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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荒诞性。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是无规律、无理性的，人的追求是明晰的、理性的，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冲突中人的处境是荒诞的。
但是，存在主义者的贡献并不在于发现了荒诞的存在，而在于面对荒诞挑战、生活，在反抗中体现人的价值。看来，存在主义者决意要以自我的有意识反抗世界的无意识，在反抗中进行抉择，但抉择的下面潜藏着一种悲剧心态，即选择事实上的不可能，个人无力改变整个世界的无序性。非理性主义思潮渴求着另一种更坚实，更明晰的存在，却明白非理性更是世界的本质。可见，存在主义理论本身是有着许多理论矛盾的，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得存在主义的荒诞主题得以突出，从而深深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
荒诞派戏剧以悖论的形式突出了荒诞主题：在无意义上寻求意义，但意义本身就是无意义，因此寻求本身就是意义，但寻求又无结果，更显出了存在的虚无，却又不得不面对荒诞、正视荒诞而这正是存在的意义。从这里开始，荒诞成了一种普遍化、抽象化的人类状况。在艺术上，荒诞派戏剧为荒诞主题找到了一个荒诞的形式：用非理性的、放弃了理性推理的、非逻辑的手段来展示人的处境的毫无意义，荒诞的形式便是荒诞的内容。在接受上，他们利用观众的理性和舞台的非理性产生间离效果，在观照舞台时反思，在反思自身时感受荒诞。例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剧情写两人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两人无聊之极，随口扯些不着边际、毫无意义的话，说戈多明天来。可一个接一个明天过去了，戈多还没有来，而那两个人还在等待，继续做些无聊的动作，说些毫无意义的话，或许，事实上的戈多本身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等待。这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联系其哲学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内涵。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无意义的等待，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所得到的又是毫无结果的无意义。中国作家高行健的《车站》明显受到这出戏的影响。它讲述了一群人在车站等车的情形。车一辆接一辆驶过车站，可就是没有一辆停下来。可高行健对之改造的结果是，有些人在此继续等待，有些人却拔脚前行，不再作毫无希望的苦守。这体现出中酉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贝克特等人着重探讨的是存在本身，他们过于注重个人，把个人与世界相割裂。可高行健则以东方人的思维，追寻的是社会层面上的个人价值，并不割裂个人与世界的联系，以一种综合的眼光看到了个人对世界的适应性，在适应中实现自我，与西方在对抗中体现自我的方式截然不同。
新小说派与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同时出现，它没有强烈的介入意识，以什么都没有表达为特点。但是，在无意义、不规则的形式背后，隐含着对荒诞存在的认可，是对过去的怀疑和反叛。他们认为传统的文学形式产生于稳定缓慢的时代，不再适合变化激烈、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它们不再追寻小说的情节化和完整性，因为这属于过去社会的特点：个人的行动是可感可知，有恒定的心理线索和社会规范。在现代社会，人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是不完整的，因此，他们的小说虽然精细烦琐，比自然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描写杂乱无章，飘忽模糊，捉摸不定，在无序的现象和频繁变化的叙述人变化中，表达了荒诞的形式与宿命的无奈，马原的艺术观深受其影响。他认为：“生活不是逻辑的，但是其间很有些很逻辑的断片；存在不是逻辑的，有些局部存在又似乎证实着逻辑学的某些定义。我于是不喜欢逻辑同时不喜欢反逻辑，我的方法就是偶尔逻辑局部逻辑大势不逻辑。“《错误》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讲两个小孩出生了，但不知生父为谁，于是发生误解，最后冰销释然，他在此玩弄的是一种语言游戏，犹如玩玻璃弹子一般，在简单的深沉中造成世界的奇异与不可知。《虚构》讲一个名叫马原的汉人闯入一个全是麻疯病人的藏民村庄玛曲村的经历。没说明也没表现，没有结构也没人物，在此前后是什么并不重要。他的目的是以纯形式来昭示内容的虚无，并传达出现实的荒诞。这一切均需读者去细心体验、参与、发现，在与作者的共同创造中诠释作品及世界的本来面目”。
新写实小说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存在主义哲学为其观照现实人生和历史生活提供了理论基础，黑色幽默小说，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在中国的流播，为其在艺术上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范本。大多数新写实小说都把人物放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考察他的生存状态，并运用一定艺术形式予以强化，进而达到一种对群体生存状态观照的效果，有时如果形式运用成功，则会达到某种形而上的思考。
池莉的《烦恼人生》反映了一普通工人人到中年后被现世所拖累的窘态。小说着意表现的不是印家厚的人生信念，而是他在家庭、工厂、社会多种冲突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印家厚对待生存的各种艰涩尽管也是不无遗憾，但对遗憾的境遇他不是用信念和理想去改变和完善它，而是认同与等待。“网”成了现世的生存环境，而“梦”则是他的人生态度。在《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等作品中，池莉虽然写出了群体艰难的生存环境和无奈的人生态度，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对此的肯定，甚至欣赏。方方《风景》中七哥的追求更是让人掬泪。小说反映了居住在武汉一角的狭小、阴暗、潮湿的河南棚子户。他们生存境况极糟，有如猪狗一般，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进行了选择。七哥为改变自身卑微的命运，实现他跻身上层社会的梦想，居然跟一个比他大八岁、永无生殖力的高干女儿“联姻”，还说是满足了双方的需要，后来他终于如愿以偿，但同时也付出了人格的尊严。这些形象无不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对人物生存状况、生存环境的思考，无不受到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
刘震云虽然自称与新写实小说不相干，但评论界仍把他作为这派小说的一个代表。他在表现人物与生存环境关系方面，既长于用细节营造和渲染环境，又把小人物在环境的摆布下无奈，走向顺从的状况写得细致入微。 《单位》中的小林，本来是一位颇有事业心的大学生，但活得特别累，最后抱负没了，天真、热情也丢了，只剩早到的一脸老气。小林要想混上去，混得像个人样，混个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就得从打扫卫生打开水收拾梨皮开始。而入党，则是混上去的必要条件。假如小林反抗单位这种模式对他的改造，不打水扫地，不去讨好管他入党的女老乔，不擦掉局长家便缸上的尿渍，他就升不了职，分不到独单元的房间，也就得和妻子一块日复一日闻着令人恶心的厕所倒涌的屎尿味……在单位以外，家庭和社会对小林也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着。《一地鸡毛》描写了这种状况。小说从豆腐、保姆、孩子上幼儿园、妻子调动、班车等琐屑零碎的生存环境中，揭示出对小林以及对那位曾是富有诗意的妻子残酷的磨损和改造。在与环境磨合过程中，小林不再有什么希冀与憧憬，他唯一的渴望是老婆用微波炉给他烤只鸡，喝瓶啤酒。在他人生态度转型的过程中，一是他替个体户卖鸭子，日收入20元，比他在机关里强多了。由此他深刻体会到“大人堆里混”的实在和实惠。二是他替家乡政府送给局长审批一个指示报告，对他来说本是举手之劳，可他却收下了县里送来的价值七八百元的微波炉。由此他悟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
小林从一个有抱负的大学生到最后成为一名庸庸碌碌的市侩官僚，其过程是明显的，显示了在与环境的过程中，个人的选择是不自由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由此，作品反映出了荒诞的存在事实。小林要干一番事业，却被单位复杂的人际关系搅得心灰意冷；小林想平平淡淡地生活，却被社会的民俗塑成了庸碌之辈。没有理想，没有认真，所剩的唯有认同环境，在认同中找到生存方式，把自己消失。在这一类作品中，个人与环境是对立的。没有共同点，也没有相异点，同不是异，异不是同，同即是异，异即是同，人与环境本来就不该分开，这就是命，不用挣扎，这就是生活的原汁原味。
宿命感是对生存状态的一种形而上的观照。在个体生存状态中，个人往往受某种本能愿望驱使，本能得不到满足，社会成为毁灭个体的动因，或者扭曲了个体的心灵。在群体生存状态中，个人的愿望往往是社会的理想赋予的，可是，在理性并不健全的社会的压制之下，个体往往最终与社会的不健全妥协，同流合污。而哲学上的生存思考，则更多地带有某种纯形式倾向，或者离开了具体的社会环境。这种思考，更多地、更深入地对存在主义作了文学诠释，并运用了荒诞派戏剧、新小说的一些艺术形式。
在一些以历史作为观照对象的新写实小说中，这种对生存状态的形而上思考显得尤其突出。因为历史小说可以对某一同质事件作出多次描写，在重复中消磨了历史事件的真象和偶然，从而体现出形式的恒定与永久。个体的生存在这些恒定与永久的形式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荒谬可笑，进而形成一种历史的宿命感。刘震云的《头人》是一次成功的尝试。申村有几位村长，从清末建村起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换了一茬又一茬。虽然争权夺利的场面惊心动魄，可人人都有些小癖好，而这些癖好是受决定他们上下台的上级而产生的。每一次上级癖好的改变，都意味着村长更换的来临。癖好虽小，如爱吃点小鸡小兔什么的，却对村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用民不聊生来说实不过份，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