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笔者：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
胡承志：这个人叫吉延卿，是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人无法将大木箱从三楼抬到一楼去。
笔者：吉延卿这人现在还在吗？
胡承志：早不在了，大概在1945年前就生病死了。
笔者：请您详细谈谈装箱的具体情况好吗？
胡承志：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装箱。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120厘米长，70厘米高，30厘米宽；大的为13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们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后，给每一件化石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包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吸水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紧紧裹住，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这些化石包好后，我们才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装入一些四方形的小木盒，并用吸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至于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最容易遗失，所以我们就用小纸盒来装。这些小纸盒内填有棉花，上面压有玻璃，玻璃上贴有镶着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装好后，先放入小木箱，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ＣＡＳＥ1”和“ＣＡＳＥ2”的字样。
笔者：对不起，我们英语不行，ＣＡＳＥ这几句英文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标记还是一种暗示？
胡承志：ＣＡＳＥ就是箱子的意思。
笔者：您们装完这两个箱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胡承志：大约2个多小时。
笔者：2个多小时？怎么会这么快？
胡承志：因为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即1937年的6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化石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北京人”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当时装箱使用的那两个箱子，就是这次使用的这两个箱子。这两个箱子是当初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又将这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但不久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在了协和医院Ｂ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笔者：原来“北京人”化石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
胡承志：是的，正因为我装过一次箱，所以第二次装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情了。
笔者：“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胡承志：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笔者：您可以肯定，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
胡承志：当然可以肯定。
笔者：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
胡承志：两个箱子我并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
笔者：（大惊）没交给博文，那您交给谁了？
胡承志：博文的秘书。
笔者：秘书？男的女的？
胡承志：女的。她说博文交待过，她知道这事。
笔者：叫什么名字？
胡承志：记不清了。
笔者：您交给这个秘书时，办公室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胡承志：还有两个秘书。
笔者：这两个秘书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胡承志：也不知道。
笔者：那么您将箱子交给秘书时，有没有签个字什么的呢？
胡承志：没有。
笔者：这么重要的事情，您为什么不亲自交到博文手上呢？
胡承志：我送箱子去博文办公室时，博文不在。再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北京人”化石后来会丢失，所以也就没想那么多，也没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反正让我装箱，我就装箱；让我送去，我送去就行了。不过，装完箱后，我把两个箱子里装的所有化石都记了一份清单，并在清单上写上Ａ和Ｂ两个字，然后将这份清单交到了裴文中手上。
笔者：后来呢？
胡承志：听说博文就将这两个箱子转移到了协和医学院Ｆ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协和医学院的保险库是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即使是失火了，也不会受到损伤。协和医学院所有的重要档案历来都存放在里面。笔者：箱子从博文办公室转移到保险库时，是您和博文一起干的吗？
胡承志：不是。博文转移化石时，我根本就不在现场。
笔者：既然您不在现场，凭什么说两个箱子就一定是转移到了保险库呢？
胡承志：我是听人说的。
笔者：听谁说的？
胡承志：听裴文中说的。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我见到了裴文中，他告诉我说，他碰到了王锡炽（笔者注：王锡炽为协和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院长），王锡炽对他说，博文到办公室看见两个箱子后，当天就将那两个箱子亲自押送到了Ｆ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两个箱子在那儿只呆了一夜，就又送走了。到底送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估计是送到美国公使馆去了。
笔者：既然您是听裴文中说的，而裴文中又是听王锡炽说的，那么用什么来证明，博文确实是把两个箱子从他的办公室押送到了保险库呢？博文有没有可能将箱子弄到别的地方去了呢？
胡承志：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还有一个人用小车帮博文将两个箱子推到保险库的。
笔者：怎么还有一个人？这个帮着推箱子的人是谁？
胡承志：这个人叫常文学。
笔者：常文学是干什么的？
胡承志：博文办公室的勤杂工。
笔者：说常文学帮着推了箱子，其根据是什么呢？
胡承志：一个根据是博文说的。第二个根据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因为“北京人”的事，常文学被日本宪兵给抓去了。在日本宪兵审问常文学的过程中，常文学自己也承认确实帮着博文推过箱子。
笔者：后来的人们都说，箱子在地下室放了一夜后，第二天博文就把箱子送到美国公使馆了。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
胡承志：我当时也是听裴文中说的。后来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后，我又听说博文被日本宪兵抓去审问时，也是这么讲的。
笔者：问题是，有谁来证明博文是这么讲的？又有谁来证明博文的这个说法就一定是事实？
胡承志：因为当时与博文同时受审的还有美国公使馆的人，他们知道博文是怎么说的。
笔者：您的意思是说美国公使馆的人也被日本人抓起来了？
胡承志：是这样。
笔者：但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资料来看，中外有关人士没有任何人谈到美国公使馆人员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的事。而且，根据我们的理解，一般来说日本人也不太可能抓美国公使馆的人。不知您的这一说法的根据是什么？
胡承志：我也是听说的。
笔者：那么后来博文从日本宪兵队放出来后，你们问过博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胡承志：我是在1947年才出差到北平的，并未见到博文。
笔者：那就是说，你并没有从博文那里问过“北京人”的下落情况。那么别的人又问没问过博文呢？比如裴文中，杨钟健等人。如果问了，是什么情况？若是没问，为什么又不问呢？因为“北京人”到底交没交给美国公使馆，只有博文和胡顿院长知道。
胡承志：我不知道他们问没问过博文。
笔者：那么究竟有没有谁证明过那两个箱子确实是送到了美国公使馆，并和美国公使馆相关人员办了一些相关的手续？
胡承志：不知道。
笔者：后来呢？
胡承志：后来？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就逃走了。
笔者：您逃走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安全考虑呢，还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
胡承志：主要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其实，日本人还没打进北平时，也就是说，我还在装箱的时候，就想着要逃走了。
笔者：为什么您在那个时候就会想到要逃走呢？
胡承志：因为“北京人”只要一装箱，准出漏子。你们想想看，这“北京人”一装箱，就意味着要运走。如果真正运到了美国，日本人打进北平后，找不着“北京人”，又知道是我装的箱，肯定要找我的麻烦。
要是“北京人”没有运到美国，途中被人弄走了，或者搞丢了，不光日本人要找我，美国人也同样会找我，我怎么说得清楚。所以我只有一走了之，先逃过日本人这一关。
笔者：（听到这儿，笔者深为胡承志先生的精明而感到惊讶。因为在所有与“北京人”有关的人员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对“北京人”装箱后的命运和结局具有如此高明、准确的洞察和预测）您逃走后，又跑到哪儿去了呢？
胡承志：跑到南京去了。在那儿每天提心吊胆地躲了整整三年。
笔者：在这三年中，为什么日本人要找的人全都找到了，单单就没找着您呢？
胡承志：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自从我将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亲自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办公室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北京人”化石。而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情况，我就更不知道了。而且，恐怕也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