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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心境的撩拨下，夏皮罗很快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主任发去一封请求信，信中除透露了部分他新得到的线索外，再三希望吴新智先生能设法促成他的中国之行；同时还强调说，他此次来中国寻找“北京人”，不管结果如何，所有费用全由他自己掏腰包，无需中方承担分文。
这样，中国方面终于促成了夏皮罗的中国之行，还为他的到来做好了周密的安排。
1980年9月18日下午，夏皮罗只得怀着遗憾的心情，与女儿一起，在中国青年古人类学家董兴仁的陪同下，踏上了由北京开往天津的列车。
第二天一早，在黑延易馆长以及中国古人类学家黄维龙的协助下，夏皮罗开始了自己的寻找计划。几经查访，他们首先找到了原美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兵营旧址。来到兵营旧址后，夏皮罗第一件事就是从包里掏出那张原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6号楼的照片，然后，他一边拿着照片查看，一边与实地对照。经过反复核实，夏皮罗最后确认，这个地点与照片上的地点完全吻合。
但非常可惜的是，这座当年曾经热闹非凡、不可一世的美军陆战队兵营，现已改为了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昔日美国军人荷枪实弹、耀武扬威的踪影不见了，如今留下的尽是校园内中国少男少女们的纯真与欢笑。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尽管原来美军陆战队兵营的建筑物大多保存了下来，但从夏皮罗手中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曾经存放过“北京人”化石的第6号楼，偏偏不见了踪影。
他们找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的有关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告诉夏皮罗说：“第6号楼已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倒塌，废墟已被清除并改成了现在的操场。”
夏皮罗急忙问道：“地震前你们是否见到过6号楼地下室铺设的地板？”因为那位老陆战队员告诉他说，箱子是埋藏在地下室的木板下面，所以只有先找到木板，才可能找到箱子。
那位负责人说：地震前，他们没有发现过6号楼地下室铺有地板；地震后清理废墟时，也同样没有发现地下室有异常现象，更没有见到过所谓的军用木箱。这一回答使夏皮罗几乎陷入绝境。但性格倔强的他在原地看了看，接着又用脚蹭了蹭身边的地皮，然后指着操场的一角说：“能否在这儿挖个坑看一看？”
“可以。”对方回答说。
很快，卫生学校有关人士找来几把铁锹，又叫来一些学生，不一会儿便挖出一个坑来。夏皮罗看了看，然后自己亲自跳进坑里，用手在坑的底部和四壁反复抠了又抠，直到实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痕迹，这才叹息一声，从坑里艰难地爬了出来。之后，在黑延易馆长和黄维龙的引导下，夏皮罗又访问了卫生学校的另一人士，这位人士想了想告诉他说，其实在卫生学校搬进这个大院前，就有好几个单位先后占用过该院和6号楼了。因此，在卫生学校进驻该院之前，这6号楼地下室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有没有地板，地板下到底是否埋藏有木箱，他们并不知道。
夏皮罗听了这一情况后，绝望的脸上又露出喜色。于是怀揣着一线希望，他们又找到了几家先于卫生学校占住该院或该楼的单位，经过几番询问，得到的回答同样是：第6号楼地下室没见过铺有木板，也未发现过什么箱子。
但颇有经验的夏皮罗并不肯就此中止寻找的脚步，他指着旁边的第7号楼说：“这7号楼的建筑规模和形式与6号楼完全相同，我们不妨去看看7号楼的情况，说不定从7号楼里我们能看出一点什么。”
馆长和黄维龙觉得夏皮罗言之有理，便又来到了7号楼。进了地下室后，他们便分头对各处进行仔细辨别观察。按理说，如果7号楼地下室曾经铺设过木板，那么6号楼地下室也就理所当然地铺设过同样规模和形式的木板。可惜的是，他们经过反复查看，并没发现一块小小的木板。
但一个极为细小的细节却引起了夏皮罗的注意，即：地下室的水泥地面要比门框略为低一点。于是夏皮罗再次蹲下身，又用手在那儿摸索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19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即1999年9月19日，我们来到了天津，在黄维龙先生的引导下，走进了7号楼的地下室，只见赤身裸背的民工们正躺在那儿酣然大睡。经仔细查看，我们发现地下室的水泥地与门框交接处，确实略低点。那么这儿原来是否确实曾经有过地板，后来被人撤除后改成了水泥地呢？”）
从7号楼地下室出来的夏皮罗依然没有死心，他拿出一些相关的资料看了看后，指了指对面一栋楼房问道：“过去那儿是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时常出没的一个妓院？”经过就近一番询问，确实是如此。夏皮罗便提议说，再到那儿找找看。于是他们又到对面的楼群里转了一圈，还是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有些垂头丧气的夏皮罗只好重新回到原美军天津兵营大院的旧址上。那个秋日的下午，这位年近七旬的美国老人站在那儿，反复地看着手中的照片，留恋地望着四周，似有颇多感慨，却又无从说起。很久很久，他才转过身来，以沉痛而又遗憾的心情对黄维龙等陪同说道：“‘北京人’化石没在这里找到，看来美国提供的地下室有木地板这一线索并不准确，我本人为此甚感遗憾。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死心，也许‘北京人’化石就深埋在这个操场下面的某个角落里而一直未被发现。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争取再来一次天津，到时我想法把美国最先进的探测仪器带来，和中国的朋友们一道对这个操场的地下作一全面探查，彻底弄个水落石出，也许我会重新找到新的线索！”
说罢，夏皮罗转过身去。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女儿发现，父亲的眼里满含着泪水。
夏皮罗离开天津回到北京后，又对相关的人士和相关的地方作了一番寻访，依然没有结果。最后，他特意去了一趟周口店。那天，他站在周口店当年裴文中发掘第一个头盖骨的地方，深有感慨地对中国同行们说道：“人类的历史真是有趣极了，半个多世纪前‘北京人’好不容易在这儿被寻找到了，没想到一场罪恶的战争又给搞得下落不明。也许，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没完没了的寻找史。等着吧，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还会来中国寻找的！”
可惜的是，带着一腔遗憾回到美国的夏皮罗，直至1989年离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领土。
饮憾而去的，不单单是美国的夏皮罗，还有中国的史前考古大师、“北京人”头盖骨的第一个发现者裴文中。
1982年9月18日，裴文中静静地躺在了北京海军医院的一张病床上。
这是大师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里，大师似乎什么也不牵挂，惟一牵挂的，便是“北京人”。
“文革”中，由于裴文中已是年过花甲之人了，生活上的突变，精神上的折磨，再加上肉体上的迫害，使得本来身体强壮的老人变得极度虚弱。可在1970年，尚未得到解放的他竟然拖着病躯，跋山涉水，赴往鄂西考察巨猿。粉碎“四人帮”后，裴文中迎来了又一个科学的春天。刚一获得解放，他便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忧愁烦恼、恩怨是非统统忘于脑后，而抓紧生命中最后不多的时间，积极投身于对古人类文明的寻找与探索之中。1978年，他与青年人一起前往河北省阳原县的泥河湾参加挖掘工作。在那里，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要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这话，后来成了好多老科学家的座右铭。
1979年，裴文中出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这时的他虽已年迈，却仍不改年轻时的习惯，星期天也常去馆里转悠，或替观众“排忧解难”，或与有关人员一起制定博物馆的发展规划，帮助解决具体疑难问题。这年，适逢“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50周年。从12月7日至12日，中国科学院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学术讨论会，又一次隆重纪念他在50年前的这一震惊中外的伟大发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尹赞勋分别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和闭幕式上致词。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还亲临会场并讲了话。已是老态龙钟、白发苍苍的裴文中，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并发表了他和学生张森水一起刚刚完成的关于“北京人”石器再研究的重要论文。
由于裴文中是中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并开创和推动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因而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尊敬和推崇。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推选他为荣誉常务理事。之后，他又被当选为国际第四纪联合会荣誉委员。这是他继1957年被授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荣誉会员后，为自己和自己的祖国赢得的又一崇高的荣誉。
可是，随着年岁的增大和工作的繁忙，裴文中的身体日渐衰弱下来。
1980年2月，他因脚趾头突然疼痛，住进了阜外医院。经医生检查，他患了下肢血栓。这是一种较危险的病，可他并不在意，经中药治疗了两个月，便出院了。
出院不久，他由学生陪着，便去了内蒙古考察。
1980年9月，即刚从内蒙古回来不久，他又东渡日本讲学。
就在这次日本讲学期间，百忙之中的他还对“北京人”的下落情况进行了寻访，并听说了一点有关“北京人”的线索。从日本回国后，他便给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了一封信，请他们资助他寻找“北京人”化石。这封信的大意是：1980年9月我在日本听日本人讲，在美国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仓库里发现的两个木头箱子，很像是中国的胡承志装的那两个箱子。希望你们资助我去看一看。我今年已经77岁了，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找到这“北京人”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