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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决定在省府设立物价平准处，采取更加霸道的强硬手 队取缔囤积居奇，推行平价购销。5月19日，又令省粮食管理 委员会普查全川粮食，以便摸清底数，稳准狠地打击不法粮商，并 规定所有粮商，凡存谷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留二成待必要时由 政府平价收购外，其余的限令在四个月内将粮全部出售给市民。
这一措施丝毫也未缓解市场粮食紧缺的问题，而且粮价还较 以前更加凶猛地上涨。
粮荒风潮席卷着巴蜀大地。
9月3日。
为了解决粮荒问题，稳定后方，蒋介石改组了省粮食管理局， 选派得力人员充任局长、副局长。在省粮食管理局内特设粮食供 应处。同日，以省府名义下令各县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负责管 理县内粮食调查、征购、平息粮荒风潮。还明令各县县长兼任粮 管会主任。
蒋介石的措施虽然强硬，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天不作美，旱灾 严重，粮源枯竭。这年秋收，川粮欠收，产量锐减，粮荒像洪水 猛兽似地扑来，谷价飞起咬人。军粮和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用 粮四处断源。全国粮食管理局只得再在四川这只“瘦羊”身上剪 毛，增加四川的定价派购黄谷四百五十万石，以解燃眉之急。然 而这样却更加剧了四川的粮荒风潮。
9月11日。
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坐卧不安，遂发表了《为实施粮食管 理告四川省同胞书》，严令各地迅速杜绝藏粮不售现象，并向全省 人民发出呼吁，体谅国家困难，发起踊跃捐献军粮的爱国运动。
呼吁人民献军粮，实际上是蒋介石向人民乞讨军粮。
10月1日。
成都地区的米价涨至每石二百元。
10月31日。
四川临时参议会第三次大会发表宣言：当前第一严重事态为粮食问题。自春涉夏，粮价激增，生活高涨，人民咨叹。然一加平抑，则流通阻塞，黑市暗流，米荒之象，弥以滋甚。其次则为物价问题。一面感于物品之不给；一面迫于通货之增发，游资泛滥，所在居奇，物价膨胀，亦失常度，民生国用，动感困难。再其次则为财政问题。据财政当局报告，截至现在实施结果，除第二预备金用尽无存，复追筹补充外，尚差1000余万元。至于民国30年度预算，赤字达9000余万元……
四川省全年岁收仅为六千八百万元。
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头昏脑胀，而且这风潮将越来越猛。他 无法再纠缠在这“搞吃的”的事务中，便于1940年11月15日， 宣布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务，而由他的亲密伙伴张群继任。
12月中旬，大后方食盐供给基地自贡的盐业工人，因物价暴 涨，影响到正常生活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1941年初春，成都市各私立中等学校，因物价高涨而宣布增 加学费。
1941年元旦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凡囤粮二百石以上拒不抛 售者，予以没收。
1月4日，四川省府严令登记存粮。各县检查报三百石以上的 囤粮者，由政府收购，再低价出售给市民。
4月24日，四川省府以异常强硬的态度，发布粮食管理的五 种办法：（一）粮食买卖，必须集中在指定市场。未经获准之商人， 不得经营粮食业：（二）粮食运输，由绥署及沿途警察、保安团队 保护；（三）所有粮食（包括农户余粮）必须登记；（四）凡由县 派令出售粮食供应市场之粮户、农户，必须照量售出；（五）凡隐 匿不登记之粮食，一经查出，即予没收。
重庆国民政府先后决定，对陪都重庆和川省大中城市的居民、 国家公职人员、教师、学生及其家属的粮食和其他主要的生活必 须品煤、油、盐、布等物资，实行公家计划定量供应。同时，宣 市粮食由中央直接统管，在这一问题上，重庆国民政府跟历代封 建统治者一样，寄希望于暴君秦始皇发明的中央大一统的集权来 度过难关。
6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宣布：自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 赋一律征收实物（黄谷）。政府要做到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
1942年8月1日，鉴于政府收粮困难，蒋介石电令四川省府， 督饬各级行政长官一律在征粮期间下基层，向地主农民灌输国民 党的收粮政策，指导乡长、保长、甲长向农民收粮。规定：凡阻 挠征购及从中舞弊者，不论地位高低，督粮委员有权将其送交军 法审判机关，就地军法从事。以期保持保甲长们的所谓廉洁。 粮荒警报一直在叫，1943年5月时，四川米价已高达每石一 千零二十元。成都光华大学的学生们因此吃不起饭，集体请求校 方减低学费，救济生活；校方又集体向中央教育部请求救济补助； 教育部又找谁救济呢？
粮食成了大后方第一金贵之物，城市饥民因有公家保持低水 平的供应，又在警察的警棒和枪刺的教导下，暂时平息了抢粮事 件，但在广阔的乡村，那众多无人“供应”的饥民，就常常铤而 走险，拦路抢粮。通往各战区和地方征粮送粮的路上，还经常发 生盗匪袭扰事件。1943年6月3日。川康绥靖公署专门就此召集 各地部队长官开会，布置武装护运公粮的任务。并将重要粮道，划 分为若干区段，分派部队负责押送。
1943年11月10日。
重庆国民政府粮食部宣布实行粮食公仓制度，所谓公仓制度， 也就是动员农户把粮食象存钱一样，存到“公仓”里去。“公仓” 对农户所存之粮，实行水火兵盗保险。
粮食变成了货币。
1944年，大后方四川已有一支两千万人的灾民大军。成都、重 庆每日饿死于街头无人收尸者，平均在十五人以上。这年9月，四 川米价最高达每市石四千八百元。
大后方民众生活艰苦不言而喻。大后方的军队和一般政府人 员的生活同样难以过下去。
1942年1月19日，中国陆军大学特六期学员夏鼎新等人，写 信给军委执法总监何成浚上将，述说在校吃不饱饭之苦，请求补 助。
1942年2月2日，中央内政部参事包惠僧，因其家人口多，陪 都米价昂贵，难于糊口，四处求人说情开后门，要求到生活较好 点的战区去工作。
1942年3月14日，少将参议兼中央考核委员会少将委员黄 格，专门来找老熟人何成浚将军，求他写封信给陈诚，让他到六 战区去工作。何问黄为什么要去前线，黄说陪都生活太苦，想到 前线去拼将一命，吃碗饱饭，其他绝无侈望。何将军在日记中写 道：“中央各机关人员，日日为柴米油盐所苦，不能专心致力于其 职务者，实在十之八九以上……近以一般人生活艰窘，窃贼特多。”
军委会军政部副部长张伯璇的两套旧西服和两双皮鞋被小偷 偷去，派人立案清查，不久破了案，原来，小偷竟是军委会政治 部里一个中校级部员，问其原因，那位当了小偷的统帅部中校部 员说，家里负担大重，物价飞涨，工资又低，无法生活，不得已 而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
10 1943年隆冬。
凛冽的雪风顺着峡江刮来，空气也象被冻凝固了。
一位体魄伟岸的老军人，身着洗得泛白的棉布军装，从朝天 门码头高高的石阶大步走到江边，蹬上一艘浅水火轮。小火轮一 声汽苗拉响，溯江而上。小火轮载着他先后到江津、白沙、内江、 隆昌、自贡、乐山、沪州，以及新津、成都等二十余县市。每到 一处，那位高大的老军人，都要召集当地各界民众大会，即席发 表演讲，或唱或说，激情满怀。他还亲手挥毫作画书字，在街头 上摆摊义卖这些字画，并当场将义卖的钱捐献为抗战之用。
他，就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
冯将军自从1937年下半年以后，基本上处于“二线”，在重 庆深居简出，很少过问实际事务。到1943年，经济的枯竭压得蒋 介石喘不过气来，几百万军队和漫长的长江战线的军费，实在挪 用不开了。冯将军再也看不下去了，发起组织国民节约献金救国 运动总会，自任总会长。
大后方的民众，也像这连年干旱的土地一样，“油水”早被战 争给榨干了。仅以四川的公债为例，从1937年9月第一次认购救 国公债一千九百多万元开始，已先后认购、发行过“建设”、“军 需”，“兴业”、“同盟胜利”等各种战时公债数十种，每次多在一 亿元以上，有时一月发一种。如1940年5月才发放了建设公债一 个亿，8月又发行兴业公债一个亿。而那些名目繁多的税款和抗战 捐款，就更是压得老百姓叫苦不迭！
再以献机捐款为例：1938年4月，重庆儿童发起捐购“中国儿童号”飞机运动。
1941年2月，航空建设协会四川分会发起捐款献机一百架运 动。
1942年2月，重庆市民众捐款购买滑翔机一架；中国电 影制片厂捐购“中国电影号”滑翔机十架。
1942年3月，重庆和川东数县、市青年捐购战斗机一架，滑 翔机二十架；成都青年捐购滑翔机一架。
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斗机二十架。
1943年初，航空建设协会发起一元献机运动，计划购机三十 架。
1943年3月，重庆妇女界发起捐购“妇女号”飞机运动。
1943年4月，国民兵团第二次献机运动，捐购驱逐机十架。
其他还有“记者号”、“报人号”，等等献机运动……
在合江县城召开的献金大会上，冯玉祥对着万头攒动的民众 慷慨激昂他讲着：“同胞们，倭寇说三个星期即可灭亡中国，三个 星期之后，又说三个月可以完事，三个月又过去了，他们又说至 多半年，一定灭亡中国。现在，中日战争已经六年多了，我们还 在自己的国土上生存着！这是我们前方几百万将士同敌人拼死故 斗的结果！
“可是，我们前方的将士，还穿着草鞋，有的还赤着双脚，扛 着单发步枪，同凶恶的日