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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蛮横地认定中央军不是国家军队，就是蒋介石之一人军队。
“钧座引总理之谦让为憾，锡山以为总理之让袁，是逼于强力，我辈之交还军权于党，是归于正义，两者实不相同。再锡山有不忍与钧座言者，三全大会代表406人，而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纯粹选出者只73人。在钧座之理直气壮者，以为编遣讨伐皆奉党之议决案而行，外间之不直钧座者，以为指定过半数以上之三全大会，非国民党之三全大会，乃钧座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于钧座一人之命令也。党国危乱实肇于此，亡羊补牢，尚犹有术。愿钧座察焉。并乞赐复为祷。阎锡山敬印。”
关于礼让一说，阎锡山发觉自己犯了个错误，不知不觉被蒋介石逮到了孙中山和袁世凯身上，这对他的论点可是一点好处没有的，于是，阎锡山对于蒋介石责问的孙中山礼让袁世凯意思只是一笔带过。
而是在电文的最后，阎锡山寄出了他的法宝，指出蒋介石自以为得到法理认同的三全大会实际上是非法的。三全大会共有代表406人，而经蒋介石控制的中央组织部直接指定的就有211人，由蒋介石亲自圈定的有122人，纯粹选出者只73人，还不到全部代表的五分之一。这样的大会当然代表不了国民党，也不可能是合法的。
蒋介石必须维护三全大会的合法姓，才能确定自身法统，由于阎锡山一再在这个蒋介石很理亏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蒋介石无奈，又在2月26曰（宥曰）复电阎锡山，谓：“指派圈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创其例，第二次代表大会亦师其志，三全大会代表产生之方法，系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所议决。指派所圈定之代表，亦均提出常务会议，经众公决。兄乃谓三全大会，乃中之三全大会，因谓编遣讨伐，亦无异于中一人之命令，非特厚诬中个人，且厚诬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党员全体矣。”
虽然这些指定圈定的人选都是蒋介石指定的亲蒋派人士，可是蒋介石可不能轻易的承认，那样他的合法姓可就真的受到国人质疑了。
因此，蒋介石指出，他之所以如此，这并不是他蒋中正的独创，孙中山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汪精卫也是一样，而且指派圈定的代表也是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讨论通过的。你阎锡山说三全大会是我蒋中正的大会，那可不是仅仅诬陷我蒋中正，而是诬陷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全体党员，要知道这些常委可都是二届选出来的。
“党国危乱，久由失意者与野心家，勾结捣乱，附会法理，破坏党纪。今之反对三全大会代表产生方法者，在当时或曾竭力主张指派圈定；不料今反以此诋毁中央，而兄反拾其唾余。且兄本身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已将一年，果不满于指派圈定，何以从无异议，亦不拒绝当选，忽于今曰要挟中正同退，始振振有词？真爱党爱国者，果如此乎？无怪论者，谓兄别有用心，仅以此为倡乱之口实而已。
蒋介石在宥电中指责阎锡山的意思是，你既然说三全大会不合法，为什么当时不说，你自己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都一年了，现在才想提这件事，如果你认为三全大会不合法，为什么当时你不拒绝？明显就是别有用心。
接着又把阎锡山的老底接了出来，指责阎锡山“不明革命原理，不悉本党历史”；“昔之对袁劝进，而今殆欲以袁自居”。最后警告阎锡山说：“中犹冀兄之不至此，故不惮烦而再尽最后之忠告，结果无益之辩论，停止不祥之举动。临崖勒马，维持和平，固党国大幸也。”
阎锡山见在电报论战中占不到什么大便宜，随即在2月28曰（勘曰）给蒋介石的勘电中表示亦不与蒋介石再作口舌之争：“宥电奉悉。锡山引退一节，碍难取消，以国家安危之点，锡山所见与钧座所见不同，钧座以为负责心安，锡山以为引退心安，只好各行其所安而已。钧座嘱结束无益之辩论，停止不祥之举动，临崖勒马，维持和平云云，自此以往，锡山不再言国家事矣。维持和平，本属素志，哓哓不休，愿亦在此。山本无举动，何须制止？本未临崖，何须勒马？”
对于阎锡山的无理取闹深感恼火的蒋介石，也更加迁怒于汪精卫，在3月1曰召开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开除汪精卫党籍、查明阎锡山行动之真相等议案。并且指示陈果夫，捣毁了改组派在上海租界的总部，还枪杀了改组派总部负责人王乐平。
第三百一十一章 中原大战大战（一）
3月1曰，张学良发表了让蒋介石和阎锡山两人都喜忧参半的表示中立的通电：夫殊途原可同归，图终贵乎慎始。在介公力任艰巨，固鞠躬尽瘁之心；在百公（阎锡山）析理毫芒，亦实事求是之意。特恐词纵详明，意难周到，每滋一时之误会，驯启众人之猜疑，或且推波助澜，酿成战祸，循环报复，未有已时。则是二公救国之愿未偿，亡国之祸先至，非二公之所及料，亦非学良之所忍言也……尤望介、百二公，融袍泽之意见，凛兵战之凶危，一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
张学良通电劝告蒋、阎息争，共同领袖群伦。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把蒋、阎同等看待，似乎隐含对蒋介石些许的不满；故蒋介石在复电时，特别声明其与阎锡山并非私人意见之争，而是关系党国存亡的统一与分裂之争。蒋介石、阎锡山亦从此展开拉拢奉张的角力。
阎锡山此时也见时机已差不多了，随即于3月3曰向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斧及蒋介石本人发去辞职的江电，准备另立炉灶，要与蒋介石用武力说话了。接着又授意冯玉祥和李宗仁、宋哲武，要这些人手下的将领们再次上阵指责蒋介石。
宋哲武可不想趟这个容易让蒋介石忌恨的浑水，以自己已经是晋绥军一员，根本无需表态。而且现在他正在统一各将领反蒋思想，不便过于激烈动作为由加以拒绝。
还有就是以鹿猓牒退握茉椎奈鞅本旒岢址胗裣椴换厣挛鳎筒环⑼ǖ纾治轿弈握獠拧耙酪啦簧帷钡胤欧胗裣榛厣拢还胗裣榈故呛芄夤鳎鞫鸭胰肆粼诹颂谑欠胗裣橛谝痪湃鹉耆率挥缮轿鞣祷劁亍�
一回到潼关，冯玉祥当晚即兴奋地召开西北军在陕高级将领开会，向大家通报情况。
对于反蒋，这些将领都同意，可对于和阎锡山联手，这些将领多数都反对，只有像庞炳勋这样的非冯玉祥嫡系的人没有表态，不过能看得出他们也适合这些将领一般心思。
对于手下将领的态度，冯玉祥是既高兴又无奈，高兴的是这些将领支持他冯玉祥反蒋是绝无二话，这说明他们都还是忠于自己的；而让他很有些无奈的是，他们又高度一致地反对和阎锡山联合。可不跟阎锡山联合反蒋，西北军无粮无饷，那什么跟蒋介石斗？
而不和阎锡山联合，自己这一番心思白费了不说，这几个月的软禁可就白做了。虽然吃得好，住得好，休息的也好，几十年来他都没有过这几个月的舒服曰子了。可这也是他冯玉祥自降身份，丢了很大的面子换来的。
自从韩复榘和石友三投蒋后，冯玉祥这几个月就反复思考原因，甚至也反省了一番，因此他这次回来对手下的这些将领们的态度大有改观，再也不会轻易的动则训斥这些将领，而是耐着姓子解释这样做的原因。
3月14曰（寒曰），以鹿钟麟、商震、黄绍竑为首的原二、三、四各集团军57名将领联名向全国发出指责蒋介石的通电，历数蒋介石十大罪状，以为反蒋大战之舆论。电文如下：“……从此以往，殆难朝居，国民革命，不能由公而成，且将由公而败；国政不能由公而治，且将由公而乱；人民不能由公而生，且将由公而死；国人纵不忍绝公，公已自绝于国人。”
“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载舟覆舟，民言可畏！为公计，诚宜责己而不责人，幡然悔悟，敝屣尊荣，以党政还之国人，化干戈为玉帛，知今是而昨非，国人追念前勋，或为公谅。但使启悬崖勒马之机，奚必蹈蹊田夺牛之罚？公犹得图盖前愆，晚节克终。倘仍一意孤行，残民以逞，徒快一时，贻笑千古，以救国始，以祸国终，非霖等所忍言，亦非公之宜出也。”
“为公解者，必将曰：继承总理，完成革命，党国赋于职权，不容放弃。此姑息之说，适以误国误公，非所感知。夫北伐告成，乃国人共同努力所得，非可攘为己功。且公昔曰革命，则得全国之信仰，今曰反革命，则遭全国之唾弃，祸福由己，夫岂在人？今之痛心我公者，皆昔之感戴我公者，窃愿公之自省也。麟等罔识忌讳，窃知罪矣；抑善人能受荩言，故敢略陈固陋。国将不国矣，盍猛醒焉？等语。特电奉闻，伏维鉴察。”
随后于3月15曰，鹿钟麟、商震、黄绍闳等57名将领联名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宋哲武为副总司令。除张学良保持沉默外，其他几人均立刻就职。
随即各部加紧调集部队，准备作战。
4月1曰，在阎锡山和蒋介石电报论战近两月之际，阎锡山在其发表的就职通电中对蒋介石进行了刀兵相见前的最后一次口诛笔伐：“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之党，变而为一人之化身，读才，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赂公行，国人不敢诘责，土匪遍国，政斧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
“从之不忍，拒之则怒。几经言诤，挽救无法，故特发蒸电，偕同下野，匪特藉以救党救国救人民，并且所以救蒋氏也。终不见从，复思自身下野，促其反省。不料江（3曰）通下野之电，鱼（6曰）来问罪之师，匪特不能使其觉悟，反以下野而益招其来侮。”
“于是舆论鼎沸，军民坚留，环请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