大学旁听讲座。在那段日子里，他学习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接触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注意到，对待自己的理论，爱因斯坦总是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而弗洛伊德却不是这样。
1922年，他被维也纳大学录取，并在6年之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0年代晚期，他开始与维也纳学派有所往来。但是最终他却成为了维也纳学派“公开的反对者”。因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科学是真的，它可以被经验所证实；知识都应该像科学的知识那样确凿，语言都应该像科学的语言那样精确。
但是波普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因为在他看来，“我们一无所知———这是第一点。我们应该非常谦逊———这是第二点。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应声称知道———这是第三点。”
他特别不同意维也纳学派那帮人说，“科学的东西，就是可以由经验所检验并且能够得到证实的东西”。波普认为，科学的东西当然得接受经验的检验，但是即使有了经验事实来证明某一个命题，也不能说这个命题就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让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当你观察到一只天鹅是白的，就能够证明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吗？不能！但是，即使你观察到很多只白天鹅，你就能够证明了吗？也不能！因为谁知道你遇到的下一只天鹅是不是白的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我们举了很多的正面证据也不能“证实”这个命题，但我们只需要一个反面的例子（一只黑天鹅）就可以“证伪”这个命题！这就是波普的“证伪主义”思想！一个命题是科学的命题，不在于它能被证实（因为它根本没法被完全证实），而在于它能被证伪。
知道自己可能会是错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反倒是那些宣称自己“不可能出错”的东西，恰恰不是“科学”而只是些“神话”。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适用于社会。波普觉得，社会的发展也是不确定的，也是可能会出错的。而像法西斯那样的极权者才会认为自己掌握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然后耀武扬威地发号施令，肆意剥夺别人的生命和权利！
波普痛恨法西斯，因为纳粹逼迫他从1937年就离开家园，一直在异乡漂泊。他叶落归根之处，并不是维也纳，而是千里之外的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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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罗尔斯：正义的制度
2002年11月24日，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罗尔斯因病不幸逝世，享年81岁。在美国，有一种传言说，自二战以来，美国产生了3位最伟大的哲学家，其中有两位是毫无疑问的：一位是逻辑学家奎因，另一位则是这位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至于第三位，对不起，一直争论不休呢！
回头看罗尔斯的一生，似乎幸运女神一直很眷顾他———
在他年幼时曾生过一场大病，家里人不许罗尔斯的弟弟博比进入他的房间，可博比为了陪他玩，几次还是进去了。结果不久，两人都发了高烧躺在了床上。最初，医生误诊了孩子们的病情，直到过了很长时间才确诊他们患了白喉。但这一切对博比来说太迟了。博比的死，深深震撼了约翰。罗尔斯的心灵。他的母亲就觉得，正是这件事，成为后来罗尔斯口吃的一个原因。
1943年，罗尔斯参加了“二战”。他被派往太平洋战场，当了一名通信侦察兵。有一次，当他们侦察组侦察敌军位置时，差点遭到日军伏击。只是因为敌人枪过早响了，才使他们幸免于难。战争快结束时，罗尔斯放弃了升任军官的机会，他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块当兵的料。
为了完成自己的巨著《正义论》，罗尔斯带着200页打印稿，来到了斯坦福大学的高级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不断增加替换、进行修订。但是到了1970年的4月初，研究中心主任一早给他打来一个电话，告诉了他一个可怕的消息：夜里几颗燃烧弹在研究中心爆炸，主任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