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埃邮芰四速坏淖ǚ茫崾彼埂鞍素浴币幌拢誓速挥忻挥猩⒆印�
马来西亚03开讲04台庆
2003年7月，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凤凰卫视除了参与会议和全程报道外，还派出一支评论员团队到马来西亚北中南的吉隆坡、新山和槟城三个城市，为华人观众作巡回开讲，谈伊拉克战争，谈非典，谈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期许，也谈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这一活动，是由《南洋商报》和一家咖啡直销企业的基金会共同筹划和资助。
入乡随俗，我们打算穿起当地最有特色的“巴迪”衬衫登台，董嘉耀选了蓝色的，何亮亮绿色，我是红色。后来有一场讲台湾问题，我说，今天台上三种颜色分明，就像分别代表着台湾朝野政党和台海两岸，台下听众也会意地笑了起来。
那两年我们在中国内地的大学作了多次开讲，也到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开讲，发现那里华人的关注点同中国年轻一代基本一致，看法也很相近。他们对中国、对中华民族的感情甚至更加浓烈，对台独、对美国的霸道更加反感。来到“开讲”现场并争相提问的，不仅有当地的学生、学者、中产人士，还有不少华人商界巨子和政界要人。
这也显示了凤凰卫视在东南亚华人中的影响力。为什么短短几年凤凰就有此效果，而其他许多媒体却做不到？其中的原因倒值得好好探究。最叫我意外的，是马来西亚的一些商界老前辈，如杨仲礼夫妇，对我们凤凰的每个主持人都如此熟悉、如此喜爱，就像对待他们自己的子女那样。马来西亚的华文媒体，也对我们的活动作了大篇幅的连续报道。
而2004年凤凰卫视在吉隆坡的八周年台庆活动，更把我们同马来西亚观众进一步连接起来。那年我们过了两次“3·31”台庆，第一次是在北京钓鱼台的芳菲苑里面。那晚，何亮亮在会场内外巡视了一圈说：“前几天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就是在这里开的，中方主持会议的李肇星外长就应该坐在这个位置。”此时此刻的他，仍然是个关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问题的时事评论员。
晚会上，我们评论员的节目是说出自己的梦。和四年前的那次台庆晚会一样，我刚采访报道台湾大选回来。于是我说，在凤凰卫视打工“一个萝卜几个坑”，又忙又累晚上倒头就睡，连做梦的机会都很少。只是近日有了恶梦，那就是那个阿扁在台湾靠着不明不白的两颗子弹，居然又当选连任了，这对台海两岸都不是好事。我真希望当选的是我们的同事胡一虎、谢亚芳，而不是陈水扁、吕秀莲。
出席晚会的嘉宾中，最突出的不是航天员杨立伟，而是他那个八岁大的儿子。而最风光的主持人，则是主持《时事辩论会》程鹤麟。当晚参加辩论的，不是他的那伙老搭档，而是凤凰的四大美女主播，一边两位，连珠炮般地发动进攻，他却逆来顺受，乐在其中。
北京的台庆活动刚结束，台里就通知我们马上准备去吉隆坡，参加另一场台庆活动。原来，马来西亚华人中的凤凰卫视忠实观众，看到我们在北京举办八周年台庆的消息，提出要在吉隆坡再办一场，规模更大。筹备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但对凤凰卫视来说已经够了。
会场选在马来西亚华人李金友先生的金马皇宫。那里早先是露天锡矿留下的大废坑，现在变成人工湖，四周建起旅游度假饭店，举办过APEC会议。李先生还得到政府授权推行一项“银发计划”，吸引各地老年人到马来西亚定居。我听他介绍后颇为动心，半开玩笑说“要不要我为你们做代言人？”
吉隆坡的晚会可以说是凤凰八年来最成功的台庆活动。已卸任的马哈蒂尔不仅到场，上台致词，而且一直看到结束。场内可说是冠盖云集，还有数千民众和大学生。四月初的马来西亚十分闷热，下午彩排时就下了好几场暴雨，晚上居然放晴，老天很是帮忙。刘海若到场，成为晚会的高潮；刘长乐的口琴演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晚会上刘长乐表示，凤凰卫视将在东南亚建立记者站。我和吴小莉一起上台时，就对台下第一排的李金友先生表示歉意，因为我打算申请成为凤凰卫视第一位常驻吉隆坡的记者，恐怕就不能加入他的“银发计划”了。可惜的是，凤凰卫视在东南亚建记者站的事情，至今尚未有眉目，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寄予希望，就像对凤凰卫视终有一天会在台湾落地一样。
车间里的“开讲”
凤凰卫视的广告大客户，有好几家在湖南，在长沙。有一天，我和董嘉耀分别收到十套西装，还有衬衫领带，在桌上堆成小山一般，就是长沙一家服装公司赞助的。我们分了一半给其他几位身材差不多的主持人，有几件我今天上节目时还在穿。
这次到长沙，除了对广告商作节目演示，还要登门拜访几家大客户。这类活动虽然是广告部的安排，但对于我们做新闻和评论的人，也是了解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特别机会，常常有意外的收获。例如，我们发现一家烟草公司的管理班子，竟然都是不抽烟的“娘子军”，而且对品牌的文化内涵格外执著。
“三一重工”是中国民营装备工业的龙头，也是最早在凤凰卫视大手笔投放广告的老客户。他们认为，凤凰卫视最适合做形象广告，尤其是新闻和评论节目。我们知道，就在几天前的“十一”长假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曾到“三一重工”考察，显然是为即将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作调研。在董嘉耀的筹划下，我们就在“三一重工”的车间里面，同企业主管、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时事开讲》，主题是民营企业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角色。
除了拜访企业，我和董嘉耀去了一次韶山。两年前我去过那里，印象是个乱哄哄的大集市；这次则很不一样，看不到几个卖纪念品的摊贩，也找不到几家吃“毛家菜”的小店，路边最醒目的是政治标语。到了毛泽东父母的墓前，有人在烧香，有人在旁边的小树林间练唱，暮色渐起，只剩一个男孩还在那里玩耍，静静的。
两年后的2005年8月，我和曾子墨再次到长沙拜访广告客户。在“三一重工”，我提出采访要求，因为他们是中国上市企业“股权分置”改革中，第一家“股改”方案获得股民大会高票通过的。也就在几天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这里考察过。采访当中，总经理向文波告诉我，“股改”就像是搞选举。后来我在《时事开讲》中播出了他的见解。
与子墨长沙看超女
2005年8月在长沙逗留的时间较长，前后差不多一个星期。我在去长沙的飞机上就盘算，这几天里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可干，一下就想到了“超级女声”。于是，我一见到凤凰卫视派驻长沙的同事，提出能不能去现场“观摩”一场“超女”。他们说应该没有问题，马上就同湖南电视台联系。
曾子墨的航班比我晚半个小时，见面后我问她有没有兴趣去看“超女”，她的反应是先惊后喜：惊的是她没想到我这个老头儿竟然也想去看“超女”，喜的是她自己实在想去看。湖南电视台方面同意了，据说还请示了省外宣办，而我们有幸现场感受的，正是气氛最激烈的“五进三”那场。
一个星期后“超女”决赛，我正在台北，中天电视台的朋友知道我曾去过现场，还专门前来采访，做成新闻片穿插在他们当晚的直播报道中。我说，中央电视台如果有气魄，就应该把“超女”请上春节晚会，因为她们赢得了这么多人发自内心的喜欢。可惜，我的期望过于乐观了。
后来有人说我成了“玉米”，那纯属瞎编误传，唯一的“证据”是我在现场拍了一些“玉米”的照片。曾子墨倒真的成了“凉粉”，决赛那天她动员周围的朋友，用手机短讯给张靓颖投下近千票。九十月间，一天我收到子墨的手机短讯，问我会不会去成都参加张靓颖的演唱会。过了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张靓颖明星后援会”的照片，子墨就在其中。原来如此。
在我看来，子墨本身就是“超女”，也是个“想唱就唱，想做就做”的现代女孩。但在几年的交往中，我又感觉到这个北京女孩仍然有着传统的一面。也许，子墨之所以是子墨，原因就在于此。
在长沙除了看超女，还去了一次歌厅。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相关联的。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歌厅，但长沙的朋友说，要探究超级女声为何出在湖南，湖南卫视又为何如此富有创意，就要去歌厅看看，感受一下当地的草根文化。
此前一个月，我在上海参加解放日报的首届文化论坛，谈了对所谓“通俗文化”的看法。我认为，主流文化从来就是俗文化，不应该一讲到俗文化就斥为“低俗”，当前我们最缺乏的恰恰是好的俗文化，而不是所谓的“高雅文化”。在长沙的那几天，使我更加相信这一点了。
凤凰也选美
2003年11月，凤凰选出了第一届“中华小姐”。决赛那天我在上海出差，从电视上看到上海女孩江欣荣当选的场面。答辩环节中她表示，希望能成为凤凰的评论员，上《时事开讲》。这当然让我很高兴，但她能摘冠还是靠自己的实力。凤凰选美有自己的标准，除了外貌，也注重内涵，选出的一定不是绣花枕头、大花瓶。
决赛前几天，五十名参选女孩聚集到香港，其中哪些人将进入决赛，哪些人遭到淘汰，已经公开宣布。这顿晚宴，就是凤凰的主持人同她们的联欢。一张张美丽的笑脸，有的出于由衷的欣喜，更多的是为遮盖内心的失落，看了叫人为她们心酸。最令人感动的，是落选的女孩彼此告别时的真情流露，那时已不需要任何掩饰了。
主持晚宴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