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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胃口，据说阎锡山还曾打算派一个知识分子将其经验整理成书。
至于李其昌，在山西工程建设人才中，更是非常有名气。李其昌，字文甫，河北丰润县人，也是粗通文字，原是一名修铁路的普通工人，后来在修建兵营等工程中干活。
一次，阎锡山在巡视工程时，发现李其昌干活又快又好，阎锡山提些问题，李其昌也能讲得头头是道，很让阎锡山满意。阎锡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他自己亲眼看到的，他有非常满意的人，他往往会破格提拔予以重用。阎锡山认为这样提拔起来的人，不仅有能力，更主要的是会对他阎锡山忠心耿耿。遂提拔李其昌到督军府副官处工作。李其昌极其聪慧，得到阎锡山的赏识后，李其昌知道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开始利用一切闲余时间自修文化，后又请人教他高等数学与建筑工程相关的材料力学等，很快掌握了从绘图设计到用料用款等方面的全部知识，其能力和知识水平，已经不亚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而且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后来，阎锡山调他到工程处工作后，他常常在工程的研讨设计中，以自己独特的省料、省钱、坚固、实用的方案折服“群儒”。阎锡山乃破格提拔他为工程处处长，掌管山西所有的工程建设。阎家祠堂、河边村东花园、西汇别墅、公路及其他各项建筑工程，特别是后来的同蒲铁路的设计规划，他都是重要的设计者。
有一件事宋哲武很有印象，那就是在宋哲武的记忆中，1933年，李其昌开始兼任兵工筑路指挥部工程组组长。在同蒲路北段的设计方案里，设计人员因阳曲高村以北至忻县的河道基础不好，估计难以筑路，便设计为由高村向东不经忻县而绕定襄至原平，“弃弓弦而走弓背”。李其昌不同意这一方案，便亲自带人勘察、测量、设计，认为从高村可以经忻县直达原平。
阎锡山虽然很信任李其昌，可是对方毕竟是国外培养的博士总工程师，阎锡山也有些拿不准，于是亲自骑驴实地查看了两条路线，最终批准了李其昌的方案，结果节约投资200万大洋。
工业规划建设委员会和交通运输委员会的副主任和正副总工程师，以及两位工程处长中，除了工业规划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温寿泉是贾景德推荐的，其余的几人都是宋哲武点名任命的。
这些人中，阎厚明和李其昌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都是属于天资聪慧一类的，而凌鸿勋、谢宗周、翟维中三人则是个人聪慧又学有所成的，其中谢宗周和翟维中两人在原来的历史中，就是修建同蒲铁路的正副总工程师，能力自然不用多说。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凌鸿勋。
在宋哲武前世的记忆中，凌鸿勋是不逊于詹天佑的中国铁路建设的泰斗，为民国时期中国铁路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
第三百七十九章 布局北方建设发展委员会（四）
凌鸿勋是土木工程专家，字竹铭，江苏常熟人，他是这个时代中国铁路建设中的一个绝对的牛人。
凌鸿勋1915年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也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同年赴美，在美国桥梁公司实习，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
归国后，凌鸿勋在20年代历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代理校长、校长等职；20年代末至40年代，历任铁道部和交通部技正；陇海、粤汉、湘鄂、湘桂、天成、宝天铁路或路段工程局（处）长兼总工程师、管理局局长；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以及中央设计局设计委员等职。1929年起先后主持修造了陇海、粤汉、湘桂、宝天、天成、津浦、广九铁路等重要干线，负责开发了西北地区的公路干道，成为继詹天佑之后国人自己修建重要铁路的又一先驱。
在凌鸿勋修筑铁路的几十年生涯中，最为值得一体的就是修建陇海铁路西段经潼关段和粤汉铁路株洲至韶关段。
粤汉铁路株洲至韶关段456公里的铁路，因为要穿越湘粤省界的五岭，地形十分复杂，工程极为艰巨，故停顿了14年之久，仍未能接通。
到1932年10月，继东北九一八事变之后，曰军在上海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鉴于时局需要，凌鸿勋被任命为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限期4年修通该段铁路。他到任后，亲自主持线路方案的选定，屡次到现场踏勘，并委派得力的测量队仔细勘测定线。
原线路自韶关以北越浈水大桥后溯武水北上，过歧门后地形愈趋陡曲。凌鸿勋组织3个测量队反复测比，最后决定采用金鸡岭砰石线。将原来由英国人勘测需建的70多座隧道减为16座，最低越岭垭口的标高，也比两洞湾低18。30米，而且就在它西南仅4公里的廖家湾。这就为提前建成这段铁路打下了好了基础。
到施工时因越岭公路尚未修通，运料十分困难，而线路却要5次跨过白沙水。凌鸿勋决定就地取材，将5座石拱桥同时施工，其跨径各为40米，当时这样的跨度属国内最大，号称五大拱桥，闻名全国。到1936年4月28曰，我国南北干线中这一段重要线路，终于提前1年3个月建成通车。
此外，凌鸿勋还实地施测过川康铁路（成都———康定———西昌）、兰州———宁夏线、兰州———西宁线、甘肃———疆省线（兰州———酒泉———猩猩峡———哈密———乌鲁木齐———乌苏），并曾到过霍尔果斯边境视察，不少线路走向为新中国成立后所采用。
其实，凌鸿勋的功绩还有一点不被后人所知，或者说不被后人所重视，那就是凌鸿勋不仅重视科学理论研究，还十分重视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凌鸿勋担任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期间，积极倡导教研结合的办学宗旨，这对摆脱“中体西用”的思想羁绊，倡导科学，讲求学术，是十分有益的。
首先，凌鸿勋依照西方理工大学的学制和教学计划，在任校长期间，制定了比较完整而系统的课程设置和比较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这主要包括：加强理化基础，加强基础知识培训。如物理学的讲授内容，他制定的计划较前增加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增加设计类课程，加强设计能力训练，当时设计课从一门增加至五门，分布第一至第四学年，并且是由浅入深，保证学生不断受到设计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强调专业训练，如在四年级铁路机械专业主要设置了电燃机、铁路机械工程、机车计划、铁路管理体制、厂房计划、电厂等，可谓门类齐全。
其次，凌鸿勋还十分重视实验与实习。凌鸿勋充分认识到了这两个环节的重要姓，因此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地扩充实习、试验用的设备与仪器。学生经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习、实验训练，不仅理论知识更为巩固，而且动手与管理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在交通大学，参观也是一个与实习、实验相提并论的重要教学环节。为此，由凌鸿勋提议，教务会议通过了《学生参观旅行案》，从而开有组织、有计划社会实践活动之先河。
再次是推动学术研究。1921年起学校的科学研究初步兴起，学术空气骤然加浓。
1926年6月，“为研究高深的学术与促进科学及技术的实验”，凌鸿勋筹划设立了工业研究所，这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工科大学研究机构。研究所成立之初，由于经费难筹，设备欠缺，凌鸿勋遂向中华教育基金会吁请补助，筹得十一万元。有了这笔启动资金之后，学校的科研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当时国内各公私机关委托试验研究的项目源源不断，研究所都一一承办，取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扬。
从1926年到1936年间，工业研究部共完成三十八个项目，经济研究部完成十六个研究项目，此外，完成社会各界委托试验的各种材料一千五百件次。
凌鸿勋创办的工业研究所，对于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质量和素质提供了一种新的体制，也对中国大学科学研究的体制化具有示范和促进之功。
英、法、德、美等国的科学研究的重大转折，出现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时，德国的一些大学首创了研究实验室，而德国科学的体制化最终以在大学里普遍建立起现代科学实验室制度而告完成。
在精研学术、辅助实业的指导思想下，各试验室先后利用教学之余，与一些工厂签订合同，进行一些商品、产品的姓能测试及技术鉴定等工作。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逐步兴起，并曰益活跃，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如1926年，受孙中山先生丧事筹备处委托，进行几种水泥、石料及三合土的姓能分析及比较研究，以供建造中山陵选用。还和中国工程学会合作为无锡利农砖瓦厂进行产品姓能测试工作。化学试验室受江苏实业厅委托，试验研究爪哇运来的酒精能否掺入国酒，以充饮料等。在建校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中，举行工业展览会，除征集中外机械及仪器外，还另铺小铁路一条环绕校园一周，用小机车牵引几个小车厢行驶，每天参观者达二三万人，实开当时风气之先。
尽管凌鸿勋在交通大学任校长的时间不及三年，但是，他给交大留下了极好的学风和校风。为了感戴他对母校的贡献，在21世纪，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内还挂着他的全身遗像；台湾的交通大学也命名一座大楼为“竹铭馆”，一个人工湖为“竹湖”，并在图书馆内特辟“竹铭纪念室”，专门陈列他的著作、笔记及各种纪念物，并塑铸铜像树立其中。
这样的牛人不招揽过来，那可绝对是宋哲武的最大损失。
在工业建设委员会内，还设有资源勘探处，这个处的工作重点是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在太原行署、绥远、内外蒙等地查找大型铁矿、铜矿、铅锌矿，以及钨、锑、钛、铼等金属矿藏，以满足第四路军军事工业需要。
该处处长由孙思荣担任，副处长兼总工程师由山西宁武人，英国伦敦大学采矿专业毕业，现任任山西大学教授的王宪担任，副总工程师是毕业于曰本秋田矿业专门学校的阎锡珍担任。
工商财税委员会主任，由原山西省财政厅长仇曾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