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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筑路民工，开山劈岭，挖土运石，全凭一双手。有的 使錾子、锄头；有的用木杠、扁担，施工劳作原始而艰巨。在修 造川陕公路时，为赶在限期内完成，百万筑路大军以马灯照明，顶 风冒雨，挑灯夜战，抢时间争速度。
在抢修川滇路时，正值严冬。工地又多在深山峡谷、悬崖绝 壁之中。民工们攀崖开凿，开山放炮，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在 全民抗战的激流中，数十万民工拼命大干、苦干，雄壮的歌声在 深深的山谷回荡：修公路，打日本；大家努力，一齐向前。
……
到1940年底，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先后竣工。
在修建公路的同时，国民政府根据中国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 实际情况，成立了驿运管理局。各省、各战区亦于1940年中期， 先后成立了驿运管理处。
驿运：原始的非机动车辆的陆上运输。
在鄂西北，战时的湖北省政府，在李宗仁的请求催促下，责 成驿运处组织工程师，专门研究，决定开辟鄂西北驿运通道。在 技术人员的严格督导下，工程进展迅速。于1940年底，在鄂西北 地区、长江两岸的丛山峻岭之中，共开凿了两千二百四十公里的 驿运大路，将近在咫尺，千年隔绝的鄂西北山区各要点和城镇，连 成了一片，对抗战期间长江方面的军运、民运发挥了极大作用。
公路、大道开出了不少，但汽车却成了宝贝疙瘩。从1944年 3月15日四川省公路总局向重庆政府交通部的报告中，我们不难 想像当时交通运输的艰难状况。其报告如下：全川公路总共五万六千公里。客车共220辆，内中缺零件待修者45辆，报废者85辆，可用者仅90辆。
这就是全省的客车情况！
同日，重庆的《中央日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报道了一则上 “中央”级报纸的大喜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创制桐油发动机行 驶汽车成功！”
1942年12月15日。
四川省省会成都爆出一个令人们惊喜的冷门：“成都市公共汽 车经数月筹备，装置木炭车四部，今日试行通车；路线为东门车 站至西门车站。”
一个省会的公共汽车公司，仅四部木炭车！
据蒋介石的苏军总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所著《中国国民 革命军的北伐》一书上说，当时，由于油料断绝和国际封锁，国 民政府中只有蒋介石一人才配有专门汽车。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军 法执行总监部，是一个与军令部、军政部平级的单位，却没有配 一辆汽车，部里也无钱购买，只有该部总监何成浚上将每月有一 百八十元车费补助，而当时的米价每石一千多元。
日军“截断”作战之后的重庆政府的情况是：铁路不通，飞 机没有，水运有敌机轰炸。汽车没几辆，没有来源补充，用坏一 辆少一辆。
此时，中国还不能自己生产石油。
以汽车制造工程师高国恕为首，组织了中国煤气机制造厂，研 制用汽油汽车改装成木炭汽车。所谓木炭汽车，就是把固体燃料 放进特制的煤气炉灶内烧。使之产生煤气，推动发动机运动。在 改装试制过程中，由于煤气爆炸，高国恕面部被烧伤，头发、眉 毛被烧了个精光。
木炭车，每行一步都淌着中国抗战的辛酸泪水。
木炭车试制成功了。它首先在鄂西北前线的山道颠簸着行走。 接着在陪都重庆，在成都，在川东、湘西，在许多抗日的战场上 都有这种车颠颠簸簸地、缓慢地、艰难地爬行。
一次，在鄂西前线运送物资，突遭敌机俯冲扫射，木炭车被 敌机打了几个大洞。司机用布条将那些洞扎住，又朝前开。
湖北省代理主席严立三及其省府大员们，坐着木炭车从鄂西 经川东、湘西，前往湖南衡山参加军事会议。蒋介石和陈诚等人 围着木炭车东瞧瞧西看看，好生稀奇。蒋介石摸摸自己精光的脑 袋，翘起大拇指连说几个好。后来，陈诚到恩施就任第六战区司 令长官兼鄂省主席，也坐着木炭车到四川、湖南、江西、福建、贵 州等地公干。
与木炭车同辈的还有桐油车、酒精汽车等。它们恰像中国人 的不屈不挠性格，载着沉重的抗战物资、士兵、伤员和将军，在 燃烧的长江两岸战场上，在险峻的军用公路上，顽强地、颠颠簸 簸地向前挪行！
西南的水路运输也是令人心酸的。
1938年以后，纵观全局，横卧于川东南的长江主干道，仅万 县至沪县段可通航。以民生公司为首的数十条火轮，如果在白天 航运，就必遭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一次，一条火轮运货去巫山 县城外。几架敌机从神女峰脚下顺江而来，迫着轮船扫射轰炸。最 后，竟将一颗炸弹投入那条火轮的烟囱里，将其炸沉。
川江的航运，只能偷偷摸摸进行。白天靠岸或驶进港叉间 “猫”起来，夜间冒险航运。因此，触礁翻船，人货尽沉江底的惨 痛事件，屡有发生。
长江在四川段，北有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和岷江。南 有乌江。但是，这些纵横于蜀国大地的大江大河，当时几乎都不 通航。条条江河，尽是两岸峡谷陡立，河床多呈“V”形。一进峡 谷，河道骤窄，河槽幽深恐怖；出峡谷则江面宽阔，河床水浅。江 水落差很大，峡谷险滩密布，白浪滔天，山谷震动。
为了支撑抗战时局，必须开发水上交通。重庆政府责成交通 部、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等单位，会同川、鄂、湘、黔、滇 等省水利局和民生公司等，组成联合勘察队，对四川各条江河进 行勘察，提出开发、建设的报告。在此基础上，分别组织人力物 力，对乌江、嘉陵江、金沙江等进行突击整治，采用轰炸暗礁，凿 掏险滩，修建坝、闸、绞滩站设施和开拓纤道等办法，疏通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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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后，为了赢得四川民众的拥护，把四 川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做出一副要把第二故乡建成经济实力雄 厚的抗战复兴基地的姿态。但是，他遇到的麻烦肯定不小于当委 员长。
战时首都，大量涌进的难民、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其他 人员，以及留川军队和各战区大部队人员的供给，加上日军四方 八面封锁和连年干旱，吃饭成为第一难题。
蒋介石就任川省主席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数万名从陕西翻越 秦岭来到川北的难民的吃饭问题。蒋介石指示四川省难民赈济委 员会将少壮者分别送往昭化、广元、剑阁、苍溪、阆中、梓潼、绵 阳、巴中、通江、南江等十县，安置在集体垦殖农场劳动；对老、 弱、病、残、丧失劳动能力者，由广元县专设一个收容所来收容。 几天之后，又一批黄泛区难民一万五千多人，由秦岭源源不 断进入川北。蒋介石又一次硬着头皮，拨出钱粮扮演“大救星”的 角色。他叫川省难民赈济机关，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黄河灾民配 运站，每站都架起若干口大铁锅，煮出大桶大桶的稀饭，灾民随 到随吃。然后在配运站住下集中。由配运站将难民们分别送往通 江、南江、巴中三县安排生产。
蒋介石就任川省主席不到两个月，来川难民已近十万，吃喝 拉撒，搅得他不得安宁。于是，便在省府内成立垦务委员会，专 门负责将来川难民统筹安排到指定地方垦荒屯田，生产自给。垦 务委员会在四川划定两大垦殖区：第一区，雷波、马边、屏山、峨 边、犍为、凉山；第二区：松潘、理番、栾功、清化、汶川。两 区计划开垦土地二十四万亩，可收留难民数万人。
中赈会还在成都、重庆、合川等地开办赈济工厂若干座，将 四川各县收容的难民中有工作能力者选择入厂工作。
这些措施虽然暂时安顿了无家可归者，但却加剧了整个大后 方粮食的紧张。在蒋介石任川省主席第五个月时，康定等地的米 价一下上涨了一倍。
1940年2月4日。
四川绅粮代表严昌龄、李伯申、邵从恩等十九人，联名致电 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财政部，对四川省府当年预算高达一 亿元以上提出抗议。电文说：仅田赋一项，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绝大之痛苦；而各县随粮附加，比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请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苏喘息。
同月7日，四川各县旅省同乡会联合办事处又分别致电蒋介 石、国民参政会、行政院及省府各单位，申诉川民不堪再增负担， 呼唤核减省府预算。
这些电报、抗议，都是针对省府的预算而来，作为省主席的 蒋介石当然明白，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川民众对他的重税进行 抗议。
3月13日。
成都地区米价暴涨，高价米也很难买到。民众难熬春荒之苦， 遂发生了抢米事件，军警前往抢米现场武装镇压，曾打死打伤不 少无辜的市民。
蒋介石在重庆得到报告，觉得问题严重。天府之国，沃野千 里，历来是有名的米粮仓。蒋介石原来也希望以川西坝子的米粮 仓为后盾，建立抗战复兴基地。哪知，现在米粮仓里头却闹了粮 荒。蒋介石思前想后，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也不相信成都地区会 缺粮吃。最后，他认为这绝不是真闹粮荒，而是个别商人利己思 想严重，在故意捣鬼。于是，他马上给成都行辕主任兼省书秘书 长贺国光和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去电：据报成都米价陡涨，确系好商大贾囤积居奇抬价，应即查明，不许再有囤米，买卖“仓飞”交易。
贺、邓二人在处理抢米事件中，虽然也采取强硬手段查禁打 击囤积的商人，但是，商民手中的米谷确也不丰，用行政手段也 无法把米价平抑下去，饥饿的人群到处抢米的事件仍在各地发生。
蒋介石决定在省府设立物价平准处，采取更加霸道的强硬手 队取缔囤积居奇，推行平价购销。5月19日，又令省粮食管理 委员会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